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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再谈一下凯切尔,这次要详细得多。
从流放回来,我发现他还是住在莫斯科。看来他已与莫斯科结了不解之缘,无法分开了,我简直不能想象没有他的莫斯科,或者在另一城市中的他。有一次他想迁居彼得堡,但住了不满六个月便走了,重又出现在涅格利纳河畔巴扎诺夫的咖啡馆中,向打台球的军官们宣传自由思想,教演员们演戏,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管头管脚地爱护从前的老朋友们了。不错,他现在也有了新朋友,那就是别林斯基和巴枯宁这些人;但是,虽然他也不分白天黑夜教训他们,在心灵深处他还是只有我们。
他那时已将近四十岁,但仍完全像一个老大学生。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的。
从各方面看,凯切尔属于那种古怪人物,这些人是在彼得的俄国的边缘地带繁殖起来的,1812年后尤其多,他们像这个俄国的后遗症,牺牲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它的副产物。他们脱离了那条艰难困苦、光怪陆离的共同轨道,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途径,他们在探索,而且停留在探索中。在这被牺牲的行列中,情况千差万别:他们不全是奥涅金或佩乔林,不全是多余的人,游手好闲的人,也有的勤勤恳恳,但一事无成——他们是失败者。我曾不知多少次想刻画那些与众不同的形象,那些来自生活的独特面貌,但是众多的材料使我感到棘手,我不得不放下了笔。他们决非相似的动物,统一的商品,他们来自不同的模式,具有不同的气质,如果说他们有互相贯通的东西,那么这只是他们的<em>共同灾难</em>。端详一下那灰暗的背景,便可从那里看到在棍棒下的士兵,在皮鞭下的农奴,那流露在脸上的没有发出的呻吟,那驶向西伯利亚的马车,那在这条路上跋涉的囚徒,那剃掉头发的额角,那刺了字的面孔,那头盔、肩章和帽缨……总之,一个彼得堡的俄国。他们的灾难来自它,可是没有力量改变它,也没有力量摆脱它,或者促进它。他们想逃离这个背景,可是办不到,他们的脚下没有土地,他们想呼号,可是找不到语言……也没有肯倾听的耳朵。
毫不奇怪,在这种丧失平衡的状态中,不易产生实际的有用的人,不知疲倦的、勤奋工作的人,却能产生许多奇人怪物,这些人身上有好的、纯粹人的东西,也有同样多的不和谐的、反常的东西。
凯切尔的父亲是器械制作师。他制造的外科用具是有名的,为人也正直无私,但很早去世,留给他妻子一大群孩子和一份败落的家业。他大概是瑞典人出身,因此谈不到什么与人民的真正的、直接的联系,那种从吃奶时起就养成的、随着最初的玩具而俱来的、哪怕在地主府上也存在的东西。外国的技师、手艺人、工匠和他们的老板们,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天地,他们的生活习惯和趣味使他们与俄国的上层和下层都互相隔绝。这些人的私生活往往高尚得多,纯洁得多,不像我们的商人那么粗野专横、荒淫无耻,也不像我们的小市民那么不顾死活地酗酒,更不像我们的官吏那么狭隘、卑鄙,专干贪赃枉法的勾当。然而这些外国人与周围的世界不通声气,他们一开始就带来了另一种作风,另一些原则。
