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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精厂的一年之中，数冬天最惨。这里的树木平时都是病怏怏的，到了冬天则迫不及待地枯死，好像是受不了这个地方，情愿自杀。这季节跑到厂里一看，草木凋敝，万马齐喑，地上的泥土都是五颜六色的，有的还结着一层盐霜。窨井里的废水冒着白色的蒸汽，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火山喷发的前兆。这季节最惨的就是上三班的工人，其中尤以糖精车间为甚。甲醛车间尚且有一个密封操作室，电子程控，还有摄像机监控反应釜内部运转。糖精车间却是又破又烂，完全靠人工操作，如果想监控，只能把脑袋伸进反应釜的洞口里去看。我每天都要伸进去看几次，起初觉得很梦幻，如临岩浆，近似一部科幻电影，但看多了就觉得恐怖，而且那洞口太小，经常把我的下巴卡住，伸都伸不出来。糖精车间的休息室，只有很小的一间，工人可以在里面吃吃瓜子聊聊天，但不能抽烟，因为会炸。冬天的时候，一根蒸汽管通过休息室，里面很暖和，但不能总是躲在休息室里吧？如果跑到车间里，那地方冷得像冰窖，穿两件棉袄都顶不住。
糖精车间很大，从原料倒进去搅拌，直到白色的糖精流出来，需要经过好几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又分为好几步，由各个班组把守。工段长是这里的工头，芝麻绿豆的小官，但不能得罪，否则能把你整得生不如死。
我去糖精车间上班之前，长脚和小李请我吃饭。长脚哭了，说：“小路，都怪我不好。”我喝着白酒，说：“关你鸟事啊？”长脚说：“我去考夜大，你也跟着去考夜大，然后你就被送去上三班了。”我说：“你神经病，我去上三班是因为我调戏化验室小姑娘，而且被厂长抓到了。这跟你没关系。”长脚还是不能释然，只管哭。后来我们被他哭烦了，小李说：“反正明年还有一大批人要去糖精车间。”我说：“我先走一步，在那儿等你们。”长脚睁大眼睛说：“我不去！我情愿辞职也不去！”
我举杯说：“为了我即将成为一个甜人而干杯。”他们两个都举不起杯子，我就独自把酒喝了下去。后来我们都喝醉了，怎么回家都忘了。
冬天的时候，我去糖精车间报到，穿着那身不蓝不绿的工作服。我跑到车间里，车间管理员说我被安排在前道工序。我不知道什么叫前道工序，管理员说：“前道就是最初的原料投放，后道工序就是出成品了。”我问她：“前道好还是后道好？”她很智慧地告诉我：“前道很累很脏。但是你不会变成一个甜人。后道比较轻松，但你会浑身发甜。你喜欢哪一种？”我说：“我无所谓。”她摇摇头说：“你要是还没结婚，那还是前道比较好，虽然累一点，但还能找到女朋友。”
我跑到工段上，有个叫翁大龅牙的工段长接见了我，他穿着一件到处都是补丁的牛仔衫，衣服拉链也坏了，就用一根麻绳扎在腰里，这副样子要多惨有多惨。翁大龅牙蹲在一张铁凳子上，也没问我名字，也没带我参观车间，他对我说：“小逼样，去扛二十袋亚钠。”我很讨厌他的腔调，就问他：“什么是亚钠？”他说是亚硝酸钠，还怪我没文化，连亚钠都不知道。我按他说的，跑到行车边上，二十公斤一袋的亚硝酸钠，一次扛两包。翁大龅牙在休息室里看着我，等我扛完了，他说：“拆包，全部倒进锅子里。”我不动声色，拔出电工刀，把蛇皮袋拉了一道口子，将二十包东西悉数倒进去。翁大龅牙说：“过两个钟头来叫我。”
我问他：“现在我该干什么？”
他说：“你就站在旁边看着。”
