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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title="自己人。(一)莫斯科的友人们——酒席上的谈话——西欧派(博特金,列德金,克留科夫,叶·科尔什)"><strong>(一)</strong>莫斯科的友人们——酒席上的谈话——西欧派(博特金,列德金,克留科夫,叶·科尔什)</h3>
波克罗夫之行,在那儿度过的安静的夏季,成了我们莫斯科生活中意气风发、生动活泼的那个优美阶段的开始,它延续到我父亲去世,也可以说,到我们出国为止。
在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的紧张不安的情绪消失了,内心的风暴平静了。痛苦的自我解剖和互相解剖,这种对不久前的创伤所作的不必要的指摘,这种对同一些不幸遭遇的反复议论,现在也已结束了。相信自己并无罪愆的思想,经过这一番波折之后,使我们能更严肃、更正确地对待生活。我那篇文章《由一出戏想起的》1,就是我那段痛苦经历的结束语。
警察的监视是唯一的外来压力;我不能说它很严重,但是意识到有一根警棍随时可以打到我的头上,这感觉总不是愉快的。
新的友人对我们的接待比两年前热烈得多,也好得多。站在他们前面的是格拉诺夫斯基,他在这五年中居于领导地位。奥加辽夫几乎常年都在国外2。格拉诺夫斯基成了他的替身,我们应该为当时那些美好的时刻感谢他。这个人身上具有一股伟大的爱的力量。我与许多人在观点上更为一致,然而与他更为亲密——这是出自灵魂深处的一种感觉。
格拉诺夫斯基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忙,大家在辛勤劳动,有的在大学讲课,有的写论文和编杂志,有的研究俄国历史。这个时期是我们以后所做的一切的开始。
我们早已不是孩子了;1842年,我已整整三十岁。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活动会把我们带向哪儿,但是我们没有停止。我们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地走着我们的路,我们的步子是安详的,沉着的,它是经验和家庭生活熏陶的结果。这并非表示我们老了,不,我们依然那么年轻,正因如此,一些人在走上大学讲台的时候,另一些人在发表文章或出版报纸的时候,每天都冒着被捕、撤职和流放的危险。
这类天赋不凡、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纯洁无疵的人,以后我在任何地方,不论在政界的顶端或文学艺术界的头面人物中,都未曾遇见过。我跑过不少地方,经历过各种生活,结识过不少人,革命还把我带到了号称最为文明的国土,但是凭良心说,我还是没有改变我这观点。
西欧人最后形成的那种孤芳自赏的个性,起先我们觉得它与众不同,继而又发现它片面单调。他们始终踌躇满志,他们的自负使我们气愤。他们从不忘记个人的得失,他们的处境一般并不顺遂,心力大多花费在生活琐事上。
我并不认为,这儿的人从来就是这样;西欧人不是处在正常的状况——<em>他们正在退化</em>。没有成功的革命风起云涌,没有一次能使他们脱胎换骨,然而每一次都留下了痕迹,搅乱了人的观念,于是历史的潮流顺理成章地把污浊的市民阶层推上了主要的舞台,挤走了被铲除的贵族阶段,扼杀了民间的幼苗。谢天谢地,市民精神与我们不能相容!
