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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芳，我们有多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在一起说话了？在这个万籁俱寂的深夜，心贴着心，喃喃细语，不会被人打扰，也不会打扰别人，这样从容、尽情地拥抱着叙谈着，哦，一晃快四十年了。
四十年，我心里从未这么安静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小成，咱们的儿子，他终于离开我寻你而去了。谁能想到像他这样健康的躯壳竟会先我而成为你的伴影？可惜他的灵魂并不像躯壳那么健康，也许不能随你在天堂久驻。
我们不止一次谈论过天堂、地狱、命运和人生。从我们两心相许那天起，老天爷就像是把一切都注定了似的，看去貌似偶然，其实在劫难逃。假使父亲不是因为搞到了一点大米让全家吃了顿饱饭，就不会给日本人抓了“经济犯”；假使我不是替在牢里做下病来的父亲抓药，也不会在“同仁堂”门口让警察抓了伕子；假使不是那警察有个把兄弟在绥远当军官，我当完了伕子也不会被充了壮丁，也不会再被那军官派到青岛去运海货；假使晚去半个月，我大概也就跟着董其武将军反了水，而不会被钱师长留下当厨子，以致漂洋过海几十年不能反顾。命运对我们真是苛刻透了。在那边，我常常一个人渴酒发疯，骂天骂地，如果天地间尚有一丝公平之念，也不该对一个小民的一生这样草率这样无情的。
你信奉上帝，我敬过菩萨，可你看不见幸福的天堂和乐园，我也找不到极乐的东土和西天。而今天，现在，就在这个安宁的夜晚，我们难道不是同在一块净地之上吗？我们都是“轮回图”上的投生儿，茫茫苦海的幸存者，佛说九九八十一难之后，福星自然返照。周围是这样安静，窗外的夜丁香开了花，花气袭人。身上盖的，身下铺的，又厚又暄。二勇今天晒了被子。如果那场煤气中毒的浩劫是我的最后一难的话，那么二勇，便是我的福星了。
对了敏芳，你见过二勇吗？他就住在咱们那条胡同的西口。你在的时候他还小，也许没有印象了，高高的个儿，不如小成那么结实，却是漂漂亮亮一副眉眼。我没想到小成长大了会胖成这样。我走的时候他才六岁，又瘦又黄，和他那只可爱的却又先天不足的鸽子一样病弱不堪。
还记得那只鸽子吗？深灰，青靛，却毫不给人乌暗的感觉，它的脊背看去那么光滑、柔和。你一定记得我原来执意不准小成养它，一来怕孩子玩物丧志，二来那年头纨绔们为养鸽子寻衅打架的事层出不穷，我不想惹是非，为此孩子哭过好几次呢。他爱那鸽子，胜过吃穿，常常久久抱着它喃喃低语，简直视为小小知己，可以托之以心。对于这种童贞的、近于神圣的爱的萌芽，身为人父，我不能一味扼杀。后来我们一直养着它，就像家里的一口人似的养着，我不知道这多病的生灵后来究竟活了多久，我叫警察绑走后再也没有听到它的音信。
敏芳，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情景，就在前门外的“同仁堂”门口，几个警察拧着我的胳膊，小成又哭又喊抱着我的腿，鸽子扑棱棱从他怀里惊恐地飞出去，警察使劲踹了他一脚，他还是抱着我的腿死也不撒手。啊，我的儿子！他抱着我，就像是你在抱着我，是我的亲人，我的家，生我养我的北京城在用力地抱着我，不让我走！六岁孩子能有多大力气？可你知道吗？当那帮没有人性的东西硬把小成拉开的刹那，我就像落水人突然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的木头似的那么绝望，我那时候就想，大概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见不到家，见不到北平啦！
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啊！
转眼快四十年过去了。一怀愁绪，半生离索，当一切成于既往，我们在自己心造的天地中幽幽重聚，但愿能够十分平静了。然而我无法忘记那些年，多少次梦寐之中见到你，见到小成，见到我们常常路过的文津街、三海上的金鳌玉蝀桥、煤山、那古旧而亲切的东四牌楼啊！亲人、故乡，蓬山咫尺，像可望不可即的海市蜃楼一样在梦中流连，每逢梦破人醒，悲从中来时，我常常会钻心地痛感到人世间的无味和自身的渺小、孤单。说实话，要是没有对你，对小成，对故乡的怀念寄托，我一定没有这么命长。
