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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子死了以后,玲子仍给我来了几封信。信上说那既非我的责任,也不是某人的责任,而是如同天要下雨,不是任何人所能制止的。但对此我没有回信。我能说什么呢?况且毕竟已经无可挽回。直子已不在这个世上,已经化为一抔灰烬。
8月末参加完直子凄凉的葬礼返回东京,我告诉房东自己准备离开一段时间,请他们照看一下。并跑去打工的餐馆,说暂时来不成了。继之给绿子写了封短信:现在一言难尽,希望稍待时日,请谅。此后三天时间里,我挨家进电影院,从早看到晚,大凡东京上映的影片统统看了一遍。尔后收拾好旅行背囊,提出所有的银行存款,去新宿站乘上第一眼看到的特快列车。
至于去了什么地方以及如何去的,我全然无法记起。风景、气氛和声响记得真真切切,而地点却忘得干干净净。连顺序也忘了。我乘上火车或公共汽车,或搭坐路上所遇卡车的助手席,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地穿行不止。如果有空地有车站有公园有河边有海岸,及其他凡是可以睡觉的场所,我不问哪里,铺上睡袋便睡。也有时央求睡在派出所里,有时睡在墓地旁。只要是不影响通行而又可以放心熟睡的地方,我便肆无忌惮地大睡特睡。我将风尘仆仆的身子裹在睡袋里,咕嘟咕嘟喝几口低档威士忌,马上昏睡过去。遇到热情好客的小镇,人们便为我端来饭菜,借给我蚊香;而若是人情淡薄的地方,人们便喊来警察把我逐出公园。对我来说,好也罢坏也罢怎么都无所谓。我所寻求的不过是在陌生的城镇睡个安稳觉而已。
手头吃紧时,我就出三四天苦力赚一点现钱。无论哪里总有些苦力可做。我并无特定目的地,只是逐一在城镇中穿行不止。世界广阔无边,到处充满怪异的现象和奇妙的人们。我给绿子打过一次电话,因为实在渴望听到她的声音。
“喂喂,学校早都开学了。”绿子说,“提交听课报告的家伙都有好些个了。你怎么搞的,到底?整整三周音信全无。在哪里干什么呢?”
“对不起,现在不能返京,还不能。”
“你要说的只这个?”
“现在一言难尽,有口难言。等到10月……”
绿子一言不发,“砰”一声挂断电话。
我继续旅行,时而住进廉价旅店,洗个澡,刮刮胡须。一次对镜看去,发现我的嘴脸甚是丑恶。由于风吹日晒,皮肤粗糙不堪,双眼下陷,两腮深凹,而且有来历不明的污垢和擦伤,活像刚刚从黑洞穴深处爬出来的。但仔细端详,的确是自家嘴脸无疑。
当时我行走的是山阴海岸。鸟取或兵库的北海岸即在这一带。沿海岸赶路还是轻松的,因为沙滩上肯定找得到惬意的睡眠场所。并且可以捡来被海水冲上岸的木柴升起炊火,从鱼店买来干鱼烤熟来吃。我还打开威士忌,一面谛听涛声一边怀念直子。真是奇怪——她已经死了,已经不在这个世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一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我甚至亲耳听到了钉其棺盖的叮当声,然而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她已魂归九泉这一事实。
她给我留下的记忆实在过于鲜明了。她轻轻地吻我,头发垂落在我的小腹——那光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还记得她的温情和喘息,以及一泄而出后无可排遣的感伤。这一切就像5分钟前刚刚发生过一样,仿佛直子就在身边,伸手即可触及她的身体。然而她已经不在了,已经不存在于这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在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我想起直子的种种音容笑貌,不容我不想起。因为我心里关于直子的记忆堆积如山,只要稍稍开启一点缝隙,它们便争先恐后,鼓涌而出,而我根本无法遏止其突发的攻势。
