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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大清早起，老人们就下田了，每个人一口气插了两分田，才赶回来吃早饭。早饭是肉馒头白粥就小咸菜，吃完了早饭，太阳还没有脚杆头高，又插了两趟，这么一来两亩田就消灭了。这个时候眼看着温度开始往高里走，野猫头再来招呼大家歇工，也就没有人推脱了。老人们心里有数，知道误不了秧期，心思也就放松下来。吃中饭前后，开始谈老空的谈老空，讲古今的讲古今。
这些老人，大都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见过当兵的扛枪列队路过，也见过土匪飞刀寄函勒索，说到土匪被砍头示众，也就跟剖一个瓤熟透的西瓜一样，头咕噜咕噜在地面滚。那时候他们还年少，已经分不清是耳听还是眼见，说起来却都是活灵活现的。新中国成立后土匪就稀少了，能吃饱饭谁还做缺德事情呢？后来就是农业学大寨，能下田的男女老少都在大队里挣工分。
俗话讲得好：“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这不正应了眼面前的景不是。不过那时候人山人海，这种盛况现在人想都不能想见。生产队长负责生产，大队会计负责统计工分。有调皮偷懒的，就有手脚勤快的，有活泼逗笑的，就有开不得玩笑的，一样米养百样人，十根手指头伸出来还有长短之分呢。
老的还没老去，娃娃辈又接茬了，像野猫头这拨人就是老人们看着长大的。野猫头十六七岁的时候父亲因病过辈，他上面还有两个兄长，那个时候都已经成家分门别户。野猫头和他的老娘生活，直到娶妻生子，仍然在一起。讲起来兄弟三人却不和睦，虽然老娘在堂，也不过是桶箍护住了桶身，不至于散架而已。正因如此，野猫头才和义博结成了异姓弟兄，要好的跟一个人一样，是穿同一条裤脚管的联党。
乡下有句老话，“六十六，掉块肉；七十三，鬼来搀。”老人六十六和七十三岁的时候，最见下小辈的孝心，普通人家是过寿，稍微讲究点的人家会放场电影，请来乡镇上的放映员，在打谷场上支起两根毛竹，拉开银幕，架好机器，就等开场了。
野猫头老娘六十六岁的时候，义博已经回到城里，专门下乡来拜寿，出钱放了两部电影。一部是《五女拜寿》，一部是《静悄悄的左轮》，前者是传统戏剧，后者却是那时比较兴潮的反特大戏。不说费钱多少，就这派头也是被无数差不多年纪的老人艳羡不已的，不好意思跟儿女说，怕招来一顿白眼和唾沫，却是悄悄动了心思的。
当时当地，放场电影是要轰动好几个村落的，不过起因却不尽相同，主家滋味也大不一样。像老人过寿啦，家里添丁啦，学生考取学堂啦，当兵入伍啦，放场电影是喜庆，也被人交口称赞；如果是小偷小摸行事不端被抓住了接受惩罚，所交罚款被用来放电影的，全家人就有点抬不起头来了。所以村里游手好闲的人经常会互相这样开玩笑，“好久没这么消停了，老表你要请大家来看电影啦。”势必引来反击，“什么事情也要有个先来后到，你老兄还没请，我怎么敢抢在你前头呢？”
中饭前后，一众老人着实热闹地回顾以前村里放电影的盛况。当时不要说电视机，收音机都没有几部，都是听有线广播的，看场电影确实稀奇，难免要携儿带女，呼朋引伴，津津乐道。通常是放映员还在主家吃饭喝老酒，谷场上就搁满了条凳，宁可晚饭一家人站着吃，也要先占住个位置。如果放电影的消息提前就知晓了，免不得要将三姑六婆等长辈请来，平时连豆腐都舍不得捞一块的人家，这番也要割点肉，沾点荤腥了，说是过节一点也不为过。更有那些做小生意的，闻风而动，夏天敲梆子卖雪糕冰棒，冬天在电灯泡下卖多味瓜子，电影再精彩也顾不上看了。
说到《五女拜寿》，大家又都是一个来劲，都是中国人，还是比较欢喜看古时候的戏。做官的老丈人平时瞧不起穷书生，奉承几个官二代女婿，没承想一朝落难，几个女婿都是眼里鼻尖见识货，这时怕惹祸上身，撒尿都要离老丈人三条麦垄。反而是穷女婿既往不咎，不仅殷勤侍奉，还出面帮老丈人打赢了官司。最后头就是老丈人再次过寿的场面，前面几个女儿女婿没皮虼蚤般扭扭捏捏的难为情状，让人直呼痛快。母女翁婿尚且如此，真是讲透了人情世故。但是大家也就能讲个囫囵大概，毕竟时日久远，人老了记忆也不济，谈着谈着谈不下去了，越谈不下去越勾心火，恨不能马上再放一遍。
