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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给别人了吗？”女孩子小声问。
“我想起应该把桥墩上的字和画都擦掉，一个人总会有一天忽然长大的。拿野草蘸了河水擦，擦成白糊糊的一片。然后沿着河岸国家，手里的蚂蚱会丢了。像所有的傍晚一样，太阳下去了，一路上河水味儿、野草味儿、爆米花和煤烟味儿，慢慢儿的闻见了母亲炒菜的香味儿。一个人早晚会知道，世界上没有比母亲炒菜的香味儿更香的味儿了。”
这应该就是诗人L的生日。诗人L在我想象的那个夏天里出生，在他初恋的那个夏天里出生。在爱的梦想涌现，同时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如此脆弱的那个热烈而孤单的夏天里，诗人出生。他从这个角度降生于人世，并且一直以这个角度走向他的暮年。如果世界上总在有人进入暮年，如果他们之中的一个（或一些）终其一生也不能丢弃那个夏天给他的理想，那么他是谁呢？他必定就是诗人，和诗人L.以后还会听到诗人的消息。诗人L的消息，还会不断传来。
那么，一个必不可免的从政者，生于何时呢？我想象他的生日。我想遍了我的世界，一个从政者的生日总来与我独自回家的那个秋夜重合，也总来与画家Z
独自回家的那个冬天的傍晚，和诗人L
独自回家的那个夏日的黄昏重合，挥之不去。像所有的夜晚必然会降临的黑暗一样，那黑暗中必然存在着一个从政者的生日。他的生日，摇摇荡荡，飘忽不定就像一只风筝，当孩子们都已回家，他的生日融汇进夜空难以辨认。但他确凿存在，他飘忽不定的生日必定也牵系在一条掌起了街灯的小路上。或者就牵系在我抱着那只千疮百孔的足球回家的时刻，或者就牵系在画家不能忘怀的怨恨和诗人无法放弃的爱恋之中，或许还摇摇荡荡牵系在所有人的睡梦里。我们使这个从政者的生日成为可能，成为必不可免。
未来的一个从政者，他的名字叫WR.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可能他曾与我、与画家Z、与诗人L、以及那个时代里所有的孩子，走在同一条路上。
至少他曾与我有过一段短暂的同行，然后我们性格中小小的差异犹如一块小小的石子，在我们曾一度同行的那条路上把我们绊了一下，或者不知是把我们之中的谁绊了一下，使我们的方向互相产生了一点偏离（世人终必看出，他与画家、与诗人之间产生的偏离，也无非是如此）。因此，几十年后，我以为，我抱着那只破足球回家去的时候就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而我同样感觉到，那个秋天夜晚的情绪也会是从政者ＷＲ的生日。几十年后，当我和WR走在相距甚远（但能遥遥相望）的两条路上时，F
医生将冥思苦想：我和WR最初的那一点性格差异源于什么？F医生或许还应该想：画家Z、诗人L
和我，我们之所以在不同的季节从不同的路上回家，那是出于上帝的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我曾与WR一同张望未来，朝世界透露了危险和疑问的那个方向，张望未来，那时我们都还幼小，我们的脸上必是一样的悲伤和迷茫，谁也看不出我们之间的差别。但我们还要一同走进另一个故事里去。在那所小学在那座荒残的庙院里，另一个故事已经在等待我了，等待我也等待着WR.
那是个愚昧被愚昧所折磨的故事，是仇恨由仇恨所诞生的故事，那个故事将把任何微小的性格差异放大，把两个重合在一起的生日剥离，上帝需要把他们剥离开成为两个泾渭分明的角色，以便将来各行其是。
我曾以“奶奶的星星”为题记录过这个故事。1959年，当奶奶一到晚上就要到那座老庙里去开会的时候，这个曾到处流传的故事，在流传了几千年之后，以一个骇人听闻的序幕传进了我的世界：我那慈祥的老祖母，她是地主。这个试图阐述善与恶的故事，曾以大灰狼和小山羊的形式流传，曾以老妖婆和白雪公主的形式流传，曾以黄世仁和白毛女的形式、以周扒皮和“半夜鸡叫”的形式流传，——而这一切都是我那慈祥的老祖母讲给我听的。在北风呼啸的冬天我们坐在火炉旁，在星空深邃的夏夜我们坐在庭院里，老祖母以其鲜明的憎爱，有声有色地把这个善与恶的故事讲给我听。但在1959年，这个故事成为现实，它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我的老祖母连同她和蔼亲切的声音一起旋卷进去，然后从那巨大的黑洞深处传出一个不容分说的回声：你的老祖母她是地主，她就是善与恶中那恶的一端，她就是万恶的地主阶级中的一员。我在《奶奶的星星》中写道一天晚上，奶奶又要去开会，早早地换上了出门的衣裳，坐在桌边发呆。妈妈把我叫过来，轻声对奶奶说：“今天让他跟您去吧，回来时那老店里的道儿挺黑。”我高兴地喊起来：“不就是去我们学校吗？让我搀您去吧，那条路我熟。”“嘘——，喊什么！”妈妈喝斥我，妈妈的表情很严肃。
