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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往终南山的路上
天色渐亮，暮色渐沉
他不知终南山的鸟儿们
四季里只睡了这一夜
--张小尹《终南山》
第一章 悲观者无处可去
张小尹和我一起坐在路边。她说："路小路啊，你说说你从前的故事吧。"
这一年我三十岁，我很久没有坐在马路牙子上了，上海人管这叫街沿石。这姿态让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我对张小尹说："你去给我买一杯奶茶，我就开始讲故事。"我爱喝路边的奶茶，我也很爱上海的高尚区域，马路牙子相对比较干净，奶茶的味道也很正宗。在我年轻时住过的那座城市，马路边全都是从阴沟里泛出来的水，街上没有奶茶只有带着豆渣味的豆浆，这都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我照样在那里生活了很久。
张小尹是地下诗人，她把诗贴在网络论坛上，后面跟着一屁股的帖子。我也跟帖，夸她写得好。我们两个刚认识的时候，她很能走路，沿着中山西路风生水起地走，我在她后面跌跌撞撞一路小跑，觉得自己像个残废。等我们同居之后，她忽然又变成了一个不爱走路的人，走着走着就把手扬了起来，嗖地跳上一辆出租车。
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马路上的出租车很少，口袋里的钱也不多，坐出租车就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那时候和女孩子逛马路，会用一种很温柔的口气说："我们还是走走吧，一起看看月亮。"一走走出五里地去。那时候的女孩子也很自觉，没有动不动就坐出租车的，她们通常都推着一辆女式自行车，恋爱谈完了，就跳上自行车回家去，也不用我特地送她们。
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那时候我二十岁，生活在一个叫戴城的地方，那里离上海很近。九十年代一眨眼就过去了，我的二十岁倒像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迷宫。有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些实际的时间与你所经历的时间，像是在两个维度里发生的事情。
我对于爱走路的女孩有一种情结，我在中山西路上对张小尹说："我们谈恋爱吧。"后来就谈恋爱了。恋爱之后，她再也不愿跟着我一起走路，而是爱着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我这个情结算是彻底破灭，不过，事情不算很糟糕，张小尹不爱走路但她爱写诗，写诗的女孩是我的另一个情结。
我当然不可能要求一个女孩又能写诗又能做菜，又聪明又漂亮，还得是个走路一族。这个要求太高了，我对女孩没什么要求的，人品好一点就成了。张小尹说："我不要听你说人品，我人品很好的。我要听你讲以前的故事。"张小尹是所谓的80后，她爱听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
好吧，就像你的大学时代是在图书馆和网吧里度过的一样，那是二十一世纪初吧，那就是你的青春最香甜最腐烂的年代。我呢，恰好香甜腐烂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我想，带着果子的香味而腐烂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多么明媚，多么鲜艳。
在这个故事的开始，我模仿杜拉斯的《情人》说：该怎么说呢，那年我才十九岁。或者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说：很多年以后，路小路坐在马路上，想起自己刚进工厂的时候……
我想，我要用这种口气来对你讲故事，像面对一个睽违多年的情人。我又想，如果这些故事在我三十岁的时候还无处倾诉，它就会像一扇黑暗中的门，无声地关上。那些被经历过的时间，因此就会平静而深情地腐烂掉。
我对张小尹说，我二十岁那年的理想，是在工厂的宣传科里做个科员。张小尹一听就乐了：宣传科啊？那不就是画黑板报吗？