凯切尔的母亲是俄国人,大概正因为这一点凯切尔才没有成为外国人。我并不认为她关心孩子的教育,但非常重要的是,孩子们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也就是说,没有树立任何真正的信仰。如果他们是路德派教徒或天主教徒,他们就会完全德国化,走进这个或那个德国教堂,不自觉地加入某个与社会隔绝的、独树一帜的侨民组织,追随它的教派,拥护它的宗教利益。俄国教会则不同,谁也不会强迫凯切尔进教堂,何况即使他小时常上教堂,它也不像它的姊妹教堂,尤其是那些身处异乡客地的姊妹教堂那样,具有蛛网般的粘结能力。
要知道,我谈的这个时期,根本说不上什么东正教的狂热信仰。那时的教会与国家一样,从不千方百计保卫自己,也不关心自己的权利,这可能是因为谁也不会侵犯它们。大家知道,这是怎样的两头野兽,不会把手伸进它们的嘴巴。然而它们也不会把过路人抓进大门,责备他们背弃正教精神,或者怀疑他们的正统信仰。当莫斯科大学开设神学课程时,老教授海姆1,那位给我们留下了几部宝贵辞典的人,在学校的大礼堂上惶惶不安地说:“俄国这所著名大学的末日到了。”哪怕以马格尼茨基和鲁尼奇为代表的宗教狂瘟疫,那种丧失理智的、煊赫一时的、特务式的、警察式的(与我们的一切一样)宗教狂,也只是像一股凶险的旋风卷倒了落在它手中的人们,便化作形形色色的福季和伯爵夫人而销声匿迹了2。在中学和小学中,教义问答课只是一种形式,是应付考试的,因为考试总是从“神学”开始。
到一定的时候,凯切尔进了医科大学。这也是纯粹外国式的学府,没有太多的东正教精神。在那儿教课的有“正直的基督徒”洛德尔,他是歌德的朋友,洪堡的老师,一位坚定的自由思想家,当时的杰出人才之一,正是这些人使德国上升到了它不敢想望的高度。对于他们,科学还是一种宗教、宣传和战斗,他们本人也刚摆脱神学的羁绊获得自由,对斗争记忆犹新,但他们相信这胜利,并以此自豪。洛德尔始终反对按照菲拉列特的教义问答讲授解剖学。他旁边还有瓦尔德海姆·费谢尔和外科医师希尔德勃兰特,这些人我已在另一个地方3讲过了。此外还有各种德籍助理、实验员、解剖员和药剂师。“听不到一句俄国话,看不到一张俄国脸”4。俄国的一切都退到了次要地位。我们想得起的唯一例外,只有佳季科夫斯基5。凯切尔尊敬地怀念着他,看来他对学生们有着良好的影响。然而直到最近,医科大学仍与其他大学不相往来,那里的学生包括德国人和教会中学毕业生两类,他们不问外事,只知道<em>埋头读书</em>。
但<em>埋头读书</em>对凯切尔是不够的。这充分证明他不是德国人,他寻找的首先不是职业。
他的家庭对他没有特殊的吸引力,从年轻时起他就喜欢独自过活。周围的其他人只能使他感到屈辱和厌恶。于是他拿起席勒的作品一读再读。
凯切尔后来翻译过莎士比亚全集6,但不能清除席勒对他的影响。
席勒非常符合我们大学生的口味。波查和麦克司,卡尔·穆尔和斐迪南7,大学生,当强盗的大学生——这一切是黎明前的抗议,最早的愤怒。凯切尔热血沸腾,感情胜过理智,席勒诗中反映的一切,对话中包含的革命哲理,他是容易领悟和接受的。他废寝忘餐,反复阅读,对他说来批判和怀疑是完全不存在的。
在席勒之后过了几年,他找到了另一种读物,他的精神生活终于确定了。其余的一切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再吸引他。90年代8,这天翻地覆的席勒式大悲剧,以它诗的光芒和流血,以它森严的美德和光辉的理想,以它所表现的黎明和抗议的性质,吞没了他。但在这里凯切尔也没形成明确的观念。他把法国大革命当作圣经故事;他相信它,喜爱它的代表人物,对他们倾注了个人的好恶和爱憎,幕后的一切他还无暇过问。
1831年我与他在帕谢克家初次会面时,他是这样;1847年我与他在黑土站分别时,他仍是这样。
