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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title="流亡者中的年轻一代">流亡者中的年轻一代1</h3>
克利西耶夫刚跨出大门，在1863年那股凛冽的寒流冲击下，一批新人又来到我们这里敲门了。他们并非来自迎接未来革命的培训所，而是来自他们已登台表演过的那个坍毁的舞台。他们在躲避外界的风暴，可是并不想在内部寻找什么；他们需要的只是临时的避风港，一旦天气好转，便要重新投入战斗。这些人还非常年轻，已完成了思想和教育；他们对理论问题不感兴趣，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还没有遇到这些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面对的是实际应用。他们在力量上被打败了，但是他们的英勇已得到证明。他们卷起了旗子，目前是要保持它的荣誉。因此他们的声音是干涩的，傲慢的，不屈的，严峻的，依然显得高昂；也因此他们对漫长的讨论和批评表现出战斗者的不耐烦，用不屑一顾的鄙夷态度对待多余的智力活动——艺术尤其成了奢侈品……现在音乐有什么用，诗歌有什么用！“祖国在危险中，快拿起武器，公民们！”2在某些情况下，抽象地讲他们是对的，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理想和实际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过程，而且不言而喻，他们把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当作了整个俄国的意见和观点。为此责备我们这些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是不公平的。这是年轻人的普遍特点。一年前，一个法国人3，孔德的信徒，对我说，天主教在法国<em>不再存在</em>，它已完全失去了基础，他提出的根据之一便是在医学系中，教授和学生不仅不再是天主教徒，甚至不是自然神论者。
“那么，”我向他指出，“那部分没有在医学系讲课和听课的法国人呢？”
“他们当然还信仰宗教和仪式……但主要是由于习惯和愚昧。”
“我完全同意，但是您对他们怎么办呢？”
“在1792年是怎么办的？”
“效果不大，起先革命封闭了教堂，后来又启封了。您记得在庆祝教廷协议4时，奥热罗5怎么回答拿破仑吧。第一执政走出巴黎圣母院时，问那位雅各宾派将军：‘你喜欢这次仪式吗？’他答道：‘很喜欢，只是可惜那二十万为了消灭这类仪式而进了坟墓的人，未能参加这次盛典。’‘啊！我们变得聪明一些了，不必再打开教堂的门，或者不如说，我们根本不用封闭它们，我们要把迷信的神庙变成学校。’”
<b>“丑恶的东西必须消灭。</b>6”我最后笑道。
“是的，毫无疑问……这是必然的！”
“但是我和您不会见到这一天，这更加必然。”
这种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是通过带有个人好恶的有色眼镜形成的，革命的失败一半便来源于此。年轻人的生活大多局限在热闹而封闭的小圈子中，脱离由各种个人利益组成的日常的总的斗争，他们可以敏锐地抓住普遍的真理，可是对怎样把它们应用在当前的需要上，往往产生错误的理解。
……起先，新客人的到来使大家很兴奋，他们谈到了彼得堡的运动，反动派羽毛丰满之后的粗暴举动，审问和迫害，大学和文学界的派别……但是在这种场合，大家争先恐后，把要讲的话都讲完之后，便出现了沉默和冷场，谈话变得断断续续，单调无味了……
我想：“难道老少两代人之间真的存在着隔膜？这是年龄、困倦和经历造成的距离吗？”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随着新人的到来，我们的地平线不是变宽了……而是变窄了，谈话的范围变小了，有时甚至彼此没什么好讲的。他们关心的是他们小圈子内的细节，此外什么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一旦把他们关心的事讲完以后，只得重弹老调，于是他们反复讲着那些话。他们不太关心学问或事业，甚至很少读书，也不经常读报。他们沉醉在回忆和等待中，不喜欢跨进别的领域；可是我们在这狭小沉闷的气氛中呼吸并不舒畅。我们经历过大风大浪，在那里感到窒息！