我站在那里，环顾糖精车间，黑乎乎的全是些反应釜，还有肠子一样蜿蜒虬结的管道，冷冰冰的阀门和法兰。车间窗玻璃上蒙着一层黑灰，没有蒙灰的地方必定是窗玻璃被砸掉了。我坐在一堆原料袋上，等着那二十包亚钠反应成别的东西。后来翁大龅牙又跑出来，告诉我，必须把脑袋伸到反应釜里去检查。我说不要扯淡，这个我见识过，只要把脸凑上去看就可以了，不必把脑袋伸进去。翁大龅牙说：“让你伸进去，你就伸。你有什么废话回去跟你妈说。”
那时候我经常把脑袋伸到反应釜里去，看着那些浆糊状的原料起反应，热气腾腾的，也检查不出个鬼。我知道翁大龅牙存心整我，但不知道是谁指使的。那个洞很小，脑袋伸进伸出很不方便，我就剃了个光头。车间里有个叫四毛的工人，这个人脑子经常犯病，看见我把头伸进去，就会用一根钢管捅我的肛门。我脑袋在反应釜里，毫无反抗之力，等我伸出来之后，他就哈哈大笑地跑掉了。我不能追他，否则就是擅自离岗。后来我抽了个冷子，见到他和翁大龅牙都在休息室里，我跑进去，叉住四毛的脖子，照着他脸上打了三拳，分别打在嘴上、眼上、鼻子上，打得四毛在地上滚。我又用劳动皮鞋在他脑袋上踩了几脚，四毛呜哇乱叫。我打完之后，撸了撸光头，对着翁大龅牙看。他叼着一根牙签，也看着我，不说一句话。
我曾经告诉自己，我是一个没有电工天赋也没有钳工天赋的人，但我知道，造糖精是不需要天赋的。造糖精唯一需要的就是体力和耐性。翁大龅牙先是用二十袋亚钠考验了一下我的体力，然后让四毛来考验我的耐性。我剃了光头打过四毛之后，青碜碜的头皮下爆着一根Y型的血管，脸上却挂着一丝笑，翁大龅牙就再也没来找过我的麻烦。
我和翁大龅牙之间的事，都发生在白天。夜班就看不到他了，总算可以清净一点。但我也讨厌夜班，半夜出门，通宵干活，天亮前回家，假如我是个鬼，过的就该是这种日子。
当时和我搭班的工人，是个络腮胡子的秃顶大汉。他是秃顶，我是光头，两个人一起走在工厂里很引人注目。他绰号郭大酒缸，真名我想不起来了。此人常年在口袋里揣一瓶二锅头，常年喝得稀里糊涂出现在车间里，他醒着的时候打人很厉害，喝醉了则相反，随便别人怎么打他都无所谓。他喝醉了就迟到旷工，但绝不早退，一般都是睡醒了才摇摇晃晃下班。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活都得我一个人干。有时候他酒醒了，就很抱歉地对我说：“兄弟，对不住。”然后就把口袋里的酒瓶掏出来，要跟我共享。
很多中班夜班，我都是坐在休息室里，忍受着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酒味。有一度，我很想打他一顿，给自己消消气，但我从来没打过醉鬼，这不是男人干的事，但要找到他清醒的时候又谈何容易？
有一天半夜，一个女人打电话到休息室，我接的电话。这女人在电话里喊：“郭大酒缸呢？他答应今天跟我去结婚的，怎么没来？”此时郭大酒缸正躺在地上打呼呢，我踢了他一脚，他纹丝不动，我只能对那个踩空了楼梯的新娘说：“他喝醉了，我叫不醒他，有本事你自己来弄醒他吧。”
后来等他醒了，我告诉他这件事。他抽了自己一个耳光说：“该死，把登记结婚的事情忘记了。”然后他握着我的手说：“兄弟，你真够意思。”我的手被
他一双糙手捏着，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反正我从来没把他当兄弟看，我只当他是个会说话的酒缸。
有一天，郭大酒缸很清醒地跑到我眼前说：“小路，我辞职啦。”我说：“你是被开除了吧？”他摇头说：“我真的辞职啦，我发财啦！”我很不解，他就说：“你是我兄弟，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我女人买股票发财啦，现在我也发财啦。”那时候我听说很多人买股票发财的，他女人是做服装生意的，手面上有点小钱，买了股票，小钱就会变成大钱。我问他：“发了多少财啊？”郭大酒缸伸出三根手指说：“三百万。”我吓了一跳，三百万！那确实不用再来上班了。后来他拍着我肩膀说：“兄弟，再见，以后混不下去就来找我。”我心想，操，你这个王八蛋也不请我吃顿饭，就这么跑了。
