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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说终于找到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尾。
这个结尾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这部作品的主题立意和整体基础——我究竟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及最后的命运,究竟要向读者说明什么,昭示什么?
我倾力描摹的这个女孩,曾以她健康阳光的外表感动过我;曾以她爽朗倔犟的个性感动过我;曾以她艰难困苦的经历感动过我;曾以她善良热情的天性感动过我。最深刻的是,她的那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之恋,她把对一个男孩的暗恋如此长久地深藏于心,确确实实,感动过我!
我曾为她始终不能实现她的向往而感到惋惜;为她生活中的种种变故和逆境感到焦虑;为她最终选择极端手段,寻求简单解脱,感到震惊。在两次庭审之后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不幸。我愈发感到像优优这样年轻的男孩女孩,内心都有一块我们永远无法探明的隐秘,他们的真实思想,他们的行为方式,我们永远无法做出真切判断。他们下一分钟将会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我们永远无法先知先觉。
我把优优的结局,告诉了那位一直催我尽快完稿的电视剧制作商。他在啧啧叹惜的同时,压不住欣喜若狂。他说你好好写,快点写完,这片子拍出来肯定好卖!少女杀人,无论其心路历程还是案件的侦破过程,都天生具备了充分的可看性,足以和广大观众的好奇心强烈互动。
他进而提出了一个新的策划,以若干年前曾经热播的一部电视系列剧《命案十三宗》为例,主张我的这部作品,一旦改编成剧,不防也照猫画虎,渲染些纪实风格,甚至索性向观众挑明该剧以真人真事作为背景,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情感实录”!因此当务之急,是趁故事的人物原型还活着的时候,抢拍一些真人镜头,以备今后片头片尾之用。
制片商的这个策划并未等我同意,便迅速着手实施。那一天他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说已经用某电视台的名义,商得监狱管理部门同意,明天就要到看守所去拍摄与优优谈话的实景。谈话的内容有两个策划,一个是请律师出面和她谈上诉的事情,话题必须涉及案情。另一个是请编剧——也就是我——对其进行狱中采访,以“临终关怀”的名义,让她谈些内心隐秘,最好能谈出点“千古恨”那一类的感慨,和当初“一失足”的思想动机。
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不想再次面对优优,不想再次面对这样一个将不久于人世的青春女孩,不想再次面对一个因毒杀幼儿而在我心中变得极其陌生的人物。我预想到这种面对将会令我的内心,逃不开无处发散的心寒和别扭,所以我做了推辞,建议制作商去找律师。但当天晚上制作商又打来电话,说律师对这个角色表示了拒绝,理由是上诉早已上诉,而且非常不巧,今天最高法院刚刚将上诉驳回,裁定维持原判。估计早则今晚,迟则明晨,原审法院便会将最高法院的终审裁定,送达本人。律师不愿重新表演一遍。所以制作商只好又来恳求于我,希望我明天亲自出马,在摄影机前与优优谈谈,他说这时候与优优交谈,唯我最佳人选。
我只好答应。
一来,我为了稿费必须服从这个商业计划;二来,我去也是为了优优。
我想,无论如何,优优曾经向我袒露过心扉,将她从不告人的隐秘,与我交流。她最爱周月,但不能与他交流;她最亲大姐,但很少与大姐交流;她曾与凌信诚形同夫妻,但心中的这一块隐秘,也无法与之交流。所以制片商说的也确实没错,在优优死到临头之际,与她做最后交流的那个人,也许只能是我。最适合给予她一点感情安慰的人,最适合聆听她临终忏悔的人,也许只能是我。
第二天一早,临时组建的一支摄制小组便开车来到我家,接我一起去了关押优优的监所。一审判决下达之后,优优从分局看守所移至了位于北京南城的一个更大的看守所中。由于经过事前联系,监管干部比较配合,特地为我们在监区内安排了一个较大的屋子,在我们布好灯光,架好机器之后,民警便把优优带过来了。
优优目光憔悴,容貌却依然年轻。身上穿的囚服尺寸有些小了,身材的线条却无意间被勾勒得起伏动人。她在我的对面,隔了桌子坐下。当民警将她的一只脚腕,用铁链固于椅腿之时,她偷眼看了一下我身后的镜头,脸上露出些难为情的样子。这细微的动作让我心中一震,想到人之将死,还这样顾及面子,可见羞耻之心,乃人之本性。
谈话开始之前,我先做寒暄:“优优,你还好吗?”我的神态故意轻松,声调也处理得尽量随意:“身体好吗?这两天心情还行吗?”问完之后我才发觉这类寒暄与此时的优优,实际上是多么不够厚道的一个提问,大有哪把壶不开提哪把的傻气。
好在优优仿佛比我坦然,言语表情并不上挂下连,她用颇为事务性的口吻答道:“这些天睡得不好,所以总觉得恶心,一恶心就吃不下东西。”
“有没有去看看医生?”我问。
“没有。”她说:“前两天没心情看。现在,看不看也无所谓了。”
我停顿少顷,开始介入正式话题:“优优,今天有几个电视台的记者跟我一块儿过来看你,他们听了你对我说过的那些经历,都觉得很有意思。他们,也包括我在内,都对你和那个小孩之间后来发生的事情……很不理解,甚至很不相信。所以,我们今天来,是想跟你随便聊聊,听听你的想法。我想,我和你,咱们之间也谈过好多次了。你把你的家庭、历史、你内心喜欢谁不喜欢谁,都毫无保留地告诉过我,我应当有义务再听听你最后的想法,对你的一生,做一个完整真实的记录,你说好吗?”