我想起直子在晨雨中身穿雨衣清扫鸟舍和手拿鸟饵口袋的情景,想起坏了半边的生日蛋糕,想起那天夜里浸湿我衬衣的泪水。是的,那天也是个雨夜。冬日来临,她身穿驼绒大衣在我身旁移动步履。她总是戴一个发卡,总是用手摸它,而且总是用晶莹明澈的眸子凝视我的眼睛。她身披一件蓝色睡衣,在沙发上抱膝而坐,下颏搭在膝头。
就是这样,直子的形象如同汹涌而来的潮水向我联翩袭来,将我的身体冲往奇妙的地带。在这奇妙地带里,我同死者共同生活。直子也在这里活着,同我交谈,同我拥抱。在这个地方,所谓死,并非使生完结的决定性因素,而仅仅是构成生的众多因素之一。直子在这里仍在含有死的前提下继续生存,并且对我这样说:“不要紧,渡边君,那不过是一死罢了,别介意。”
在这样的地方,我感觉不出悲哀为何物。因为死是死,直子是直子。“瞧,这有什么,我不是在这里么?”直子羞涩地笑着说道。她这一如往日的平平常常的一言一行,使我顿感释然,心绪平和如初。于是我这样想道:如果说这就是所谓死,则死并不坏。“是啊,死有什么大不了的。”直子说,“死单单是死罢了。再说我在这里觉得非常快活。”直子在浊浪轰鸣的间歇里这样告诉我。
但为时不久,潮水退去,剩我一个人在沙滩上。我四肢无力,欲走不能,任凭悲哀变成深重的夜幕将自己合拢。每当这时,我时常独自哭泣——与其说是哭泣,莫如说任由浑似汗珠的泪滴不由自主地涟涟而下。
木月死时,我从他的死中学到一个道理,并将其作为大彻大悟的人生真谛铭刻或力图铭刻在心。那便是: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死潜伏在我们的生之中。”
实际也是如此。我们通过生而同时培育了死,但这仅仅是我们必须懂得的哲理的一小部分。而直子的死还使我明白:无论谙熟怎样的哲理,也无以消除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哀。无论怎样的哲理,怎样的真诚,怎样的坚韧,怎样的柔情,也无以排遣这种悲哀。我们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而领悟后的任何哲理,在继之而来的意外悲哀面前,又是那样地软弱无力——我形影相吊地倾听这暗夜的涛声和风鸣,日复一日地如此冥思苦索。我喝光了几瓶威士忌,啃着面包,喝着水筒里的水,满头沾满沙子,背负旅行背囊,踏着初秋的海岸不断西行、西行。
一个秋风阵阵的傍晚,我正躲在废船阴影里裹着睡袋满面流泪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渔夫走来,递给我一支烟。我足有十个月未曾吸烟,便接过吸了一口。他问我为什么哭,我几乎条件反射地谎说母亲死了,所以悲伤得四处游浪。他从内心同情我,从家里拿来一瓶清酒和两只杯子。
在风声呼啸的海滩,两人举杯对饮。渔夫说他16岁死了母亲,说他母亲尽管身体不太结实,却从早到晚拼命劳作,结果积劳成疾,死了。我边喝酒边心不在焉听他说着,哼哈应付一两声。在我听来,那些事仿佛发生在远不可及的世界里。这何足为奇!我不由陡然一阵心头火起,恨不得狠狠掐住这家伙的脖子。你母亲算什么?你说!我失去了直子,那般完美无暇的肉体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而你却在罗罗嗦嗦地大谈什么你母亲!