二ＯＯ四年的时候，我回到戴城去看我妈。半夜里出去办事，回家路上，有个喝醉的人抱着电线杆在吐。那天风很大，我走路的时候有点走神，结果他吐出来的东西飘到了我的裤子上。我大怒，把他揪过来一看，竟然是郭大酒缸。这时有个穿西装裙的姑娘从酒楼里跑出来，连声对我说抱歉，然后扶住郭大酒缸。喊他：“郭总！郭总！”郭大酒缸醉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问那姑娘：“什么郭总啊？开什么公司的啊？”姑娘说：“房产公司。”我说：“我操，发大了。我问你，你是他老婆还是二奶？”姑娘红着脸说：“我是助理。”
我看她挺漂亮的，而且会害羞，就笑着说：“这个鸟人以前我认识，天天喝醉，现在还喝二锅头？”姑娘说：“喝的是茅台，今天陪投资商的人吃饭，郭总很少喝醉的。真是抱歉啊，既然是老熟人，那您留张名片吧，我转交给他。”我说：“不用啦。”我把郭大酒缸扶正。端起他的脸，他已经认不出我了。我说：“不错啊，西装是阿玛尼的，领带是什么牌子的？”姑娘说：“不知道。”我想了想，本来应该抽他两个大嘴巴，以示留念，但我一时找不到当年在糖精车间打人的心情，我拍了拍他的脸，就当自己抽了他的嘴巴吧。打人和做爱一样，十年前欠下的债，十年之后必然是一笔勾销，否则就是强奸犯，就是流氓土匪。
有关我九四年的私生活，用一句话来表述：性生活非常紧张，处于大涝之后的大旱。这种滋味非常难受，如果还是个处男大概会好过一点，可惜时间不能倒退，即使倒退，我仍然不会是个处男。倒三班使我的性欲降低到了一定程度，但我毕竟不是太监，适应这种节奏之后，加上春天适时地来临，我又成了一个性苦闷，只是苦闷的内容不一样，过去是想象，现在是回忆。
那年我二十一岁了，照正常的标准，我可以找女朋友，但还不能及时地与之发生性关系，只能逛逛马路，看看电影，谈谈理想。这一点很让我悲痛，曾经大涝难为水，有几个亲戚想给我介绍女朋友，都被我回绝了。我可没心思再陪姑娘逛马路，我逛够了。我妈很着急，问我，是不是倒三班很累，连女朋友都谈不动了。我说不累，但我又要上三班又要读夜大，时间不够分配的。我妈就很感动，认为我开始懂得珍惜时间了，她对我的支持就是给我洗内裤，洗到特别脏的，也不说我下流，因为这是不谈女朋友的代价。
九四年春天，我在厂里上三班，晚饭和夜宵都是在食堂里吃一碗面，并不是我爱吃面，而是那米饭没法吃，全是白天的剩饭，又硬又冷，吃下去胃痉挛。其实那面也很差，都是食堂里用轧面机轧出来的，粗的地方像筷子，细的地方像钓鱼线，咬在嘴里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但它毕竟是热的，而且还带点汤水。
有一天傍晚，我去食堂里吃面，周围稀稀拉拉有几个上中班的工人。我把搪瓷盆子扔进窗口，又扔进去几张塑料饭票，过了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就出来了。我坐在那里稀里哗啦吃面，吃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汤水之中还有一块排骨。我觉得很纳闷，对着排骨看了半天，然后就把它吃了下去。第二天傍晚，照样如此，一碗面之下藏着一块排骨，我没再犹豫，干净利索地干掉了它。到了第三天，我吃完了排骨，刚想拎着盆子走人，秦阿姨出现在我的面前。
秦阿姨说：“路小路，排骨好吃吗？”我一听这话就知道完蛋了，秦阿姨不知道给我物色了一个什么样的对象。秦阿姨说：“那个下面的小姑娘，你认识吗？”我说我不认得下面的。也不认得上面的。秦阿姨说：“不是上面下面，是下面条的小姑娘。”我继续摇头，下面条的我也不认识，我就认识你们那操蛋的面条，到死也不会忘记。