我们无所用心也罢,精神不够深邃,行动不够坚定也罢,教育方面太幼稚,修养方面太贵族化也罢,但是我们一方面既更懂得生活的艺术,另一方面也比西欧人单纯得多,我们不如他们那么与众不同,然而比他们更全面。我们这里有识之士不多,但这些人才华横溢,气度恢弘,决不受任何局限。西方却完全不同。
那儿,即使气质上与我们最为接近的人,我们接谈之下,也总感到格格不入,找不到共同的语言,无法统一。他们这种固执己见和不由自主的隔膜态度,使我们不由得对这个业已定型的世界感到无能为力。
我们之间理论上的分歧恰恰相反,它提高了生活的意义,促进了交换思想的需要,使我们的头脑更活跃,步伐更迅速。我们是在这种互相争论中成长的,它实际上增强了我们小组的<b>凝聚力</b>3——这是蒲鲁东对机器劳动所作的出色说明。
我怀着眷恋的心情,要谈一下这个时期,这是同心协力、慷慨激昂、和衷共济、英勇斗争的时期,也是我们青春时代的最后几年!……
我们的小组人不多,常常在这个或那个人家中,特别是在我的家中集会。除了谈笑逗哏、吃喝取乐之外,这成了交流思想、消息和知识的最活跃、最迅速的场合。各人把读到听到的公诸同好,通过辩论统一认识,使一人之所得变成众人的财富。在任何知识领域,文学艺术的任何方面,没有一个重大现象会不引起我们中某一个人的注意,并被立即传达给大家。
我们的集会的这种性质,正是那班愚钝的学究和迂阔的文人所无从理解的。他们只看见酒肉,其余什么也看不见。宴饮是生命力充沛的表现,拘泥小节者往往是枯燥无味、自私自利之辈。我们不是僧侣,不能过隐士生活,酒酣耳热,豪情满怀,更促进了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成就不会比那些在科学后院从事苦役的君子们逊色。
朋友们,无论是你们还是那个光辉灿烂的时期,都是我所珍爱的;每当我回忆起这些,总是不胜依恋,几乎难割难舍。我们与苏巴朗4笔下那些疲惫虚弱的修士不同,不会为尘世的罪孽啼哭;我们只是同情它的苦难,准备含笑迎接<em>一切</em>,对未来的灾祸毫无畏惧。整天哭丧着脸的苦行僧,我总觉得可疑;如果他们不是矫揉造作,他们的头脑或肠胃一定有了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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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正确的,我的朋友,你是正确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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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博特金,你是正确的——比柏拉图正确得多,你不曾在花园中,在游廊上对我们说教,因为我们这儿户外太冷,你是在友好的酒筵上向我们大讲“泛神论的”享受;你说,静观海浪的舞蹈和西班牙少女的舞蹈,倾听舒伯特的乐曲和草菇煮火鸡的香味,能同样得到这种享受;听了你这番高论,我才首次发现,我国语言具有这么深刻的民主精神,可以使香味像声音一样诉诸听觉。
你离开马罗谢卡街是有收获的,你在巴黎懂得了烹饪艺术的伟大,你从瓜达尔基维尔河不仅带回了对脚的崇拜,也带回了对至高无上的小腿的崇拜!6
列德金7也到过西班牙,但他的收获是什么?他游历这个历史上没有法制的国家,却是为的要对普希塔8和萨维尼9的著作进行法学分析,他关心的不是梵坦戈舞和波勒洛舞10,而是巴塞罗那的暴动11(它的结局与任何卡楚查舞12一样,即毫无结局);回国之后,他大讲这次暴动,弄得学监大人斯特罗戈诺夫直摇头,瞅着他那条瘸腿,只是嘟哝什么街垒,仿佛在怀疑这位“偏激的法学家”不是在效忠君主的德累斯顿13,从马车里摔到地上跌伤的。
“真是太不尊重科学了!老弟,你知道我不喜欢这么开玩笑。”列德金板起面孔说,其实根本没有生气。
“这很……很可……可能,”叶·科尔什结结巴巴地回答,“可你为什么要把自己与科学等同起来,难道跟你开玩笑就是不尊重科学?”
“算了,今天没时间谈了。”列德金接着道,便像埋头研读罗特克14全集一样专心喝汤了,但一边却在听克留科夫15讲那些大有古典风味的委婉精致的俏皮话。
这时大家的注意力已经离开他们,集中在鲟鱼肉上。谢普金亲自<em>讲解</em>,看来他对现代鱼肉的研究,比阿加西斯16对上古骨骼的研究更多心得,他一边讲一边眯缝着眼睛,轻轻摇头——他摇头不是左右摇摆,而是前后晃动的。唯独凯切尔坚持原则,对尘世的一切奇迹无动于衷,自顾自吸烟,谈其他事物。
不要为这几行废话生我的气,我不再往下讲了。它们不过是我想起我们莫斯科的酒会,无意之间写下的;我一时间忘了不应该浪费篇幅,因为这些话只对我,对极少几个残存者才有意义。每当我追忆往事,我便不寒而栗——曾几何时,那壮怀激烈的峥嵘岁月,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的拉撒路17们又在我的眼前复活了,但不是带着死亡的气息,而是变得更年轻了,充满着活力。其中一人是像斯坦克维奇一样,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亡故的,这就是加拉霍夫18。
他的话常使我们哑然失笑,但不是愉快的笑,是果戈理有时所引起的那种笑。克留科夫和叶·科尔什的俏皮话和笑料,也像汽水一样层出不穷,但这是精力过剩的表现。加拉霍夫的幽默却是阴沉的,这是一个与自我、与环境经常不能协调的人的幽默,他如饥似渴地盼望安宁及和谐,但看不到出路。
加拉霍夫是在贵族家庭长大的,很早进了伊斯梅洛夫团,也很早退伍,退伍后才真正开始接受教育。他才气横溢,但偏激,感情用事,缺乏思辨能力,往往迫不及待,想一举手解决<em>真理</em>问题,而且是要实用的、马上可付诸实施的真理。他正如大多数法国人那样,不理解<em>真理</em>只能通过一定的方法获得,而且与后者不可分割;真理作为结果,不过是一些公式和原理。加拉霍夫不是怀着谦逊的自我克制精神在探求真理,不论他的发现对他本人如何,他寻找的正是可以给他带来快慰的东西,因此毫不奇怪,真理总是从他任性的搜索中溜之大吉。他便为此烦恼,生气。这类人不习惯于否定和分析,解剖学与他们格格不入,他们要寻找现成的、完整的、定型的东西,那么,加拉霍夫能从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处于尼古拉皇朝统治下的时代,找到什么呢?