那老店有好几层院子。天还没黑，知了在老树上“伏天儿——伏天儿——”地叫个不住。奶奶到尽后院去开会，嘱咐我跟另一些孩子在前院玩。这正合我的心意。好玩的东西都在前院，白天被高年级同学占领的双杠、爬杆、沙坑，这会儿都空着，我们一群孩子玩得好开心。……太阳落了，天黑下来，庙院里到处都是蛐蛐叫，“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东边也叫，西边也叫。我们一群孩子蹶着屁股扎在草丛里，沿着墙根儿爬。
寻着蛐蛐的叫声找到一处墙缝，男孩子就对准了撒一泡尿，让女孩子们又恨又笑，一会儿，蛐蛐就像逃避洪灾似地跳出来，在月光底下看得很清楚。我们抓了好多好多蛐蛐，一群孩子玩得好开心。
月光真亮，透过老树浓黑的枝叶洒在庙院的草地上，斑斑点点。作为教室的殿堂，这会黑森森静悄悄的，有点瘆人。星星都出来了，我想起了奶奶。
我走到尽后院。尽后院的房子都亮着灯。我爬上石阶，趴着窗台往里看。教室里坐满了人，所有的人都规规矩矩地坐着一声不响，望着讲台上。讲台上有个人在讲话。我看见奶奶坐在最后一排，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样子就像个小学生。我冲她招招手，她没看见，她听得可真用心哪。我直想笑。奶奶常说她是多么羡慕我能上学，她说她要是从小就上学，能知道好多事，说不定她早就跑出去参加了革命呢。她说她的一个表妹就是从婆家跑出去，后来进了共产党。奶奶老是讲她那个表妹，说她就是因为上过学，懂得了好多事，不再受婆家的气了，跑出去跑得远远的做了大事。我趴着窗台望着奶奶，我还从来这么远远地望着过她呢。她直了直腰，两只手也没敢离开膝头。我又在心里笑了；这下您可知道上学的味了吧？……就在这时，我忽然听清了讲台上那个人在讲的话：“你们过去都是地主，对，你们这些人曾经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在劳动人民的血汗和白骨上建筑起你们往日的天堂，过着寄生虫一样的生活……”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再听。
“现在反动的旧政权早已被人民推翻了，你们的天堂再也休想恢复了，你们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人民的专政，你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规规矩矩地接受改造……”
我赶紧离开那儿，走下台阶，不知该干什么。月光满地，但到处浮动起一团团一块块的昏黑，互相纠缠着从静寂的四周围拢而来……
1959年，那年我几岁？但那些话我都听懂了。我在那台阶下站了一会，然后飞跑，偷偷地不敢惊动谁但是飞快地跑，跑过一层层院子，躲开那群仍然，快乐着的孩子，跑出老庙，跑上小街，喘吁吁地在一盏路灯下站住，环望四周，懵懵然不知往日是假的，还是现在是假的……
那时候WR在哪儿？他是不是也在那群孩子中间？未来的从政者WR，他的父亲或者母亲（他的反动的家庭出身），是否就坐在我的祖母身旁？
和我一起逮过蛐蛐的那群孩子，他们和我一样，在那个喜出望外的夜晚跟着他们的父亲或母亲，跟着他们的祖父或祖母，一路蹦跳着到那座庙院里去，对星空下那片自由的草丛怀着快乐的梦想，但他们早晚也要像我一样听见一个可怕的消息，听到这个故事。但在这个并非虚构的故事里，善与恶，爱与恨，不再是招之即来的心灵体操，也不再是挥之即去的感情游戏，它要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孩子都进入角色，或善或恶，或爱或恨，它甚至以出身的名义把每一个孩子都安排在剧情发展所需要的位置上。那群快乐的孩子，注定要在某一时刻某一地点发现他们不幸的出身，无可选择地接受这个位置，以此为一个全新的起点，在未来长久的日子里，以麻木要么以谋略去赎清他们的“罪孽”。如果其中的一个不同寻常，在其少年时代便不甘忍受这出身二字所带来的歧视，并以一个少年的率真说破这个流传了几千年的故事的荒谬，那么他，那么这个少年，就是WR.
我并没见过少年WR.
我上了中学，少年WR已经高中毕业。我走进中学课堂，少年WR已不知去向。对我来说，以及对我的若干同龄人来说；WR这个名字只是老师们谆谆教导中的一个警告，是一间间明亮温暖的教室里所隐藏着的一片灭顶的泥沼，是少年们不可怀疑的一条危险的歧途。
“虽然他的高考成绩优异，”老师说，沉痛地看着我们，“但是我们的大学不能录取这样的孩子。”老师说，严肃地看着我们。
“为什么？”少年们问，信赖地望着老师。
“因为……”老师垂下眼睛，很久。
“因为，”老师真诚而且激动地说，“因为大学没有录取他，他就说……”
“他说什么？”少年们问。
老师不再回答。
就在WR说破这个故事的荒谬之时，我与他分路而行。在少年WR消失的地方，我决心作一个好孩子。我暗自祈祷：让我作一个好孩子。但是我每时每刻都感到，那座庙院夜晚里的可怕消息从过去躲进了未来，出身——它不在过去而在未来，我看不见它在哪儿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现，但只要我不可避免地长大我知道我就非与它遭遇不可。它就像死亡一样躲在未来，我只有闭上眼。闭上眼睛，让又一个生日降临，让一颗简单的心走出少年。
一九九一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