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6.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但狂欢精神是怎样回来的?从哪儿,和经历了什么才回来?如果它回来了,必是因为这样的发现: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我们是注定的困苦,和注定的爱与美的祈盼。
<h3>/六/</h3>
说到精神的胜利,人们马上会想起阿Q,似乎那是未庄这一位农民的专利。真是天大的误会。其实哪一种胜利不是最后落实在精神上呢?单单落实在物质上的胜利倒要狭隘得多了。精神胜利者并不都是阿Q,因为并非人人都把癞头疮去做胜利的基础,更不为自己的蚤子比王胡的少些而愤愤。
不久前的“美洲杯”上,巴西靠“上帝之手”赢了阿根廷,赛后记者就这个球去问巴西队的感想,巴西队里竟有人说“去问他们的马拉多纳吧”,意思是说鼎鼎大名的马拉多纳也曾靠一个手球,为阿根廷队淘汰过英国队。我一向是巴西队的球迷,不因其冠军得的多,而因其把足球踢得潇洒美丽出神入化,但这一回真让千里万里之外的这一个巴西队的球迷为之羞愧。“上帝之手”有时难免,但上述回答真是有点儿阿Q的心理了。
这便想起足球场上还有一种反抗者,他们怎么也不能镇静地面对失败。他们的球队是最好的球队——这是他们立场的前提,不容怀疑也不容讨论的,于是失败就只好归咎到裁判头上去。毫无疑问,对裁判的错误应当揭露。但是这一种反抗者对裁判的错误一般采取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利于对方则暴怒,利于自己则窃喜,暴怒时他们要问公理何在?窃喜时他们心想彼此彼此什么他妈的公理?这真正是矫情。
矫情的结果是并不能让自己进步,贬损对方吧,又不真能使对方溃退,想来想去还是那个裁判讨厌。但是把那个讨厌的裁判骂也骂过了,形势仍不乐观。于是便时有贿赂裁判的事件发生,这倒是未庄那一位穷汉未及学成的计策。
文学界经常也能看见这样的矫情,总也盼不到赞誉和畅销的时候,便去骂“评论家”和读者,或者转而去贿赂他们,当然不是用金钱,而是用文思(或文风)向“评论家”和市场靠拢。雄心再大一些的则去化验获诺贝尔奖的丹方,说是得有这一味得有那一味中国人才可能获那大奖,少了这一味缺了那一味则是皓首穷经也必名落孙山的。结果弄得人无所适从,翻箱倒柜找故事,掘地三尺挖古董,中西大菜满汉全席都上了桌,还是无济于事。怎么回事呢?很可能就在忙着化验他人之丹方的时候,把自己最重要的东西丢了:心魂。而那里面才是无限地辽阔,无穷地丰富,有不尽地创造的可能呀。其实文学和足球一样,根本是在困惑和狂欢时的聆听,立足于地而向苍天的询问,魂游于天而对土地的关怀。奖者,一种有趣的标记而已。对于真正的球迷,零比零的结果并不表明九十分钟的无味或多余。
<h3>/七/</h3>
如果我是外星人,我选择足球来了解地球的人类。如果我从天外来,我最先要去看看足球,它浓缩着地上人间的所有消息。
比如人对于狂欢和团聚的需要,以及狂欢和团聚又怎样演变成敌视和隔离,这已经说过。再比如它所表达的个人与群体的相互依赖,二十二个球员散布在场上,乍看似无关联,但牵一发而全身动,那时才看出来,每一个精彩点都是一个美妙结构的产物,而每一次局部失误都造成整体意图的毁灭。比如说,它的变化无穷正好似命运的难于预测,场上的阵势忽而潮涌忽而潮落,刚还是晴天朗照,转眼却又风声鹤唳,每一个位置都蕴含着极不确定的动向,每一个人都具“波粒二重性”,每一个点和每一个点之间的关系都有无限的可能,真正是测不准,因而预测足球的胜负就像预测天气变化一样靠不住,一个强队常常就被一支弱旅打得一败涂地,这在其他比赛中是少见的。又比如它的胜败常具偶然性,你十次射门都打在门柱上,我一次捡漏就致你于死地。而射在门柱上的那个球,只要再往里偏一公分就可能名垂球史,可这一公分其实就由于气流一阵细微的改变。那一次捡漏呢,则是因为对方的跑位也只差了一公分,这一公分的缘由说不定可以从看台上一位妙龄少女的午餐中去找。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智者千虑也把捉不住偶然性的乖戾,于是神神鬼鬼令人敬畏。这都与我们的命运太相似了。接着,外星人还可以在这儿受到法制启蒙,他会看出要是没有那位黑衣法官,这球赛就没法进行,他尤其会看出在诸条规则中不准越位是最根本的一条,否则大家都去门前等着射门,地球上就可能只剩下溜门撬锁的小偷和蒙面入室的大盗了。外星人还能在这儿看见警察(星星点点散布在各处),认识官员(稀稀落落坐在主席台上),了解商业(四周的广告牌),粗通建筑(钢筋水泥的体育场),探知艺术的起源(看台上情不自禁的歌舞),发现贫富之别(票价不同因而所占位置各异),发现门派之盛,相互间竟至于睚眦必报、拳脚相加、水火难容……总之,几乎人间所有的事物在这儿都有样品,所有的消息在这儿都有传达。
