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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庆春和肖童说她出了几天差，并非虚言，几天前她去了天津和河北省的宁河县。而且这次也并非一个人的独往独来，李春强给她派了个杜长发做助手。他们俩用了三天的时间，在天津监狱和茶淀劳改农场提审了十一个贩毒案的案犯，收获不小。在这十一个服刑的在押犯当中，至少有三个人从照片上认出了胡大庆，并且供出胡大庆以往的一些行迹和他常用的假名。从他们提供的情况看，胡大庆确实不是一般的毒品贩子，他贩毒的次数之多，与毒贩的联系之广，贩毒的数量之巨，都超过了庆春他们原来的估计。
于是，在他们回京以后，李春强专门安排了一次向处里的汇报。处长马占福亲自听了这个汇报，也觉得这很可能是一个不大常见的涉毒巨案。
因为庆春在汇报结束时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第一，胡大庆贩毒的点线很广。仅从几个案犯的交待看，已经遍及北京、天津、东北和广东，算得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了。第二，他长期使用数个假名以及假身份，进高档酒楼，住高档酒店。在康宏娱乐城缴获的登喜路牌的西服，市价可卖到上万元，可见他贩毒已经非常职业化而且毒资巨大。第三，随身携带武器，并且开枪杀人，手段凶残且极有经验。仅这三点，足以证明他不是一般的小贩小倒。从那天在那幢西洋楼现场缴获的毒品看，他一次出手就是上千克海洛因，说明他并不零售，而是那些批发商的供应者。
在庆春汇报的过程中，马处长没有提问和插话，但从他脸部的表情上，看得出是认真听了。庆春谈完之后，他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让李春强先发表看法。
李春强说：“庆春的结论我同意。现在提出的问题是，胡大庆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广阔的区域内进行这么大数量的专业贩毒，他显然不是一个‘个体户’。只有集团犯罪，才能做到这种水平。现在我们可以假设，这是一个内部系统严密，并且有很好保护措施的贩毒组织。他们有人进货，有人储藏，有人运输，有人销售，有人洗钱，甚至，有专门的制毒据点。那么这个胡大庆，也许只是整个毒品销售网络中的一个骨干销售人员，也就是这圈子里的人说的那种‘批份儿’的角色。我们现在寻找胡大庆的目的，应该是要挖出这个毒品集团的主体，还有这个集团的首犯。”
处长点头，脸上有了点笑容：“不错。”他说，“你们队这段搞得不错，这本来是个线索不多的人物，你们能搞出这么多情况来，而且推断出一个集团犯罪的背景。不管抓没抓到胡大庆，这都是个重要的收获。”处长抓抓头皮，接着说，“不过，推理可以大胆，论证须要小心。你们还是要多找些证据，不忙下结论先入为主。另外，你们抓紧把刚才汇报的内容整理成一份专题报告，我们向局里报一下。我看，查清这个案子首先得找到胡大庆，找胡大庆光咱们一个处在北京地区常规的这么查远远不够。我们可以建议局里请公安部协调，要求一些重点城市重点地区，一齐查找他的下落。”
处长对刑警队的这几句表扬，和对下步工作的这个安排，让庆春的心情大为开朗。她这几天的辛苦，算没白忙，既对得起死去的胡新民，也给刑警队和李春强叫了彩争了光。李春强毕竟还算新官上任，她知道他对领导的评价还是比较在乎的。
给局里的报告是她连夜写的，第二天一早就交到了李春强的手上，李春强几乎没改就转呈了处长。因为处长对这个案子已经有了一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意见，所以李春强并不等着这份报告的批复，便着手布置力量开始了对胡大庆的搜寻工作。庆春当然参与其中，到各分局部署排查，搜集线索，忙得起早贪黑，一连几天连父亲那边都没照过面。她早上出门时父亲还未起，晚上回家时，父亲已睡去，他们每天只是互相留条子问候一下。
周末又忙了一天，星期天的上午他们在一起开了个情况碰头会，散会后，李春强下令：下午什么都不干了，休息！