野猫头说：“这个好办，我让建国去租个录像带送过来。”建国是野猫头跟招娣的儿子，夫妻俩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考上了技校，也是一个大小伙子了，离村那会还是拖着两行鼻涕的小孩子。
老人们连连罢手，说，“建国不是上学吗？还是不用麻烦他了。再说了，日昼心里热煞，还是不用让孩子吃这趟辛苦。”
野猫头说，“晒太阳算什么吃苦，又不是出力生活。他现在实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去不去实习单位我们也不晓得，成天就在家里打游戏。”招娣在一旁也说，“让建国过来，这么些姨婆叔公的在这里，也应该来张望一下。你们也好久没见到这个细小伙了吧，大个头大小伙子家了，再过两三年就要帮他讨老婆，还不要脱我们一层皮啊。”
野猫头夫妻两个种地住在田边上，在城里另有单元套房，只有建国一个人住在里面。野猫头给建国打了一个电话，语气有点严厉，听得大家忐忑不安的。好在半个小时后，建国就过来了，果然是大小伙子家了，体面得很。大家都夸招娣有福气，这么标致的一个年轻人，还愁找不到老婆啊。建国脸皮薄，见人之后就不知道说什么好，被人夸更是手脚都不知道放哪里了。他把录像机支好，录像带放进去，就说，“没什么事，我就回家了。”野猫头又凶他，“回去多看看书，少玩点游戏。”
大家就都笑，说，“马上讨老婆的人了，你还这么管他，还当他是小把戏啊。想想毛家庄的毛卵子，孙子也打酱油了，还要管儿子，结果被孙子一通说，不希望爷爷做个坏榜样，以后爸爸这么管他，他就不想结婚了。真是人小鬼大。”
接下来看戏，这种记得一小半忘却一大半的故事，最容易看进去，少不得一边看一边热议，有撩起衣裳襟角抹眼泪的，也有跺脚叹大气的。都是尘土埋到脖颈梗的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生活苦不苦倒是其次，儿女孝顺才最为看重。但往往是老人体恤孩子，孩子却不怜见老人，不是做使唤仆人，就是做出气筒子。旧社会童养媳的遭遇，都强过现在的阿公阿婆。不哑不聋，不做姑翁。人生下来就好比秧苗一样金贵，细心呵护灌溉，人老了就像稻草秆子一样不招人待见，只好鼻头一捏，忍气吞声。
说到孝顺，眼面前妥妥的站着一个代表。野猫头对自己老娘孝顺不说，对招娣的娘老子也贴心贴肺的，讲话都轻声轻气的，从来没有重头话说，连带着对招娣的弟妹都好，这样的好后生打着灯笼也难找。可惜的是，野猫头搬到了城里，少了一个表率，村里的风气日下，老人们急得跳脚也没用。好日子没有好人过，这是顶顶糟心的。
情感宣泄之后，汗也不出了，两腋生风，再下田插秧也不觉得累。等到歇夜的辰光，却是两个男人一前一后地来招呼大家，走在前面的是野猫头，走在后面的是富态尽显的义博。大家羡慕野猫头的好运气，对义博却是满怀敬畏，连带着对二人的交情也觉得神秘莫解。义博和他的经历，野猫头和他的好运气，都很像戏曲里面的故事。
义博是因为招娣坐月子，同着自己的女人一道来看望，听说村里很多老人过来帮忙插秧，就下田同长辈们打声招呼。他没有什么架子，跟着野猫头的辈分走，野猫头喊什么他也喊什么。在老人们看来，一个人有很大的身份，又不摆架子，嘴巴还甜，那就没什么缺陷了。
野猫头跟大家说，“义博才是大老板，我只是他身边拎包的小伙计。”义博说：“讲什么这么难听，我的就是你的，我们两个人还分什么彼此。”老人们说：“嗬，这么大的地面，解放前沈家的大地主沈有财也比不上啊。当时沈有财家里有几十个长工短工，还有使唤丫头。了不得，不得了。”义博说：“时代不同，现在都机械化了，种有插秧机，收有收割机，倒是比以前轻松很多。只是西瓜田被周围稻田包围住了，插秧机开不进来，只能辛苦众老了。”
老人们说：“哪里的话，我们也是劳碌惯了，歇不住。现在家里小年轻都不爱种地了，纷纷往厂里跑。贪快活，把地扔给安徽人家种，自己买粮食吃。我们要种地反倒嫌弃我们寻麻烦。插秧割稻揉菜子，这样的事体有时候梦里头都想着呢。人老了就得活动活动手脚，要不就坐胖了，就变老年痴呆了。”
