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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国庆节，我在上海见到于小齐，她整个地变了模样。我以为她还是像一个月前那样，穿T恤衫，黑头发垂在肩膀上。谁知她做了一个后面翘起来的头发，好像一把用久了的芦花扫帚，翘起来的地方一缕一缕的，她穿一条白色连衣裙，像个卡通片里的人物。于小齐问我：“像不像小蓓？”我问她：“这该不是你自己给自己剪的吧？”于小齐说：“这是昨天曾园带我去做的，上海最好的美发店。”我脑袋嗡的一下，忽然屁股被人踢了一脚，我都不用猜就知道，那是曾园。
我对曾园说：“你别把我当虾皮，好不好？”
曾园对于小齐说：“他自尊心还蛮重的。”
于小齐问我：“我这发型好看吗？”
我点点头，确实好看。
后来我们坐上公共汽车去外滩，我始终缩在一边，不知道是妒嫉还是惶恐，反正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智力会降到很低的水平，本来智力就不行，再一降差不多等于零了。上海的公交车非常挤，街景像看电影一样，马路上有很多骑自行车的人，还有电车噼噼啪啪打着电火花开过。于小齐始终和曾园站在一起。到某一站时，她们招呼我下车，那地方我完全不辨南北，跟着她们换了一辆车，又不知走了多久，总算到了外滩。
第一感觉是，黄浦江比戴城的运河宽多了，马路对面的房子超级气派，看起来有点历史。我们戴城都是些低矮的平房，即使有楼房也是一坨水泥方块。这些都没法跟上海比。
一九九一年的外滩，眺望浦东方向，对岸是白茫茫的一片，江上有很大的船开过，几只白色的江鸥飞过。游客如云，沿江的围栏上靠着很多男女，大概在谈恋爱。我们三个一起趴在围栏上看风景。曾园问我：“哎，路小路，上次那个扛煤气罐的外地人，他怎么样了？”我说别提了，那个家伙被女朋友感召，举手投降了，他女朋友把他骗下来之后还要求警察严惩他，估计再过几天就要枪毙。曾园说：“他妈的，无聊死了。”
于小齐问我：“文森特呢？”我说猫还好，在我奶奶家过得挺舒服的。
后来就一直趴在栏杆上。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会觉得外滩好玩，凡是到上海都要来外滩瞻仰一下，这地方风景虽然不错，站久了实在有点腻歪。曾园从包里掏出一个傻瓜相机，对着于小齐咔嚓咔嚓地胡乱按了几张，又让我给她们拍合影。我举起照相机，从取景框里看到她们，她们搂在一起，曾园揽住于小齐的肩膀，笑得非常之得意，于小齐的神色有点茫然，把脸靠在曾园肩膀上，一只手搭在曾园的腰里。她们身后，一艘白色的机轮正缓缓驶过，拉响汽笛仿佛一声嘹亮的叹息。我按下快门的时候忽然觉得，那张底片不在照相机里，而是退后了十公分，留在了我的脑子里。
曾园说：“路小路也来拍张合影。”
我点点头，忽然发现不知道该把照相机给于小齐呢还是曾园。
曾园说：“你想跟谁合影？”
我说：“随便。”
曾园说：“那我给你们拍吧。”她接过照相机，让我站到于小齐身边，一口气拍了三张。于小齐在我身边哈哈大笑，对曾园说：“你过来，我也给你们拍几张。”于是我又和曾园合影。后来于小齐找了个过路的女孩儿，让她给我们三个人拍照片。曾园很主动地挎住我的胳膊，说：“今天便宜你了，来一张火辣辣的。”我还没来得及反抗，另一只胳膊被于小齐挎住了。于小齐说：“那我也不能太小起了。”我被她们两个夹在中间，心里暗骂，这叫什么事吧。
拍照的女孩儿说：“放松，中间那个不要愁眉苦脸的，笑笑。”
我咧嘴一笑，女孩儿把快门按了下去，说：“后面的船也拍进去了。”
那张照片一直流传到一九九九年。
那一天对我来说是非常神奇的，我，于小齐，曾园，在一起。而我其实是陪着欧阳慧到上海来的。在我短暂的十八年的生命中，这三个女孩儿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要是每一天都能在一起就好了，可以打麻将了。