这个与人间同构的球场,最可能成为人间的模型或象征,刺激起人的种种占有欲,倘占有落空,便加倍地勾引起平素积蓄的怨愤,坏脾气就关不住闸门。爱的祈望并不总比恨的发泄有力量。如果地球世界的强权、歧视、怨恨和复仇依然长寿,当然足球世界就最易受到侵染,足球场上就最易出现殴斗和骚乱。
<h3>/八/</h3>
也许外星人最后还会看出一件事:在足球和地球上,旗幡林立的主义中,民族主义是最悠久也最坚固的主义,是最容易被煽动起来的热情。
坐在看台上,我发现我的热情也渐渐地全被立场控制,很难再有刚一进来时的那种狂欢的感动,也顾不上去欣赏球艺,喜与忧全随着中国队的利与不利而动。只要中国队一拿球便是满场的喝彩,只要意大利队一攻到禁区便是四起的嘘声。这无可厚非。但是这样的热情进一步高亢,殴斗和骚乱就都有了解释。这样的情绪倘再进一步走出足球场,流窜到地球的各个角落,渗透进人类诸多的理论和政策中去,冷战、热战,还有“圣战”也就都有了根据。
民族主义其实信奉的是“老子天下第一”,“老子”难免势单力薄,明摆着不能样样居强,这才借了“民族”去张扬。但若“老子”的民族也不能样样居强呢,便又很容易生出民族自卑感,自卑而不能以自强去超越,通常的方略就是拉出祖宗的光荣来撑腰,自吹自擂自欺自慰都认作骨气。其实,这样的主义者看重的也一定不是民族,倘自家闹出争端,民族也就无足轻重。不信就请细心注意,一到了没有外族之时他就变成地方主义,一到了没有外地之时他就变成帮派主义,三人行他提倡咱俩,只剩下咱俩事情就清楚了:我第一,你第二。
当然你不能不让谁认为自己正确和坚持自己认为的正确,(他说不定真就是天下第一呢?)但正确得靠研究的结果说话,深厚的土地上才是插牢一面大旗的地方。比如说“把什么和什么开除出文学正堂”,但是,由谁来圈定正堂的方位呢?开除一事又该由谁来裁决?恐怕谁都不合适。“正堂”和“开除”都在研究问题的气氛中自然发生,就像人们自然会沐浴清泉而排除污水,绝非可以毕其功于一面大旗的。
其实我们从幼儿园里就受过良好的教育:诚实,谦虚,摆事实讲道理。我们在学校里继续受着良好的教育:以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怎么长大成人倒变糊涂?是的是的,这世界太复杂,不可不有一点儿策略,否则寸步难行。但这不应该妨碍我们仍然需要看清一个真理:无论是民族还是主义,也无论是宗教还是科学,能够时时去查看自己的缺陷与危险的那一个(那一种)才有希望。
<h3>/九/</h3>
但是,谁总能那么冷静呢?况且,大家若一味地都是沉思般地冷静着,足球也不好玩,日子也很难过。不让激情奔涌是不行的,如同不让日走星移四季更换。不是足球酿造了激情,是激情创造了足球。激情是生之必要,就像呼吸和睡觉,不仅如此,激情更是生之希望,是善美之途的起步。
但是,什么才能使这激情不掉进仇视和战争呢?(据说,南美有两个国家曾因足球争端引发过一场真刀真枪的战争。)是苦难。不管什么民族和主义,不管怎么伟大和卑微,都不可能逃开的那一类苦难。
我又回忆起一九七六年地震时的情景,那时的人们既满怀激情又满怀爱意,一切名目下的隔离或敌视都显出小气和猥琐,唯在大地无常的玩笑中去承受生死的疑问,疑问并不见得能有回答,但爱却降临。只可惜那时光很短暂。
看来苦难并不完全是坏东西。爱,不大可能在福乐的竞争中牢固,只可能在苦难的基础上生长。当然应该庆幸那苦难时光的短暂,但是否可以使那苦难中的情怀长久呢?
长久地听见那苦难(它确实没有走远),长久地听见那苦难中的情怀,长久地以此来维护激情也维护爱意,我自己以为这就是宗教精神的本意。宗教精神当然并不等于各类教会的主张,而是指无论多么第一和伟大的人都必有的苦难处境,和这处境中所必要的一种思索、感悟、救路。万千歧途,都是因为失去了神的引领。这里说的神,并非万能的施主,而是人的全部困苦与梦想、局限与无限的路途,以及零比九时的一如既往,和由其召唤回来的狂欢。
一九九五年九月六日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日再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