优优点点头,并且,还微微笑了一下,但那笑容如同昙花一现,短促得接近于无。她在点头之后,又精神枯萎地摇了摇头,声音也显得毫无生气。
“昨天这里的队长跟我说了,其实我真的不想再谈什么了。大家都是听他们的,我说什么,又有谁听。现在我再说,又有什么用。我说我没杀乖乖,你们信么?”
我语迟片刻,难以回答。信与不信似乎都不宜讨论。我换个问法,把差点走僵的场面,调转开去。
“你现在最想什么,想你大姐吗,想不想信诚?想不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不想了。”优优还是摇头,但接着又说:“前些天我托这里的民警给我大姐带话,让我大姐过来看我,我很想她。可民警说我押在这里已经用电话通知我姐夫了,我姐夫说我大姐已经不认我了。那天晚上我哭了一夜,第二天想想又有点不信,也不知道我姐夫告我,我大姐晓不晓得。她就我这么一个小妹,从小带我就像我妈,难道她真舍得我吗?”
优优的表情,几乎像是自问,随后,又像自答:“不过大姐也没办法,她身体不好,现在和我姐夫一起,全得靠他,她也只能全听他的。她也没有办法。”
我说:“你认为你姐夫向公安局交代的事情,是诬告呢,还是说了实情?”
优优看我,那样子这还用问么!“你知道的,我姐夫那人,只认钱的。准是谁又给他钱了,他才这样说我。要不然就是公安局逼他了,他没办法,就这样说我,这样说我人家就可以把他放了。两种可能都有。”
“你希望是哪一种可能?”我继续问,也不知为何要这样问。
“当然是第一种,第一种至少他会得到钱的。他得到钱了,至少能拿出一些给我大姐看病。”
“那你岂不是太无辜了?”
优优歪头看窗外,未即回答,良久才说:“我也没有办法,连小梅都说不服法官,我又能怎么样呢。这些天我想来想去……我心都死了。这是老天对我的报应。”
我不知该再问些什么,我被优优木然的神态弄得心中难过。我身后一位摄制组的头头见场面冷了,便越过我插嘴提问。
“你对那个死去的小孩子和他亲生的父母,有什么要说的吗,你想不想对他们说一声抱歉?”
优优的目光摆正,越过我投向那位提问的先生,她很明确地摇了摇头,毫不犹豫地答道:“我为什么要向他们抱歉?”停了一下,优优放低了声音:“不过我也想了,他们也挺不幸,要是我亲生的孩子死了,可能我也要发疯的。”
提问的人抓住这话,继续逼问:“你既然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为什么不肯说一声抱歉?”
优优看着那人,眼睛有些茫然,神色若有所思,她突然喃喃说道:“我想,我想对信诚说一声抱歉。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信诚对我真的不错,可我特别不懂事,总是任性发急,动不动就跑出去。我明明知道他身体有病,我不该冲他发脾气的。现在想想后悔也没用了,你们就替我向他道个歉吧。信诚是个好人,我知道我这辈子欠了他的,可老天这样罚我,罚我去死,这样来说我也算不欠他了。”
我不忍再让身后那位老兄漫无节制地发挥,用那些谴责性的提问来折磨优优的神经。杀人者固然可杀,但我还是希望能给这位行将上路的女孩一个死前的宁静。于是我把话题接过,同时换了一种关怀的口吻,向优优提问:
“优优,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和你见面了,你要不要和你的大姐,还有阿菊他们,说些告别的话呢?你要的话,我们正好有摄像机可以拍下来,可以给他们看的。”
优优马上表示要的,然后还坐正了身子,目视摄像机的镜头,问我:“我就看着它说呢,还是看你?”
我说:“你要直接向她们告别的话就看镜头,这样她们就能感觉你是冲她们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