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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结婚了。
我二十四岁，与新娘同龄。新娘是特别富有而且长相也还凑合的贝贝。
婚礼前的最后一周过得既热闹又疲惫，贝贝家的亲戚朋友真多，我的日程中塞满了没完没了的迎来送往、仪式化的客套和像考试一样的自我介绍。那些祝贺的、送礼的、来看新郎的，就像排队买东西似的一个挨着一个。贝贝的父母得不厌其烦地把我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陌生人引见给他们的整个家族和这家族在上流社会的圈子。还有电话。电话不停地响着，从西雅图、旧金山、芝加哥以及温哥华和多伦多打来的电话，恭喜恭喜之声不绝于耳。也许只有儿女婚嫁这种事，才最能看出这家人在整个北美华人社会中的影响和根基。这影响和根基是历史造就的，绝对速成不了的，因而也是令人骄傲的。贝贝已经算是这个家族中的第四代移民了。
婚礼将在洛杉矶比佛利山庄最有名的教堂举行，很多人都在为这桩婚事而忙碌、而喜不自禁，尤其是新娘贝贝。看得出婚礼之前的贝贝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儿。
我呢？
我应该感到幸福，在这个浮华之家如此受人瞩目，有那么多人忙着为我去订教堂，到饭店里去订喜宴，找设计师来做衣服，找摄影师来拍电影，屋里的礼品堆成小山，还专门有人登记造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从未享受过的，是我的幸福！
当然，我最应该感到幸福的还不是这些，贝贝那位从埃塞俄比亚来的黑人保姆玛瑞丝太太告诉我，这一切都算不上什么，最值得我庆幸的，其实是这桩婚事能让我很快就到移民官那里去唱“卡拉OK”了！玛瑞丝太太在这个华人家庭里工作了二十年，不仅可以说出一口流利的台湾腔的国语，而且，对华人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他们喜闻乐见的一切东西都能一一道来，如数家珍。可让我这个最纯的华人都感到莫名其妙的是，难道去唱卡拉OK也算是一件幸事？
“当然啦！就是到移民局去唱美国的国歌呀，就当它是唱卡拉OK好啦。”玛瑞丝说，“我来这边二十年了才拿到了这个身份，可你只要在这边住上半年，移民局就会通知你去唱歌了，因为你娶了一位美国公民做了太太！”
我故意无动于衷地说道：“当美国公民又有什么好！”其实我明明知道，这是这里的每个外国移民都梦寐以求的归宿，但我偏偏要做出这样冷淡的神情。
“当然好啦。”玛瑞丝太太夸张地叫起来，“美国，多好的地方！美国对自己的公民很偏心的，很袒护的，法律呀、福利呀，每一样每一样，都很照顾的。”
我淡淡地说：“好啊，唱一遍星条旗永不落就能拿美国护照了，拿了美国护照就能受美国的照顾了，我当然没意见。”
“还有啊，”玛瑞丝太太认真负责地告诉我，“不是单单唱歌的，移民官还要问你一些话呢，不过也很好答的。他会问你：喜欢这个国家吗？你就答：喜欢，当然喜欢啦，这是多么伟大的国家。他再问你：愿意为这个国家作贡献吗？你就答：噢！尽我所能吧。总之他问什么你答什么，然后就可以宣誓啦，唱歌啦，唱完歌你就是一个美国公民啦！”
是的，我因为要和贝贝结婚，所以将很容易地成为一个美国公民，这不仅是幸福，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幸运。于是，我在这个家里装出了笑，装出激动和感谢的表情，装出幸福的模样。我想让贝贝和疼爱她的父母感到满意，我不想让这家里的一切人，包括玛瑞丝太太在内，感到失望和扫兴。
即便如此，在婚期临近的一天早上，在花园里，贝贝依然疑惑地问我：“你不开心吗，你不高兴吗，你是不是累了？”
我说：“没有。”
我搂了搂贝贝，想用身体的温存来掩饰内心的空茫，贝贝问：
“那你怎么啦？”
我不知道我怎么啦，在这个人生最美好的时刻，我没有热情。
这里没有我一个亲人，也没有一个熟悉的朋友。除了贝贝，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隔膜和陌生，包括她的父母。
贝贝说：“你肯定是累了。不如我们躲开这儿，下周再回来，你喜欢去哪儿？拉斯维加斯？想去赌赌你的手气吗？或者我们干脆走远一点，去夏威夷怎么样？找一个安静的海滩，就我们两个人……”
安静的海滩？
我点了头，说：好啊。
安静的海滩……
我预料到我必然要和我一直逃避的那个梦境相逢了，在那个安静的海滩。
这家人都熟知贝贝的任性，当天就有人帮我们订了机票，送我们去了机场。从洛杉矶去夏威夷，我们将在太平洋上空，做长达七个小时的横渡。
这是二〇〇〇年的冬天，新千年的第一个中国春节的前夕。而在这里，在夏威夷，却到处是夏天的棕榈、刺眼的阳光、蔚蓝的海和烫脚的沙滩。
夏威夷的这家酒店贝贝显然来过，对一切都是很熟悉的样子。这里远离城市，每个房间都面向大海。清晨，我站在弧形的阳台上，看一只孤单的海鸥从脚下歪歪地滑过。贝贝还在床上熟睡，这给了我一个真正可以静思的片刻，我开始仔细地、贪婪地、如饥似渴地咀嚼昨夜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