我们沿着马路往回走，那条街很安静，行人稀少，两旁是高大的梧桐树，放眼望去全是我以前没见过的欧式建筑，又漂亮又结实。阳光温暖得恰到好处，她们一坐一右挎着我走路，我既像个被押赴刑场的，又像个花花公子。上海的街道上，当然也有些恋人挎着膀子走路。别人是双数，只有我是单数。路上有人吹口哨，嘘我。我说：“咱们别这么走路了，行吗？你们走我前面去。”曾园说：“少啰嗦，弄得跟乡下人似的。”我说不出话来。于小齐说：“这下路小路可以满足了。”
下午，我们随便找了个吃饭的地方钻进去。这是个咖啡馆，茶色玻璃，火车座，里面空荡荡的。我们坐在座位上，从帘子后面走出来一个女孩儿，问我们要点什么。曾园和于小齐都点了咖啡，我也要了一杯，端上来一看，就一小盅。我问那女孩儿：“你这是茅台吗？”女孩儿先是没明白，后来对我笑笑说：“好的咖啡不比茅台便宜。”我心想，你就蒙我吧，我又不是没喝过速溶咖啡，泡一茶缸灌下去，可以熬夜打牌。我用嘴唇沾了点咖啡，用舌头舔了舔，觉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还不如我爸爸厂里发的速溶咖啡呢。
女孩儿说：“你们是外地来的吧？”
我知道她看不起我，索性说：“对，我们私奔到上海来了。”
女孩儿笑了，问我：“你跟她们？”
我很严肃地问：“对啊。”
女孩儿用上海话说：“侬老结棍格。”说完走了。
曾园悄悄对我说：“我看你离虾皮也不远了。”
我指指这小店的装潢，说：“你别信她唬你，就这里，茶色玻璃火车座，到处都是。她要是能弄一杯比茅台还贵的咖啡出来，我就把头输给你。”
后来于小齐把那女孩儿又叫了过来，说：“这里有什么吃的吗？”女孩儿说有简餐，递过来一张菜单，说：“面包夹培根不错。”
我一看“培根”就笑了。我那位患有心脏病的语文老师，戴城著名散文家，老丁，他的名字就叫丁培根。于小齐也笑了。我说：“干吗叫培根啊？”那女孩儿大概觉得我有神经病，一脸的莫名其妙。于小齐说：“你以为培根是什么？我告诉你，培根是外国人的名字，我爸爸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英国有个散文家叫培根。你以为他是乡下人？”
我告诉她，我以为叫根的都是乡下人。当然美国总统叫里根，这是唯一可以排除在外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边，郊区的农民都喜欢叫“根”，土根，水根，红根，建根，好像惟恐全世界不知道他们是乡逼。我当然想不到培根是外国人，我靠，这个名字肯定不是傅雷先生翻译过来的。
我吃了培根，暗想，既然培根是散文家，他怎么又成餐桌上的粮食了吗？后来想想也释然了，我们国家不也有东坡肉吗？
那天的饭钱是曾园付的。她还说，自己想在戴城也开一家咖啡馆，或者酒吧，然后就可以在酒吧里安排一个乐队唱歌，她来唱，肯定很红。
于小齐说：“曾园唱的可好呢。”
我只见过曾园的吉他，没听她唱过，心里有点向往。
天色近黄昏时，我们打车回到于小齐的学校，又是曾园出钱。于小齐问我：“上海好玩吗？”我说好玩。曾园说：“都没玩什么，你怎么知道好玩？”
我说：“本来就是出来散散心，要怎么玩才过瘾啊？能散心就不错了，我要求不高。”
曾园说：“对啊，忘记你是混马台镇的了。”
我说：“他妈的简直是两个国家啊，太不公平了。有些国家玩死了都不开心，有些国家在马路上走走都很满足。这是为什么呢？”
曾园说：“因为你是从玩死了都不开心的国家爬出来的。”
于小齐在一所纺织学院做培训，我还以为纺织学院跟戴城的纺工技校一样，都是教人织布纺纱的，后来才知道，真正的纺织学院不搞这个，学校有服装设计，有装潢设计，有文秘，有模特，就是不会有纺织女工。那天傍晚我跟着于小齐和曾园，回到纺织学院，天色很快暗下来，整个学校只能看到一个概貌，它轻易地与夜色融在一起。
我说：“我要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