黑板报不用天天画，大部分时间，宣传科都很清闲，什么都不用干。出了生产事故，有人不小心死了，或是不小心被机器切下来一条胳膊，宣传科就出点安全知识黑板报。有人生了第二胎，或是不小心未婚先孕了，宣传科就写点计划生育小知识。就这么点事情，一共有十来个科员轮流干。
当时我的理想就是：每天早上泡好自己的茶，再帮科长泡好茶，然后，摊开一张《戴城日报》，坐在办公桌前，等着吃午饭。宣传科的窗台上有一盆仙人球，天气好的时候，阳光照在仙人球上，有一道影子像个日晷，上午指着我下午指着我对面的科长，午饭时间它应该正好指着科室的大门。如果你每天都有耐心看着这个日晷，时间就会非常轻易地流逝。
这只是我的想象，我没有在宣传科干过，别人说我学历不够，只能去做工人，而且是学徒工。这种人在厂里的地位非常低，在食堂排队打饭得给老师傅让先，在厕所排队拉屎得给老师傅让坑，吃不上热饭也就算了，屎要是拉在裤子里那就糗大了。但我照样在工厂里生活了很久，为什么不离开它，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其实，在宣传科里看日晷，是件非常不浪漫的事。那时候有女孩子问我："路小路啊，你的理想是什么啊？"我就说，我要当个诗人。我心里想去宣传科，嘴上说的却是想做诗人。为此我也写一点诗，拿给女孩子看。她们看了之后说，很有李清照的韵味，我听了这种表扬居然还觉得高兴。她们又说，路小路，你这么有文采应该进宣传科啊。这句话点了我的死穴，我只好说，学历不够，看样子做诗人比进宣传科容易。
我说，理想这个东西，多数时候不是用来追求的，而是用来贩卖的。否则，我二十岁的时候，怎么会对那么多的姑娘说起我的理想呢？当时我是学徒工人，干体力活的，按理说，这种人天生没理想，脑子像是被割掉过一块。我当时为什么会有理想，自己也说不清，大概割得还不够多吧。
张小尹快活地说："小路啊，你现在很失败，你既没当成诗人也没当成科员！"说完，她把喝空的奶茶杯子放在了我的头顶上。
我读中学的时候，数学成绩很差，解析几何题目做不出来，看见象限上的曲线只觉得像女人的乳房和屁股。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学，同学嘴贱，就去告诉了数学老师。数学老师说："路小路的人生观有问题，只有悲观的人才会把曲线看成人体素描。"以后他每次在黑板上画曲线，都会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
对我来说，数学老师的话像个谜语。中学的政治课上讲的都是主观客观、唯心唯物、剩余价值之类的问题，马列主义哲学一般不讲悲观和乐观，所以我搞不明白。起初我以为数学老师在嘲笑我，我们那个中学是普通高中，用的课本都是乙级本，有人说读这种课本想考上大学就像用柴油发动机想飞上月球，完全是一纸荒唐梦。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大部分都是去工厂做工人，比较高档的是去做营业员，当然也有在马路牙子上贩香烟的。这种学校的数学老师，你能指望他说出什么金玉良言呢？
当时我的选择是：第一，去参加高考，然后等着落榜；第二，不参加高考，直接到厂里去做学徒；第三，不去做学徒，直接到马路上去贩香烟。我爸爸经常教育我："小路，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只能到马路上去贩香烟了。"每逢这种时候，我就会反问他："爸爸，我要是好好学习呢？"
我爸爸说："那你可以去厂里做学徒工。"
我说："爸爸，做学徒工还得好好学习啊？"
我爸爸说："你以为学徒工那么好做？"
我必须重点说明，我爸爸是戴城农药厂的工程师。他一辈子跟反应釜和管道打交道，然后生产出一种叫甲胺磷的农药，据说农村妇女喝这种农药的死亡率非常高。我爸爸过去是个知识分子，年轻时挺清秀的，在车间里干了二十多年，变成了一条胡子拉碴、膀大腰圆的壮汉，乍一看跟工人师傅没什么区别。那几年他虽然处于生理上的衰退期，但毕竟还没跨过更年期的门槛，肌肉依然发达，脾气却越来越坏，打我的时候下手非常狠毒。我碍着我妈的情面，不敢和他对打，以免他自尊心受挫。
我和他讲道理，说："爸爸，关键是我并不想当工人。哪怕做个营业员，总比当工人强吧？"
我爸爸说："你要是做营业员，我就帮不了你了。你要是做工人，将来还有读大学的机会。"
我爸爸后来说到职大。你知道什么叫职大吗？就是职业大学。说实话，因为读了个普高，我对一切大学的知识都不了解，我甚至搞不清本科和大专的区别。有一次我去问班主任，这个王八蛋居然说，这种问题我没必要搞清楚。后来我爸爸向我解释，戴城的化工系统有一所独立的职业大学，称为戴城化工职大，戴城化工系统的职工到那里去读书，就能拿到一张文凭。读这所大学不用参加高考，而是各厂推荐优秀职工进去读书，学杂费一律由厂里报销，读书期间还有基本工资可拿。这就是所谓的"脱产"，脱产是所有工人的梦想。