作为一个理想家(不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家,不妨说是政治伦理的理想家),他在当时的医科大学中恐怕很难找到他所要寻找的生活环境。他内心的苦闷不是医学所能解决的。他脱离了周围的人,愈来愈沉浸在幻想的人物中,企图从他们中寻找精神寄托。他到处遇到的都是截然不同的趣味,微不足道的小人,他变得桀骜不驯了,习惯于皱眉头,毫无必要地讲一些令人不快的真理,那种大家知道的真理。他竭力想过拉方登9的“畸零人”式生活,成为“索科利尼基10的鲁滨孙”。他家的小花园中有一个亭子,他搬进里面,于是像当时尼·阿·波列沃伊调侃他的,“凯切尔医师在那儿翻译席勒医师的作品了”11。亭子的门没有锁……屋内连转身也困难。但这正是他所需要的。早上他在园子里翻土,种花,移栽树木,免费给附近的穷人治病,校对《强盗》和《斐艾斯柯》12的校样,读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演说辞,代替对梦想的未来的祈祷。总之,如果他少读一点书,多拿一点铁锹,他就可以成为卢梭的理想人物了。
凯切尔是在1831年通过瓦季姆的关系与我们熟识的13。那时我们的小组除了他和我,还有萨佐诺夫、萨京、帕谢克和他两个哥哥,以及两三个大学生;凯切尔认为我们是实现他的神圣理想的种子,是1826年被刈割一空的庄稼地14上新长出的幼苗,因此满腔热情地靠拢我们。他比我们年长,很快就掌握了“精神检察官”的大权,我们每走一步,他总要提出意见,有时甚至是训斥。我们相信他是实事求是的人,经验比我们丰富,何况我们爱他,非常爱他。谁病了,凯切尔便来当护士,直到病人痊愈才离开。科尔列伊夫、安东诺维奇等人被捕后,凯切尔首先到监狱探望他们,安慰他们,替他们奔走,以致宪兵将军利索夫斯基把他叫去,要他当心一些,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军医官!)。纳杰日金15“在理论上”爱上了一位小姐,想与她秘密结婚,因为她的父母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于是凯切尔自告奋勇,替他安排了浪漫主义的私奔,亲自裹了那件著名的红里子黑斗篷,与新郎一起坐在圣诞林荫大道的长凳上,等待那神圣的信号。信号老是没有出现。纳杰日金感到伤心和沮丧。凯切尔用斯多葛派的坚毅精神安慰他,可是绝望和安慰对纳杰日金发生了奇特的作用:他睡着了。凯切尔皱紧眉头,在林荫道上闷闷不乐地徘徊。纳杰日金半睡不醒地说:“她不来了,我们回家睡觉吧。”凯切尔把眉头皱得更紧了,没精打采地摇摇头,扶着昏昏欲睡的纳杰日金回家了。他们刚走,小姐从家中出来了,约定的信号重复了不是一次,而是十来次,她等了一两个钟头;一切静悄悄的,她也静悄悄地走回了自己的闺房,大概哭了一场,然而也彻底治好了对纳杰日金的相思病16。凯切尔一直不能宽恕纳杰日金的瞌睡症,总是摇摇头,张开颤抖的下嘴唇说:“他不爱她!”
我们坐牢的时候,凯切尔的关心,我结婚的时候,他对我的帮助,我都在其他地方谈过了。1834至1840年的六年间,他几乎是我们小组中唯一留在莫斯科的人,成了它的英勇而自豪的代表,维护了它的传统,使它没有受到丝毫损害。他就这么等到我们回来,我们有的是在1840年回来的,有的在1842年……流放,与陌生世界的接触,读书和劳动,使我们变化很大;凯切尔这位静止不动的我们的代表者,却依然故我。只是他不在翻译席勒的作品,而在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了。
老朋友们在莫斯科再度相会后,凯切尔异常兴奋,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他的“精神审判权”,只是他很久没有发觉,它已不像以前那么通行无阻了。他的责骂有时会使人生气,这是从前没有的,有时也使人厌恶。过去,生活热火朝天,彼此毫无芥蒂,因此谁也不会注意路上那些小小的石子。但正如我说的,时间使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个性也愈益鲜明和不同,善良而唠叨的“大叔”的角色,除了逗人发笑,没有任何意义。大家尽量想一笑置之,用友谊、纯洁的愿望来解释他那不必要的坦率,那种指摘性的爱,然而效果很坏。何况需要解释、掩饰和提防,这本身已不是吉兆。如果一开始就能制止他,也许不致发展成那些不幸的冲突,使我们的莫斯科生活终于在1847年初结束。