等队里的同志大部分都走了，李春强叫住庆春，约她晚上到他家去吃晚饭。
“我妈叫我请你去的，她今天晚上做大蒜烧黄鱼，你过去吃过的，我妈还记得你最爱吃她这道菜呢。”
庆春想了一下，回绝了，“下回再去吧，”她说，“我爸爸好几天都留条子希望我能和他一起吃个饭，我今天想陪陪他。”
其实，她回绝李春强并不仅仅是因为要陪父亲。她觉得新民去世还未足月，她不应该和李春强打得火热。
回家的路上，她在一家超级市场买了几斤鸡爪子，父亲爱吃这个，做得也拿手。可还没进家门，她的BP机便响个不停，BP机一响她就有点条件反射，每个汗毛孔都紧张起来。她猜不出又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和父亲共进晚餐的计划刹那间又变得遥远了。
这是一个从未见过的电话号码。她回家先跑到父亲房间的门厅里打电话。电话接通后，她的心情立即松弛下来。呼叫她的人原来是燕大法律系的那个大学生肖童。
肖童在电话里的声音如同他的相貌一样，充满青春的朝气，这使庆春隐隐被某种已经遗忘的东西所感染。肖童问她下午是否有空，她故作老成地反问有什么事吗，肖童说没什么大事有点小事能不能见个面，她问到底什么事大概是哪方面的事。肖童说这是公用电话不便久占最好见面再谈。见他这样神神秘秘，庆春心里发笑，她本想让他到家里来找她，犹豫了一下，转念约了另一个地方。
放下电话，又把买来的鸡爪子放进冰箱。她看一眼父亲的卧室。卧室的门是虚掩的，里边没有声响。她叫了一声：“爸爸！”依然无人应声。她推门进去，见父亲睡在床上，鼻息很重，她又叫了一声：“爸爸。”父亲才哑哑地应道：
“回来啦。”
父亲的床头柜上，零乱地摆着药瓶和水杯，她还没来得及细想就又看到了父亲苍白的脸色和像是几日未刮的胡子，她问：“爸爸，您生病啦？”
父亲侧动了一下身体，把脸对着她，说：“啊，有点不舒服，可能是感冒了。”
庆春坐到父亲床边，用手去摸他的额头。“发烧啊！”她说，“怎么搞的，什么时候病的，去看了吗？”
“好几天了，可能快好了。”
庆春着急了，因为父亲的额头依然滚烫。她手忙脚乱地把父亲扶起来，嘴里一劲儿地埋怨着：
“您干吗不去看病呀，您起不来可以呼我呀，这都几天了，非耽误了不可。”
父亲说：“你这几天不是忙吗。我想给你打电话来着，后来一想，算了。”
庆春说：“您每天不是都给我留条子吗，为什么不说呀？”
父亲说：“我自己有药。你妈不在以后，我生病还不就是这样一顶就过来了。你整天在外面跑，出差，还能指着你？”
庆春帮父亲穿鞋：“您这不是骂我不管您吗？您又不说，您说了我可以请假。”
父亲说：“你现在要奔事业，我老耽误你干吗？你妈一死我就想好了，我自己能克服的，不拖累别人……你给我穿鞋干吗？我不去医院，我有药……”
庆春气呼呼地说：“我怎么就成‘别人’了。”她硬给父亲穿上鞋，打电话叫了出租车。在等出租车的时候，没忘了在肖童的BP机上呼了一句话：
“我陪父亲去平安医院，见面取消，抱歉。”
半小时后，出租车来了。父亲还不想去医院，她强迫地扶着他下了楼。父亲毕竟已经六十岁了，万一拖出更大的病来如何了得，她想。
平安医院是离她家最近的一个医院，也是父亲单位的合同医院。从她家到平安医院一共五分钟的车程，出租车费加上来她家的空驶费也不过区区二十八元。但麻烦的是，她给了司机一张一百元的票子，那司机死活找不开。她把自己全身翻遍了，全部零钱也凑不足二十块。司机说你让这老同志在车里等着，你去换。她说这附近也没商店也没饭馆到哪儿去换？司机说，你可以到医院里的收费处去换。庆春说，收费处总是排大队，给不给换钱还不知道。两人正在交涉，突然有一只手从敞开的车窗外把三十元钱钞票递进来，说：“这是三十元，不用找了。”
庆春抬头一看，原来是肖童，不由惊讶地叫道：“你怎么在这儿？”
肖童得意地一笑：“我无处不在。”
他们一起扶着庆春的父亲走上医院的台阶。在整个儿看病的过程中，庆春一直陪着父亲，而挂号、取单、划价、交费、领药等等一系列跑腿排队的差事，全是劳驾肖童。父亲得了肺炎，幸亏来了医院，打了青霉素，否则弄不好就会转成了别的。庆春心里有些后怕，所以，尽管父亲非常不愿意，她还是坚持让父亲留下来住院。
医生说：住也行，不住也行，不住就把针拿回去按时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