我爸爸说，只要我到化工厂里去做一年学徒，转正以后就能托人把我送到化工职大去，两年之后混一张文凭出来，回原单位，从工人转为干部编制，从此就能分配到科室里去喝茶看报纸。
我听了这话非常高兴，二十年来挨他的揍，全都化成了感激。我问他："爸爸，你搞得定吗？送我去读大学，一定要走后门吧？"我爸爸说："我在化工局里有人的。"我吃了这颗定心丸，从此不再复习功课，一头扎进游戏房，高考考出了全年级倒数第二的成绩。按理说，应该去马路上贩香烟，但是一九九二年的暑假我仍然拿到了一张化工厂的报名表。我对我爸爸的法力深信不疑。
进了工厂之后才知道，我爸爸是彻底把我忽悠了。这家化工厂有三千个工人，其中一半是青工，这些人上三班、修机器、扛麻袋，每个人都想去化工职大碰碰运气。后来他们指给我看，这是厂长的女儿，这是党委书记的儿子，这是工会主席的弟弟，这是宣传科长的儿媳妇。他们全是工人，全都想调到科室里，全等着去化工职大混文凭呢。这时候我再回去问我爸爸，你不是说化工局有人的吗？他捂着腮帮子说，那个人退休了。
所谓的职业大学，因此成了一张彩票，何时能中奖，谁都说不清楚。我为了买这张彩票，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把自己送到了工厂里，去做学徒工。这很正常，如果你不去买彩票，那就永远不会有中彩的机会。我爸爸说，只要我辛勤劳动、遵守纪律、按时送礼，就能得到厂长的青睐。
我发现自己上当了，想脱身已难。家里为了能让我进工厂，并且谋一个好工种，送掉了不少香烟和礼券。对我爸爸来说，礼券和香烟才是买彩票的代价，至于他儿子则算不上是代价，最多只是一个没抢到水晶鞋的灰姑娘，虽然没赚，但也不会赔得太厉害。我回想起数学老师的话，路小路把曲线看成屁股，因此他是一个悲观的人。这时我开始认真反思这句话，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我不但会把曲线看成屁股，还会把屁股看成曲线。这样的人必定悲观得无可救药，因为，他眼前的世界是一团浆糊，所有的选择都没有区别。
那年我爸爸为了一件小事揍我，他忘记我已经是工厂的学徒了，而且是一个上不了职大的学徒。在我妈的尖叫声中，我甩开膀子和他对打了一场，打完之后，我觉得很舒服，然后发了一根香烟给我爸爸。我爸爸抽着这根烟，对我妈说："出去买只烧鸡吧。"
我对化工厂没好感。
那时候我们家就生活在戴城，这座城市有很多化工厂。农药厂，橡胶厂，化肥厂，溶剂厂，造漆厂，都算化工单位。这些厂无一例外地向外喷着毒气，好像一个个巨大的肛门。你对着肛门怎么可能不感到厌恶呢？
我们家住在新村里，都是八十年代初单位里造的公房，分配到职工手里，交一点房租就能住进去。这些房子都是四五十平米的小户型，后来改制，成了私有财产，再后来就涨价了，成了退休工人的棺材本。这些新村的名字都是按照单位的名称来定的，比如纺织厂的新村，就叫纺织新村，农药厂的新村，就叫农药新村。诸如肉联新村、肥皂新村这种名字也有，反正没什么想象力，但很好记。
我家就住在农药新村，离农药厂很近。也不知道是厂里哪个傻逼选的这块地皮，它离农药厂只有五百米远，半夜里厂里释放出的二氧化硫气体，像臭鸡蛋的味道，熏得树上的麻雀一个个地掉下来。这种地方根本不能住人，但我照样在那里生活了很久。
农药厂经常爆炸，有时候是嘭的一声，好像远处放了个炮仗，有时候是轰的一声，窗玻璃抖三抖。通过爆炸的声音可以分析出它的强度，家里听到爆炸，就会打电话过去问。那时候只有公用电话，炸声一起，杂货店门口就排满了职工家属，打电话过去问，炸的是哪个车间，死了谁伤了谁。打电话的人会转过头来向大家宣布伤亡情况，一般来说，不太会有人死掉。我也很奇怪，为什么爆炸没人死掉。我爸爸说，爆炸之前，仪表和阀门会显示出异常反应，人就全逃光了。如果是毫无征兆的爆炸，那就不是农药厂了，那是兵工厂。
那年夏天，傍晚的火烧云照得整个新村红彤彤的。我家住在一楼，有个小院子供我们晾晒衣服、种葡萄、堆杂物，以及楼上人家偷偷地扔垃圾和烟头。那天我妈在厨房烧菜，我和我爸爸在院子里下象棋，忽然听见远处"轰"的一声，一缕黑烟缓缓升起，农药厂又炸了。我爸爸放下棋子，爬到院墙上，细细地打量远处。我说："爸爸，别看了，你又不在厂里。"
我爸爸说："看一看。"
我说："年年都炸，我都看腻了。"
我爸爸说："今天顺风，小心点。"他以前说过，万一厂里炸了，有毒气体泄漏，一定要顶风跑。毒气是顺风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