此外，尽管他们对彼得堡的某个阶层有所了解，对俄国却一无所知；他们真心希望接近人民，然而只是从书本和理论上接近他们。
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太<em>一般</em>了。我们可以一起走路，一起<em>工作</em>，照法国人的说法，一起从事什么活动，但很难在不做什么的时候一起相处或一起生活。要对他们发生重大的影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病态的、毫无顾忌的自尊心早已凌驾于一切之上。7确实，他们有时也要求纲领和指导，尽管这是真诚的，但实际上并不如此。他们期待我们阐述他们自己的观念，只有在我们的话与这观念不相违背的时候，他们才欣然表示赞同。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可敬的残疾人，时代的落伍者，看到我们落在他们后面还不太远，便天真地感到惊讶。
在一切不幸中，我最怕门不当户不对带来的“无比的灾害”8，我之始终容忍他们，一半是出于人道精神，一半是不愿多加计较，但这一直使我感到痛苦。
我们的新关系不能维持很久，这是不难预料的，它迟早要破裂，如果考虑到这些新朋友桀骜不驯的性格，那么破裂必然造成不良的后果。
导致那些摇摇欲坠的关系破裂的，是那个老问题，用腐烂的丝线缝在一起的友谊碰到它便难免如此。我指的是金钱。他们对我的财产和损失一无所知，却向我提出了各种要求，但指望我满足这些要求，我认为是不公正的。如果说我在风雨交加中，在极少支持的情况下，十五年来维持着对俄国的宣传，那么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我量力而行，限制了其他各种开支。那些新朋友却认为，我尽的力量还太少，因此对这个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却不肯把财产平分给不劳而获的人们的我，便不免怒目而视。显然，他们还抱着不切实际的观点，认为基督的施舍和自愿的贫困便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征集“公共基金”的尝试，收获不大。俄国人不乐意为共同的事业掏钱，除非这是建造教堂，聚餐，宴会，或者得到当局赞许的行动。
在流亡者穷愁潦倒、走投无路的时候，却传出了谣言，说我拿到了一大笔钱，是指定作宣传费用的。
那些年轻人认为，从我手中没收这笔钱是天经地义的事。
为了理解这一点，应该谈谈1858年发生的一件怪事。一天早上，我收到了一封信，信非常短，是一个不认识的俄国人写的，他说他“必须”见我，要我约个时间。我这时正要上伦敦，因此没写回信，亲自前往萨布龙尼饭店找他。他在家。这是个年轻人，样子像军官，有些害羞，神情很忧郁，他的外表与众不同，相当粗犷，像一个草原地主生下的第七个或第八个儿子。他木讷寡言，几乎始终保持着沉默，看样子心情不好，但他怎么也找不到表达的方式。
我临走时，邀请他过两三天上我家吃饭。但是没过两三天我又在街上遇见了他。
“可以与您一起走走吗？”他问我。
“当然可以，我不怕与您在一起，但这对您恐怕不方便。当然，伦敦很大……”
“我不怕，”这时他突然不顾一切迅速地说道，“我永远不回俄国了……是的，是的，我决定再也不回俄国……”
“别这么说，您还这么年轻。”
“我爱俄国，非常爱它，但是那儿的人……我没法在那儿生活，我要完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去建立一个侨居区。我考虑过了一切，现在便直接上那儿去。”
“想到什么地方？”
“马克萨斯群岛9。”
我有些吃惊，默默望着他。
“是的，是的，这事已经决定了。一有轮船，我便动身，因此今天能遇见您，我很高兴。我可以向您提出一个不太恰当的问题吗？”
“什么问题都可以。”
“您的印刷所赚钱吗？”
“怎么能赚钱。目前勉强做到收支相抵已满不错了。”
“要是收支不能相抵呢？”
“那就得设法弥补了。”
“那么，您的宣传不带任何商业目的吗？”
我哈哈大笑了。
“但是靠您一个人怎么弥补亏损呢？您的宣传是必要的……请您原谅，我不是为了好奇才这么问的，我有个想法：在我永远离开俄国时，我想为它做点有益的事，因此我决定……只是在这以前我得了解一下情况……是的，因此我决定留一些钱给您。万一您的印刷所或者俄国的一般宣传工作需要，您可以使用这些钱。”
我不得不又露出惊讶的脸色望了望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