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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的3月，一辆小客车带着美国广播公司“夜线”电视节目的主持人特德·科佩尔驶到了马萨诸塞州西纽顿的莫里家外面覆盖着积雪的路缘上。
莫里现在整天坐着轮椅，他已经习惯了让助手把他像沙袋一样从轮椅上搬到床上，从床上搬到椅子上。他吃东西的时候也会咳嗽，嚼咽食物成了件困难的事。他的两腿已经死了，再也无法行走。
然而，他不想因此而沮丧。相反，他的思维比以前更加活跃。他把自己的思想随手写在黄拍纸簿、信封、文件夹或废纸上。他片言只语地写下了自己在死亡的阴影下对生活的思考：“接受你所能接受和你所不能接受的现实”；“承认过去，不要否认它或抛弃它”；“学会原谅自己和原谅别人”；“生活中永远别说太迟了”。
没多久，他有了五十多条这样的“格言”。他常常和朋友们谈论起它们。布兰代斯大学一位名叫毛里·斯坦因的教授深深地被这些话语所感动，于是就把它们寄给了《波士顿环球》杂志的一名记者，后者写了一篇长长的报道，标题是：
<b>教授的最后一门课：他的死亡</b>
这篇文章被“夜线”节目的制作人看到了，他把它送到了在华盛顿的科佩尔手里。
“读读这篇东西，”制作人对他说。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便是：摄制人员来到了莫里的起居室，科佩尔的小客车停在了莫里家的门口。
莫里的几个朋友和家人一起等着见科佩尔，当这位大名鼎鼎的主持人一走进屋子，他们都兴奋地骚动起来——只有莫里是例外，他坐着轮椅上前，扬起眉毛，用他尖细、富有音调的话语声打断了眼前的喧闹。
“特德，在我同意进行这次采访之前，我得对你作些考查。”
一阵令人尴尬的沉寂之后，两个人进了莫里的书房。
“我说，”门外有一个朋友说，“希望特德不会使莫里太难堪。”
“我希望莫里别使特德太难堪，”另一个说。
书房里，莫里示意科佩尔坐下。他两手交叉着搁在腿上，对科佩尔笑笑。
“你最关心的是什么？”莫里问。
“最关心的？”
科佩尔端详着眼前这位老人。“好吧，”他谨慎地说，他谈起了他的孩子，他们是他最关心的，不是吗？
“很好，”莫里说。“现在谈谈你的信仰。”
科佩尔觉得有些不自在。“通常我不跟一个只相见了几分钟的人谈论这种话题。”
“特德，我快要死了，”莫里从眼镜的后面盯着对方说。“我没有多少时间了。”
科佩尔笑了。好吧，信仰。他引用了一段对他很有影响的马可·奥勒利乌斯[3]的话。
莫里点点头。
“现在让我来问你几个问题，”科佩尔说，“你看过我的节目吗？”
莫里耸耸肩。“大概看过两次。”
“就两次？”
“别感到不好受。‘奥普拉’我也只看过一次。”
“唔，那两次你看了我的节目，有什么感想？”
莫里有些迟疑。“说真话？”
“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