义博大笑，说，“听听，讲到我的心坎里去了。我当初逗猫头承包地，嘴巴两层皮都讲秃了。不就是为了退休之后有个地方活动活动手脚，不讲挣铜钿，换身健康就蛮值得了。再讲了，市场上买的小菜哪有自己地上种出来的好吃啊。”
老人们连连称是，就这样一边聊着天，一边往家赶。义博比野猫头大几岁，有一对男女，倪子金华比建国长一岁，囡囡小琴比建国矮两岁。回到家里，待到大家团团坐好，义博又来打趣野猫头，“建国都快要结婚了，你还能让招娣怀上，真是好本事。索性给建国生个弟妹出来也好，做什么要引产。”
义博的老婆叫陆英，在台面下用脚尖踢义博。义博说，“我讲的话对劲唠，我老婆还在台底下用脚尖踢我，怕我讲出不上台面的话。在座都是嫡亲，又是长辈，我这个人就是直性子，有什么讲什么，大家一家门里人，用不着见外。”陆英讲：“你这个人就是好嘴巴子坏思想，狗嘴里长不出象牙牙齿。”义博就张开嘴，说，“要是长出象牙，那就金贵了，随便敲一颗卖，就够你跟金华小琴吃一世人生了。”
讲到小琴，也已经上高中了，如果考上大学，就准备继续供她念下去，考不上大学就出来寻个单位上班。这是义博的打算。念书有出息最好，但可能就要离家，到时候不一定会把家安在什么地方，天南地北，上海北京，没个定数，说不定最后还要留学美国，拿张绿卡，几年都见不到一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双男女最好还是留在身边，现在能照顾就照顾点，老了之后轮到他们来侍候。
招娣也认同，在卧室里扔话过来说，“就一两个孩子，舍不得放他们在外面。宁可在眼面前见着来气，也比见不到伤心强。”
义博说，“招娣，我俩想到一堆了。有个事体，正好我们两对夫妻都在，这些老长辈们平时请都请不齐，这个时候也都在，干脆做个见证人，把我们家小琴许给你们建国怎么样。建国这个细佬，我跟陆英是看着他长大的，真是越看越欢喜。”
老人们也乐，他们虽然不知道小琴长啥样，但是义博陆英站在面前，料想面相不会差到哪里去。再说了，女方家境好，那是第一等重要的，性格脾气长相还在其次。建国面相好，能攀到这门亲，比他老子野猫头当年更有造化。野猫头不置可否，陆英说，“这种事情才不要你们男人家掺和，只会越掺和越乱，我跟招娣商量就好。”
虽然建国和小琴的事八字还没一撇，但是喜庆的氛围已经调动起来，大家都表态愿意做见证人，用不着吃猪腿，喜酒一定是要来喝一杯的。几个老头平时无事，一天三餐酒，早起上茶馆喝，喝到中午再回家，晚上继续弄点老烧酒。一天下来，半斤八两不在话下，都有点酒量。一来二去，就把义博喝醉倒了。
十来亩田的秧，三天就插完了。野猫头夫妻又留老人们住了两夜，才肯放他们走。还是喊同一部三卡，送老人们回去。三卡师傅也跟老人们熟了，开始聊天，“你们这么大年纪，还出来帮人家插秧，真是不容易。”老人们说，“哪里是来做生活的，我们是来歇亲眷的。”语气里透着骄傲。三卡师傅说，“这个野猫头，人一看就是好脾气，团团面面的。以前是跟你们一个村上的人吧？”老人们说，“是啊，同村人，算起来是侄子或外甥啦，都是同一个房门里的亲眷。”三卡师傅说，“他的外号倒也奇怪，为什么叫野猫头？”这个问题让老人们陷入了沉默，大家都不说话了。
原来，野猫头年轻的时候，就有一样毛病，因为长得体面，喜欢拈花惹草，明里暗里地跟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眉来眼去。野猫头和招娣结婚之后，稍微有点收敛，但还是管不住自己裤裆里的家伙。这些往事，难免让老人们颜面无光、有口难言。后来野猫头夫妻搬走，义博的提拔是一方面，野猫头的风流债才是根本。
不过这些都已经是过往的事，若还住同一个村，难免常常勾起心火，现在隔得这么远，也就慢慢淡然了。现在大家沉浸在此次插秧之行的欢愉里，觉得真是不枉此行。一个老人突然想起老早年前的一句歌词，忍不住哼了出来：
“高高山上一棵稻，姑嫂二人扛水浇。啥人糟蹋我格稻，拔根鸡毛夯断他格腰！”
车里的老人们都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