他到处摸索,甚至求助于天主教会,但是他活跃的心灵受不了它那阴森的气息,那潮湿的坟墓,那凄凉的监狱似的隐修室。他抛弃了旧的耶稣和新的耶稣——毕舍19,想研究哲学;但它那阴冷森严的前室使他望而生畏,几年中他一直停留在傅立叶主义上。
法伦斯泰尔20的现成组织、严格结构和有些像兵营的制度,如果说对批判的人没有什么吸引力,那么毫无疑问,对那些倦怠的人正是投其所好,他们几乎含着眼泪,要求真理像乳母一样,把他们搂在怀中,好让他们安然入睡。傅立叶主义有一个固定的目的,劳动,共同劳动。一般说来,人们往往乐于放弃个人的意志,只求终止动摇和犹豫。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您今天是想看戏,还是上郊外玩儿?”对方回答:“随便。”于是两人都不知怎么办才好,等待着客观环境替他们作出决定,究竟上哪里。正由于此,卡贝21得以在美国建立他的教区,那个共产主义教派,直属上帝的伊加利亚大寺院。不安静的法国工人,经历了两次革命和两次反动,终于精疲力尽,怀疑开始主宰他们,为了逃避这种精神上的苦闷,他们欢迎新的事物,自愿放弃无目的的自由,屈从伊加利亚的严格纪律,那儿的上下关系决不比本笃会22各大修院的等级制度稍好一些。
加拉霍夫过于有学问,不受约束,不可能完全沉浸在傅立叶主义中,可是它吸引了他几年。1847年我与他在巴黎会晤时,他对法伦斯泰尔所抱的感情,已与其说是信徒对教会的感情,不如说像我们对就读多年的母校,对安度过几年生活的家庭的怀恋。
在巴黎,加拉霍夫比在莫斯科显得更古怪,更有趣。他的贵族天性,他的高贵的骑士意识,处处遭到伤害;他厌恶他周围的市侩世界,正如胃口不好的人见到油腻的食物一样。无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都不能迷惑他;当时的许多风云人物,他往往不屑一顾,非常简单地指出他们的微不足道、唯利是图和自高自大。对这些人的鄙视,使他甚至带上了与他格格不入的民族自尊心的色彩。例如,他谈到他深恶痛绝的一个人,往往通过表情、笑容和眯缝的眼睛,只用“德国人!”这个字概括此人的一生,他的全部生理特征,以及日耳曼种族特有的许多庸俗、粗鲁、笨拙的缺陷。
他与一切神经质的人一样,情绪时起时伏,极不平衡,有时他一言不发,沉思默想,有时口若悬河,慷慨激昂,以严肃的谈吐和深刻的感情令人折服,有时又出其不意,用怪诞的形式引得人捧腹大笑,只消简单的几笔,便把事物勾勒得惟妙惟肖。
复述这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把他讲过的一件事,而且只是一个不大的片断,尽可能传达一下。一天在巴黎,我们谈到了离开国境时的不愉快感觉。加拉霍夫听后,给我们讲了他最后一次回自己领地的经历——这真是一篇杰作。
“……我到了边界,天下雨,地上尽是泥浆,路上拦着一根大圆木,漆成一条黑一条白的。我们得等待,不能通过。这时只见对面来了个手执长矛的哥萨克,骑着马。
“‘请出示护照。’
“我给了他,说:
“‘老总,让我跟你进守卫室,这儿雨太大。’
“‘不成。’
“‘为什么?’
“‘请您安心等着。’
“我想走回奥国的哨所,可哪儿成,刚转身,只见又一个哥萨克站在我面前,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脸像中国人。
“‘不能回去!’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