秦阿姨说：“就是那个胖胖的短头发的，脸上有点雀斑的，她叫蒯丽。”我捧着脑袋用力想了想，好像是有一个姑娘站在炉子旁边下面条，全身都被热气包围着。我不可能看到她的雀斑。秦阿姨说：“就是她！人家小姑娘对你很好啊，免费给你吃排骨。”我说：“噢，排骨就是她放的啊，我还以为天上掉下来的呢。”秦阿姨说：“你不要装傻充愣的，告诉你，蒯丽是我们食堂的一枝花，她看中了你。你呢？就是一个造糖精的……”我说：“对啊，我一个造糖精的，她为什么要看中我？”
秦阿姨凑在我耳朵边上说：“那次你大闹会场，蒯丽都看见了，她很喜欢你这样的。”我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听错了，天下还有喜欢杀胚的姑娘，真出乎意料。秦阿姨说：“我也劝过她，她就是喜欢你这种类型的，没办法，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我只能敷衍说：“是啊，敢爱敢恨也是一个优点。可这都去年的事情啦，怎么今年才托你来说合？”秦阿姨说：“去年她有男朋友的，今年被人家甩了。”我听了这话，双眼一闭，心里觉得悲惨不堪。
秦阿姨说：“路小路，你爽气一点，给我个说法。”我心想，真操蛋，老太婆有你这么说媒的吗？显然秦阿姨对我的印象非常糟糕，完全不把我当根葱，连蒯丽这样的姑娘，她都认为我配不上。这要是六○年，食堂的姑娘我也就认了，可惜九四年国家粮食储备很丰富，为了吃块排骨就把自己送到食堂去做驸马爷，实在犯不上。这些刻薄的话，我都藏在了肚子里，没对她说。我只告诉秦阿姨：“我已经有女朋友了。”秦阿姨说：“啊？哪个车间的？”我心头一怒，说：“她在上海读研究生。”说完这话，我又觉得很凄凉，拎着饭盆就走掉了。
后来我再去吃面，排骨就没有了，而且食堂对我的态度非常恶劣。我把饭盆放进去，过了一会儿，哐哨一声被扔在窗口，里面稀稀拉拉几根面条，连大蒜都不放一星半点。我端着这盆面，想起了蒯丽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姑娘，这丫头要是在我饭盆里放一把耗子药，我就死得硬邦邦的，毫无悬念可言。那阵子我只能去厂外面吃烧饼，夜班连烧饼都吃不上，只能自带干粮，几个月下来，瘦了一大圈。
我后来知道，悲惨的生活往往是不自知的，得通过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来告诉你，这些等同于镜子，悲惨是藉由镜子映照出来的。当然，世界上比我悲惨的人有很多，我没有理由为之耿耿于怀。在我年轻的时候，悲和惨是分开的，有时候悲而不惨，有时候惨而不悲，惟独在蒯丽和秦阿姨身上，我照见了自己又悲又惨的样子。为什么会是由她们来告诉我悲惨的真相？我的神难道依附在她们的身上？这一点真是很奇怪，很久以来一直想不明白。
九四年我还遇到过一个女孩，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先是一个夜大的同学给了我一张油印的传单，说是戴城诗歌青年聚会，传单上写着一串诗人的名字，还有时间地点，还有一段很抒情的话，我都记不得了。我这个同学在第四人民医院工作，但他不是医生，而是个花匠，他平时的工作就是把黄豆沤成肥料，浇在花木下。他还教了我很多种做肥料的方法，也不管我爱不爱学。夜大的学生来自各行各业，有营业员，有屠夫，有乘务员，工人和小科员更多，但花匠就他一个。我的这位花匠同学平时也写点诗，还发表在晚报副刊上，他经常拿出一张《戴城晚报》，然后指着上面的一小串字说，这就是他写的诗。由于他用的是笔名，而且不止一个，所以可信度甚低，大家只当他在吹牛。