然而新朋友们就不像我们那么宽宏大量了;别林斯基非常爱他,有时也克制不住,像凯切尔本人一样不能容忍不公平的待遇,为了狠狠教训他,便几个月不再与他辩论。凯切尔从来不是冷静或淡漠的人。他不是无情打击,就是爱得发狂,往往从热情洋溢的朋友一变而为铁面无情的法官,不难想见,冷淡和沉默对他是最大的惩罚。
在争吵和一系列严厉的谴责之后,凯切尔马上平静了,愤怒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他心里对自己很不满,但从来不承认这一点,相反,竭力使一切带上开玩笑的性质,然后再度越过那条界线,使玩笑变得不再可笑。这是在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的和解中,著名的“公鹅故事”的永恒反复17。谁没见过那些淘气的孩子,像野马一样玩得静不下来,明知要受到责罚,还是欲罢不能。他把一个人挑逗够了,引起了冷峻而尖刻的回答,这才觉得满足了,重又恢复阴郁的心情,扬起眉毛,跨着大步在屋里踱来踱去,像席勒剧本中的悲剧人物,或者来自富基埃-坦维尔18的法庭的陪审员,用猛烈的声调向我们大家发出一连串的指责,尽管这些指责毫无事实根据,最后他自己却深信不疑,于是怀着他的朋友都是混蛋的痛苦思想,闷闷不乐地回家,丢下我们在那儿愣得目瞪口呆,火冒三丈,直到愤怒重又消失在友情中,才像疯子一样大笑不止。
第二天一早,凯切尔就安静地、伤心地在屋里踱方步,一边拼命吸烟斗,等待我们中间谁跑去把他大骂一顿,然后和好如初。当然,和解时他还是不会放下架子,始终保持着吹毛求疵的“大叔”的威风。万一没有人来,凯切尔就会带着一颗惶恐不安的心,垂头丧气地走进涅格利纳河边的咖啡馆,或者那个安静明朗的避风港——米·谢·谢普金的家,他在那里总能看到和善的笑容,受到友好的接待;于是他待在那里,等到他所掀起的风暴平息为止。他自然要向米·谢诉苦,埋怨我们;好心的老人便骂他,说他乱弹琴,我们根本不是他讲的那号坏人,还马上会带他来见我们。我们知道,凯切尔闯了祸自己也很痛苦,对他不肯直截了当找我们道歉的心情,表示了谅解,或者不如说宽恕,三言两语把争吵一笔勾销了。我们的让步首先得归功于夫人们,她们几乎总是他的庇护者。她们赞许他心直口快(他对她们也不留情),虽然有些粗暴,也有些古怪。看到她们的姑息态度,凯切尔相信,做人就应该这样,这是可爱的,也是他责无旁贷的。
我们在波克罗夫村的辩论和争吵,有时是非常可笑的,然而它们也留下了漫长的黑影,往往几天不能消失。
“为什么咖啡的味道这么坏?”我问马特维。
“它的煮法不对。”凯切尔说,介绍了他的煮法。咖啡还是那样。
“把酒精和咖啡壶给我,我自己来煮。”凯切尔说着便动手干。咖啡毫无起色,我向凯切尔指出这一点。他尝了尝,马上从眼镜下注视着我,用激动的嗓音问道:
“那么照你看,这咖啡没有好一些?”
“没有。”
“真奇怪,你在吃东西这种小事上也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
“问题不在我,在咖啡。”
“简直太糟了,这就是不幸的自尊心在作怪!”
“对不起,这不是我煮的咖啡,也不是我制造的咖啡壶……”
“我了解你……你就是喜欢固执己见。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咖啡,真无聊,简直是极端自高自大!”
