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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苏纹，你说的“正常”是指什么？
苏纹不回答。
我又问她，你和严行到底是什么关系？
苏纹还是不回答。
她起身，拢了拢穿着的藕色半身裙，淡淡道：“话就说到这了，你有什么问题，还是直接问严行吧。”说完，就上楼去了。
严行昏睡在沙发上，身上一件白色T恤满是点点滴滴的酒渍。我盯着他，一时间不知道该做什么。
带他走吗？可我能带他去哪呢。他原来根本没有回西安，他一直在骗我，那么他一定不想在这里见到我吧。带他走？可也许我才是个误入者。
我冰冻般站在原地，随喜会馆里冷气十足，我身上一阵阵发冷。
直到一个穿西装制服的侍应员走过来，问我：“苏纹叫你把他带走？”
“……嗯。”
“那就赶紧把他带走吧，”他像是哼笑了一下，“他一直躺这儿像什么样子。”
我只好单膝蹲下，请他帮忙把严行放到我背上。
我背着严行走出随喜会馆，不知道他喝了多少酒，竟然压得我双腿打颤。空气又闷又湿，乌云已经聚集起来，很快，天空中落下密密麻麻的雨丝。
七拐八拐走出胡同，我脚下一滑，猛地扑在地上。所幸我及时用双手撑住了地面，背上的严行没有摔下来。
然而我满手湿漉漉的泥污，手心被一粒尖锐的小石子划破，渗出丝丝鲜血。雨越下越大。这一摔，把我裤兜里揣着的两百块钱摔了出来，我看着那两张粉亮崭新的百元纸币顺着污水，被冲进下水道。
我背着严行站在大雨里足足愣了五分钟，他醉得仿佛昏死过去，一动不动唯有呼吸沉重。
两百块钱是我上两节课赚的，一节课一个半小时，总共三个小时。讲三个小时的课是很累的，那间屋子很小很闷，我总是一边讲课，手里攥着卫生纸一边擦汗。不——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两百块钱本是要用来买火车票的，我本是打算坐火车去西安找严行的，为了去找他受点累受点热又算什么。
可是现在这两百块钱被污水冲走了，再也找不回来。我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也被冲走了。
我把严行送回他买的房子里，他身上揣着钥匙，我摸到钥匙打开门，将他放到床上。
床头柜上的烟灰缸里有五个烟头，床脚下有半瓶农夫山泉矿泉水和一片被咬了几口的面包，房间的角落堆着几件脏衣服和一双袜子。
看来这一个多月，严行就住在这里。他住在这间离我们学校只有地铁一站地的房子里，向我讲述他在西安陪伴奶奶的生活。他告诉我芙蓉园西门外有一家羊肉泡馍很好吃，他告诉我他在碑林看到落日余晖把天空映成淡淡的紫红色，他告诉我奶奶家楼下那户人家养了只鹦鹉，天不亮就在阳台上“起床啦起床啦”。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骗我——我甚至不知道他对我说的那么那么多话里，究竟哪句是真的。
我把严行的钥匙放在他的床头柜上，转身走出卧室，到卫生间洗干净手上的泥污，然后向门口走去。我可以晃醒他，甚至是用冷水泼醒他，把所有我想不通的问题都问出来。可我竟然问不出口，千头万绪，问不出口。
就在我搭上大门把手的那一刻，卧室里传出严行浑浊的声音：
“一回，对不起。”
我停顿两秒，然后拧开门，走了。
走出他家小区的时候雨就停了，天空中有薄薄的云。没多久，阳光又毒辣地晒在我身上。我走进地铁站，在椅子上坐下，等着冷气烘干身上湿透的衣服。
这个时候我竟然很想抽一支烟，严行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从不抽烟，可我不在的时候，他的烟瘾原来那么大。他独自抽烟的时候会想些什么呢？会想起我吗？
但地铁站里不能抽烟，况且我身上也没钱买烟了。坐了大概半小时，衣服干了，我乘地铁回家。
回到家，甚至没顾得上换衣服，我把剩下的三千三百块钱全部交给我爸。
“你不是要出去玩吗？”我告诉过他我要去找同学玩。
“不去了，我同学说他家里有事。”
“啊？怎么好好地突然有事啊？”
“我也不太清楚，听着是有急事儿吧。”
“哦，那你也别都给我们啊，你自己赚的钱，你留点自己花。”
“不用了，爸，”我冲他笑了笑，“我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咱家紧张，这点钱还是你们拿着花吧。”
“哎，你这孩子……”
“爸我去冲个澡啊，外面忒热。”
八月二十七号我返校，其间的十七天里，严行没有联系过我。我生了一场病，重感冒加呼吸道感染，输了三天液，然后被大夫要求在家静养。我每天要么坐在书桌前看书背单词，要么躺在床上昏昏欲睡，像是和整个世界断了音信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