有一天花匠诗人对我说：“我马上要去参加一个朗诵会了。”然后拿出传单在我面前晃，我什么都看不清，接过来仔细看才知道是文艺青年的聚会。他主动要带我去，我也就同意了。我很想看看诗歌朗诵会是什么样子，从来没见识过。到了那一天下午，他打电话到我车间里，说自己吃坏了肚子，拉稀拉得腿都软了，只能让我一个人去了。
晚上我独自去城西的一个工厂俱乐部，那里是个舞厅，我以前去过。我跑进去发现有很多长头发的男青年坐在那里，还有很多女青年，扎堆抽烟，喝着啤酒。室内光线很暗，点着不少蜡烛，台上有人拿着麦克风在大声朗读，这个场面很熟悉，要是把耳朵塞起来，简直以为是在唱卡拉0K。我鬼头鬼脑地观察了一通，没发现我们厂的海燕，便找了个角落，靠在墙上，也没人搭理我。
后来我遇到个女孩，她就站在我旁边。她对我说：“能麻烦你替我看管一下衣服吗？”我很久没遇到这么有礼貌的姑娘了，脸上微微发红，就点了点头，接过她的大衣和皮包。这是一件红色的驼绒大衣，手感很舒服，领口有点破了。后来她走到台上，从背后拿出一张纸，用很轻的声音把她的诗读完，鞠躬，下台。下面也没掌声，我也没鼓掌，看着她从那里走过来，把衣物交还给她。她吐了吐舌头说：“写得很差啊？”我说：“你声音太轻了，别人都听不见。”她说：“下次我注意。”
那天诗歌朗诵会的气氛很热烈，有个男的跑上去朗诵了十来首诗，每一首都有《神曲》那么长。大家像是等公共汽车一样等着他把诗念完，然后又有一个人跑上去，念了几首诗，掏出打火机把诗稿烧掉了。下面的人大声叫好，也有人骂娘，闹成一团。再后来，主持人跳上台去，对下面说：“把你们的青春都亮出来吧！”此时激光灯球开始旋转，音箱里传出猛烈的迪斯科音乐，一伙人全都扎到了舞池里。我看着影影绰绰的人群，被灯光闪得像群魔复活，那时我还是靠在墙上，不是为了装酷，而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跳迪斯科。
那个女孩一直站在我身边，起初她很激动，指着台上的诗人说，这是老K！我问她，有皮蛋吗？她哈哈大笑说：“你肯定是混进来的，连老K都不知道，他是著名的诗人。”后来她又指着另一个人说：“这是风马，他去过西藏的！”我心想，老子要不是为了上三班，这会儿也在西藏呢。我想到这里就觉得没劲。女孩说：“我太想去西藏了！”我当时就很担心，别又遇到一个要拖我去西藏的，那也太捉弄人了。
后来，诗人们开始跳舞，我对女孩说：“我要走了。”她说：“我们一起走吧，我也不爱跳舞。”我们沿着黑漆漆的道路往外走，那是一个金属加工厂，地上全是铁屑铁丝，走出去的时候她微微牵住了我的手，我的手指被她的小手捏着，到了有路灯的地方，她又把手放回了口袋里。我再次注意到她的领口，有一个小小的破洞，仿佛她所有的温柔都被集中在了那里。
那天我送她回家。她说，她叫小堇，是面粉厂的科员。她问我的情况，我说我在糖精厂造糖精，一个小工人，但我不是混到诗歌朗诵会来看热闹的，我自己也写一点。她说：“给我看看你的诗。”我说我没带，以后给你看吧。她说：“你背一首来听听吧。”我吸了一口气，最后还是说：“背不出来，算了。”
我一直把她送到家门口。她家很远，在郊区的一个新村里。我们交换了通信地址，她说：“谢谢你送我。”我说不用客气，然后目送她像一只小猫般刺溜钻进了楼房里。那天我骑车回家，足足用了一个小时，路程太远。面粉厂就在我家附近，我想起这么一个温和的女孩，每天要花两个小时上下班，心里有一点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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