刚到台湾那几年，你知道我是怎么活过来的？几十万军队突然挤上那个孤岛，当官的靠一口美国面粉养活着，当兵的足足三年没吃圆过一回肚子。北方人在那儿水土不服，个个一身脓包水泡。想家呀，想老婆孩子呀，真是离恨千端，别愁万种，光我们一个师部，自杀的，两个，疯的，一个。我同屋的张大全，沈阳人，把手榴弹捆在肚子上寻了短见，留下几行绝命诗，当官的缴去不准大家看。其实当官的也想家，钱师长就整天盼着叫着想打回去，巴望着美国人能帮着打回去。他家客厅里高挂着古诗条幅：“愿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杯土”。耿耿于怀，吟咏起来，声泪俱下。而我们这些当兵的呢，想的就简单得多——只要能回去就行，别管是打回去，跑回去，还是投降回去。
我在军队整整干了十三年。从教书匠沦为火头军，斯文扫地，已全然顾念不得。我从三等兵一直干到上士，上士又分三等，我干到最高一等。到了1960年，我们这些胡子兵退了伍。那阵子，成群的外国人拥进来开工厂、办商店、设银行，把台湾搞得热闹起来了。我进了中山北路一家名叫樱楼的餐馆工作。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日本东家，老板叫浅沼，对我不错。敏芳，我想你一定不会怪我竟然愿意给日本人做事吧。杀父之仇，刻骨铭心，自然不敢一朝忘却，但是，和咱们同文同种的一个大国，总不会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吧？咱们和日本的仇，是和那些想叫咱们亡国灭种的疯子们的仇，用不着和善良的东洋百姓过不去。世界本来是挺安静的，就是让那些疯子们搞得疯狂了。
浅沼先生的性子有时有点暴躁，但很重义气。他知道我的身世后，拍桌子大骂过那些绑架我的警察们。我们在一起共事好几年，彼此以诚相待。日本和台湾断交后，大批日本商人纷纷东渡回国去了，他也把樱楼托付给我，带着太太走了。到了1970年，索性把这家餐馆送给了我，不过那时候樱楼已经为他挣够了钱，从里到外都老朽了。
我就这样安身立命许多年，倒也顾全了温饱，就是总想你们。
我也养了一只鸽子，做为一种向往，或者说是一种凭吊……那鸽子也是灰色的，灰色中带着点青靛，它的咕咕叫声和小成的那只灰鸽尤其相似，听了令人神往。它喜欢转动着灵巧的脖子东张西望，也常用滚圆的眼睛出神地看我，我们经常这样久久对视，我看出它是想和我说话，只是说不出声来。啊，那简直就是小成的化身。它陪着我，度过了那么久那么久的日子，那些日子里给我帮助最大的，除了浅沼先生，就是它。
不，我并不是因为从浅沼先生那里得了糊口延命的饭碗而感激他，为了樱楼的兴隆，我毕竟付出了无愧的劳动。我要感激的，是浅沼先生在我命运的转折中所起的作用。我现在能够躺在被二勇认真晒过的又厚又暄的褥子上，在这弥漫着丁香花醉人气息的夜晚，与你，我的红颜薄命的亡妻，幽幽相聚，一叙生前死后，如果这一切在命运中早有伏线的话，那么浅沼先生，便是这伏线的一端。
那时候浅沼先生已经开始和大陆做生意，我就托他寻访你和小成的下落。二十年中，你给我托了无数次梦，说你和孩子都还健在，只是乱世之中辗转流落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偏僻地方去了，无数次醒来，我都记不清那是个什么地方。
在一个闷热的黄昏，我印象很清楚，天像是要下雨，深灰、混浊。浅沼先生突然来到樱楼，告诉我他在北京寻找你们的经过。我那时都顾不上照例的寒暄，光是木呆呆地盯着他的嘴巴，心里害怕，膝盖直哆嗦，摆手想叫他快说，又想叫他等一等，容我镇定一下再说。那瞬间我脑子里似乎一片空白，又似乎涌出一千个或凶或吉或悲或喜的结局，连那只善解人意的鸽子都察觉出情形不对，惶惶不安地飞到我的手上，尖嘴用力敲打我胸前的纽扣，仿佛在问：“怎么啦，怎么啦？”
浅沼先生拿来了你的照片，是你去世的前一年照下的。眉目依稀，无情岁月虽使红颜老去，但以往的音容宛在，呼之欲出。敏芳，你虽有青春之身不肯再嫁，情愿守几十年的寡拉扯小成等我回来，可你终于没能等到我，我知道你在煎熬中盼望着共叙团圆的一天，只是实在熬不住才先去了，我能想象到你弥留时的心境，我仿佛已经看到了你走时频频回首，吃力地向我张望的模样。敏芳，要不是为了小成，我们爱情的见证和结晶，我们血肉和生命的延续，我那时就该去跳海，为什么要活到现在？