他忍不住了;我在口味上的专制主义和自高自大使他大为恼火,马上把帽子一戴,提起篮子,跑进了树林。到傍晚他回来了,走了二十多俄里;他喜欢采集食用菌,白菇、白桦蕈和牛肝菌的丰收,驱散了他的阴郁心情;我当然也忘了咖啡的事,竭力赞美各种蘑菇。
第二天早上,他又想重提咖啡问题,但我避开了。
我们争吵的主要根源之一,便是我儿子的教育问题。
教育与医学和哲学的命运是相同的,除了长期认真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以外,世上任何人都对它们抱有固定的、明确的观点。你问怎么建造桥梁,怎么排除沼地的水分,人家会坦率地说,他不是工程师,不是农艺师。但你谈到水肿病或肺痨,他就会凭记忆推荐一些药,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是他伯父的经验;谈到教育,他更会滔滔不绝:“我有这样一条原则,我始终坚持这个观点。对于教育,我不爱开玩笑……这是一件太应该关心的事。”
凯切尔对教育持有怎样的见解,这可以从我们描绘的他的性格中毫发不爽地看到。在这方面他也是非常彻底的,一般谈论教育的人却不具备这种精神。凯切尔与《爱弥儿》19的观点一致,坚信推翻现在加在孩子身上的一切,这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他要把孩子从<em>人为的</em>生活中拯救出来,有意识地让他重返野蛮状态,那种原始的独立状态,在那里一切都趋于平等,连人与猿猴之间的差别也再次消失。
我们自己离这种观点也不太远,但在他那里,它正如一切东西一旦落进他手中一样,变成了一种狂热病,不容许丝毫的怀疑和反对。古老的、神学的、烦琐的贵族教育,它那种教条主义,那种空洞理论,那种迂阔而墨守成规的古典主义精神,那种专重外表、不重实质的道德观念,是应该反对的,也是必须反对的。不幸的是在教育问题上,正如在一切问题上一样,急风暴雨似的革命只能摧毁旧事物,不能给予任何接替它的新事物。让·雅克20的门徒们向往的正常人物,却怀着野蛮的偏见,要使孩子脱离历史环境,变得对它一无所知,仿佛教育不是要让个人参与人类的发展历程。
关于教育的争论往往不会停留在理论范围……它与实际太接近了。我的儿子那时七八岁,体质虚弱,常患感冒和痢疾。这一直继续到我们去那不勒斯,或者在索伦托遇到一位名医为止,这位医师改变了整个医疗和卫生方法。但当时凯切尔想一下子把他锤炼成钢铁,我不同意,他便大发脾气。
“你是保守派!”他大叫大嚷,“你会葬送这个不幸的孩子!你在使他变成弱不禁风的少爷,同时也是一个奴隶。”
孩子在母亲生病时淘气,吵闹,我制止他;除了单纯的必要性,我认为,要他为别人,为无限爱他的母亲,约束一下自己,这是完全合理的。但凯切尔深深吸了一口“茹科夫”烟,板起面孔,冲着我说道: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他叫喊?他需要叫喊,这是他的生活。打倒父权思想!”
这种争执,不论我怎样不以为意,还是使我们的关系变得紧张了,严重地威胁着我们与凯切尔的亲密友谊。一旦友谊破裂,他会比大家更痛苦,因为他还是与大家不能分割的,而且他也很难过孤独的生活。他的性格根本不是内向的,主要是外向的。他不能没有朋友。他干的工作是经常与<em>另一个人</em>谈话,这另一个人就是莎士比亚。工作了一个上午,他会感到厌倦;夏天他还可以到田野中散步,在花园中种花,但冬天,他只得穿上著名的斗篷,或者骆驼色粗毛大衣,走出索科利尼基,上阿尔巴特街或尼基塔街找我们了。
他的急躁任性,一部分也是由于他缺乏内心活动,缺乏论证和分析能力,不能对事物形成明确的概念和提出问题。对于他,问题是不存在的,它早已解决,他只要向前走,不必左顾右盼。如果他是干实际工作,那也许还好,可是并无实际工作供他做。直接参与社会活动是不可能的:我们这儿只有三个上层阶级有权过问这些。于是他把渴望活动的心情倾注到了朋友间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靠理论工作摆脱那种折磨他的空虚感的,可是他对待一切问题都是一锅煮,不分青红皂白,这样或那样——在他看来反正一样,一旦决定,他便一直朝前走,决不回头,始终固执地忠于自己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