但这股怒气旋即烟消云散。我合上眼睛,似听非听地茫然听着渔夫没头没脑的话。过一会儿,他问我吃了饭没有。我回答吃是没吃,但背囊里有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问午间吃了什么,我说吃了面包、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于是叫我在这里等候,起身走开。我想劝阻,但他头也没回地倏忽隐没在黑暗中了。
没奈何,我便一人独饮。沙滩上满是烟花屑,海浪大发雷霆般地轰隆隆猛扑上来,在岸边摔得粉碎。一条瘦骨鳞峋的狗摇着尾巴跑近,围着我燃起的炊火摇头晃脑转了几圈,寻找可吃的东西,发现一无所有,失望地走开了。
过了30多分钟,刚才那位年轻渔夫手提两个寿司饭盒和一瓶清酒折回来。“这个吃掉!”他说,“下面的饭卷是紫菜和油炸豆腐包的,明天再用。”他拿起一升装酒瓶,把酒倒进自己杯里,给我的杯子也斟了。我谢过他。一个人吃了足够两人吃的寿司。随后两人喝起酒来,喝到不能再喝下去的时候,他叫我去他家住,我推说自己一个人睡在这里更好,他没再硬劝。临分手时,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四折的五千元钞票,塞进我衬衣兜里,叫我买点什么营养品吃,说我脸色难看得很。我谢绝说已经承蒙如此款待,哪里还能再要钱,但他执意不收回。说这不是钱,是他的心意,叫我别多想,拿着就是。我只好道谢收下。
渔夫走后,我蓦地记起高中三年时第一次睡过的女友,在她身上自己做的何等残酷!想到这点,我心里感到一阵冰冷,无可救药的冰冷。我几乎从未思考过她会作何想法,有何感受,以及心灵受何刺激。甚至至今都未好好想过她一下。其实她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孩儿,只是当时我将那种温柔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丝毫未加珍惜。她现在做什么呢?能够原谅我么?我想。
我心里难受得不行,吃下去的一口吐在废船旁边,由于酒喝过了量,脑袋开始作痛。加之对渔夫扯谎,还拿了他的钱,更觉怏怏不快。我想差不多该是返京的时候了。总不能长此以往,无尽无休。我将睡袋卷起塞进背囊,扛着朝国营铁路车站走去,问站务员现在回东京应如何乘车,他查了时刻表,告诉说若能碰巧赶上夜行车,翌日一早即可抵大阪,再从那里转乘新干线去东京。我道声谢谢,用渔夫送给的五千元钞票买了去东京的车票。候车时间里,我买份报纸看了眼日期:1970年10月2日。就是说我正好连续旅行了一个月。心想这回横竖得重返现实世界了。
一个月的旅行并未使我的情绪豁然开朗,也没有缓解直子的死给我的打击。我以同一个月前几无变化的心境返回东京,甚至连给绿子打电话都不可能。我不知到底应怎样对她开口。我能说什么呢?一切都过去了,和你两人幸福地生活吧——这样说合适吗?我当然不能说这样的话。但不管怎样去说,也无论采取怎样的说法,最终应说的事实惟有一个:直子死了,绿子剩下。直子已化为白色的骨灰,绿子作为活生生的人存留下来。
我觉得自己似乎是个污秽不堪的人。返京以后,我仍然一个人在房间里闷了好几天。我为直子准备的房间下着百叶窗,家具盖着白布,窗棂薄薄落了一层灰。我在这样的房间里度过了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想起了木月。喂,木月,你终于把直子弄到手了!也罢,她原本就属于你的。说到底,恐怕那里才是她应去的地方。在这个百孔千疮的生者世界上,我对直子已尽了我所能尽的最大努力,并为同直子共同走上新的人生之途而付出了心血。不过也没关系,木月,还是把直子归还给你吧,想必直子选择的也是你。她在如同她内心世界一般昏黑的森林深处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我说木月,过去你曾把我的一部分拽进死者世界,如今直子又把我的另一部分拖到同一境地。有时我觉得自己似乎成了博物馆管理人——在连一个参观者也没有的空荡荡的博物馆里,我为我自己本身负责着那里的管理。
※
回京第四天,接到玲子的信。信封上贴着快信邮票。内容极简单:“一直未同你联系,十分放心不下。望打电话来。早上9点和晚上9点我在以下电话号码的电话机前等候。”
晚间9点,我拨通信上的电话号码,玲子马上拿起听筒。
“好吗?”她问。
“凑合活着。”我说。
“喂,后天去见你可以么?”
“见我?来东京?”
“嗯,是啊。想和你单独好好叙谈叙谈。”
“那么说要从那里出来了,你?”
“不出来怎么能去见你!”她说,“也该到出来的时候了。一待整整8年,再不出来就烂在里面喽。”
我一时应对不上,略为沉吟了一下。
“后天乘新干线去,3点20分到东京站,能去接我?我的模样还记得?或者说直子死后对我再没一点兴致了?”
“哪里。”我说,“后天3点20分去东京站接你。”
“马上认得出来:拿着吉他的半老徐娘除我恐怕没第二个。”
果不其然,在东京站我很快认出了玲子。她身穿男式粗花呢夹克、白西裤,脚上一双红运动鞋。头发依然很短,而且三三五五地冲刺而出,左手提着装在黑壳里的吉他。一望见我,她刷地扭动脸上的皱纹,绽开笑容。看到玲子这张脸,我也不由得微笑起来。我拎过她的旅行包,两人并肩走到中央线站台。
“哦,渡边君,什么时候变成这么一副狰狞面目?还是东京近来流行狰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