浅沼先生也带来了小成的照片，是小成和他太太的结婚照，仿佛他们早就算定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正是失去你的时候，不肯亵渎我的悲痛，所以照得过分严肃，穿着也太素朴，以至于完全不像个结婚照。浅沼先生说，这是他们1971年照的，已经过去四年了，现在的小成比四年前还要胖一些。浅沼先生还说，当小成听说我还活在台湾时，样子很惊慌，如同活见鬼一样。是啊，他和我分别的时候才六岁，也许早就想不起世间还有这么个父亲了。
可是不，浅沼先生摇着头，他说现在大陆上的情形颇有些古怪，“海外关系”统统被看做是一种极不光彩的事情，人人噤若寒蝉。其实对台湾人来说，这是不难理解的，这儿的人同样也怕沾上“通共”的边。可是，我们毕竟是亲人，是父子啊！孰能没有天伦？
儿子竟没有给我写一封信，连一声“爸爸”都没叫，那张照片，也不知浅沼先生是如何到手的，问他，他只一味摇头叹气。
我写了一封信，托浅沼先生有便时带到北京去。敏芳，我总得知道你的生前身后是如何安排的，有什么欲了未了的遗愿；也想知道儿子现在的生活，是否快乐平安；问他还记不记得三十年前父子离别的一幕！可那信一去没了回音。一湾海水，把我们隔绝在两个世界里。
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怪罪小成，我心目中的小成仍然是个可爱、懂事、又特别重感情的孩子，他不愿和我相认，只是怕担上政治的压力而已。于是我不再给他写信，生怕妨碍了他在大陆的自处。就连二勇，在当时的环境下，倘使对海外关系没有小成那般恐惧，恐怕也是憎恨的吧！二勇那时还是个不更事的少年呢。
我继续操持着樱楼的生意。痛定之后，心里比过去多少踏实了些。我总算知道了我唯一的儿子，至今还与我同在，心里像有了一个小小的亮光，在黑暗中引着我往前走。敏芳，我那时就只有这么一个念头，我得往前走，走到那么一天，我能去找我的儿子，也许真有那么一天，我能摸到那个影影绰绰的亮光。
台湾那些年经济搞得很乱，票子一个劲儿发毛，但樱楼总算在风雨飘摇中维持下来，没有关门大吉。来这儿照应的都是老主顾，钱师长也常来。他早退了休，靠几十年宦囊积蓄在台北做寓公，已是须眉皤然的老人了，这几年举手投足，更添了几分学者般的飘逸与悠闲，优悠中又带着一点淡淡的伤感，和那些三十年前漂洋过海的老军人们一样，总觉得到老连归葬的坟地也看不到似的，心里虚。
是的，钱师长还不如我，我还有个实实在在的盼头，他却不行。要是照着浅沼先生的说法，凡当过国军营长以上、三青团区队长以上、一贯道点传师以上的人员，按大陆上的法律都要以反革命论处。钱师长半生戎马，杀人无其数，共产党绝不会饶他。我曾经忍不住怀着孩子般的好奇仔细注意过他的那双手，竟是那么细弱、柔软，而且白得像女人，指甲也修得很精心，谁能想到这双手已经在血泊里浸泡了二十年啊！钱师长对大陆曾经那么深恶痛绝过，如今老了，也变得惇惇怀故了，常忍不住登高远望，向着落日余晖，用发哑的嗓门儿歪歪扭扭吼两段莱芜梆子，吟几句思乡感怀的诗文。可是，“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他的生年是回不去了，他回去，人家共产党就是杀了他也是不冤的，所谓君子之仇，十年得报，这已经三十年了。他呢，也早已绝意归途，只能悲歌当泣，远望当归，聊以胡思乱想罢了。
而我的盼头居然来得比想像的还快，1981年的夏天，不期然接到了儿子的一封短短的信，我高兴得发狂。现在我想不起那封信具体都说了些什么，总之是问我好，并且说他也很好，现在在一家饭店里当服务员，只是经济紧张，希望我能寄些钱去。尺牍之中，我仿佛听见了小成抱着我的腿哭喊的回声，那声音唤起我深埋多年的亲子之爱。当天我就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并且把我存在银行的全部美元取出来，一块寄到日本，托浅沼先生给儿子寄去。敏芳，也许只有你才能体会我当时的兴奋，我总算能够尽一点人父之责了，我是个父亲啊！
从那天起我戒了酒。五个月之后，小成又来信了，还是那么短，问候之外还是要我再寄些钱去。我又寄了，并且又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依依山水之恋，拳拳父子之情，字里行间，意犹未尽。我日日夜夜等着他的回音，希望他别那么匆忙，别那么简短，我盼着他能耐心地和我这个孤身在外的老父亲叙叙家常啊！
我等了整整一年，神不守舍的一年。
论人之常情，儿子不会这么久不理我，我预感到出了什么事。
我从来鄙薄巫道，那时居然也去找了个测字先生，拈了一个“欢”字，测字先生凝神作状地参悟了半天，大摇其头说：“‘欢’，附半个‘难’字，非佳象，怕多少要有些难过的关节了。”见我不语，又说：“也非一难到底，后继者‘欠’也，附‘迁’音。”他啰啰唆唆玄而又玄地做了一通近乎忏语的发挥，意思是：我这一辈子，迁，主遇难呈祥。
测字，本是方士糊口延命之所为，几乎是骗钱的行径，但既听了，就忍不住瞎琢磨，琢磨，就多少有些不安——为什么偏偏就拈了这么个字呢，大非吉兆。
果然，一天中午忽然有几个警察到樱楼来，要我去警署说话，不许我多问，也不许我回家，粗暴地要带我走。那时我突然想起三十几年前在同仁堂门口被几个警察绑架的一幕，于是说死也不肯走。可那些警察威胁说这是依法传讯，如果我拒传事情就更麻烦，樱楼的伙计们也纷纷劝我不要吃眼前亏，先去了再说。我当时真想，如果小成在，如果他还能紧紧抱住我的腿，那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他们走的。可我是一个人，从肉体到精神都是孤单单的一个人，我就是真的回不来了，人们无非茶余饭后做个谈资，没人会像你，我的妻；像小成，我的儿，那样悲痛洒泪！没有人会！
他们把我带到台北景美警察分局，说是传讯，可往地下屋里一关三天不闻不问。我惦念我的鸽子，想着谁会去给它喂食喂水……
到了第四天，他们像是才想起来似的，把我叫去问话，问话的是个麻子，他拿出一封信给我看。
“知道是谁写的吗？”
这当然是明知故问，那正是小成的来信，短短的，不知写了些什么。
“是我儿子的信。”
“你儿子是共党的什么干部？”
“他不是干部，是饭店的侍者。”
“你还想赖？”警察老练而邪恶地笑着，“你看看这张信纸吧，认识共党的简体字吗？”
信纸上方，红字函头：北京万宁宾馆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是干什么的你当然晓得喽，是共党现行的政权机关，你儿子能够使用这种信纸，不是干部是什么？”
我说不上话，只用眼睛狠狠盯着那张麻脸，那脸上集中了人类最专横、最败坏、最愚昧的表情，我憎恨这脸！
到现在我也没有闹懂那革命委员会是怎么回事，二勇后来对我说过，七十年代前后，大陆上连托儿所、养老院，连卖酱油、烙大饼的小铺小店，都有革命委员会。可这种满天盖地到处都是的东西却构成了莫须有的罪名，使我身陷囹圄。警察们三天两头逼审我，用种种不人道的手段对待我，要我招供所谓“通共”的内幕，并且恫吓说要送我到火烧岛去。[1]
“一朝进公门，九牛拉不出”，在警署地下屋我一直过了三个月，全仗朋友在外奔走营救，连钱师长都找了他的一些老关系。但警察们却是些认钱不认人的家伙，一直久押不放，也不送院审判。我气恨交加，大病一场，朋友们送药来，他们竟不准我接受，朋友中有个吃法律饭的为我据理争诉，说照着政府的“羁押法实施细则”规定：“被告亲友送入药物，经看守所医师检查合格后得许可之”。警方不准我接受药物是违法的。但警察们借口没有检查设备，仍然拒收，直到牢里接二连三有人病倒，上吐下泻，症状与我无二，才疑心是发了瘟病，急忙把我们隔离起来，打了针。打针的警察不知是不懂还是懒，我们四个病人只用一个针头，只换屁股不换针。我病得连抗议的力气也没有，横着心随他去打，敏芳，要不是你在天之灵的保佑，我也许就活不过那一关了。
后来，朋友们背着我用樱楼这些年的积蓄上下打点，疏通关节，正是：钱能通神，一买就灵。恰好又赶上九月十八日发生了两名警察抢劫三重市彰化银行十一万台币的丑闻巨案，舆论哗然，所以，到了天气渐冷的深秋，我被放了出来，警察们说：“误会了。”
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写信给浅沼先生，要他转告小成，以后来信，千万别再用官家的信纸，什么“革命委员会”，什么“公社”，这种字眼儿都别用，信封上也别写简化字。为了防备再出事，我把儿子的前两封信，连同他和他太太的照片一起烧了。在那照片上，儿子穿着“毛式”的服装，更加上他太太的脸上没有妆，头发又没烫，外人看了，自然会刺眼、生疑。
那是深夜，和现在一样安静的深夜，连我的鸽子也沉沉睡去了。我一个人，身伴四壁，望着儿子的脸在枯黄色的火苗中丝丝作响地变焦，变皱，哆嗦着打起卷来，直到化成一撮黑灰……就像我忘不了儿子抱着我的腿的情景一样，我也一直记着那黄色的火、乌黑的灰，还有那窜了一下就完全消失了的青烟……
是不是，我也到该撒手而去的时候了？何苦留着一个躯壳无味地耗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