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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们看到照相机的机会不多，只有在大年初一拍团圆照时，才会看到照相馆师傅和助手扛着大大的木头相机和三脚架，来到镇上一个斋堂前的广场集合。那里比较清静，而且地方够大，装得下我们阮家几十口人。
穿着新衣的小孩兴奋地四处狂奔，被大人抓回来后，动也不能动，一站老半天。师傅用一块大黑布把头蒙住，凑在木箱后调调弄弄，又把头伸出来叮咛我们不能转头、不能闭眼；同样的程序重复好几遍，才会郑重其事地按下快门，以免浪费昂贵的底片。总之，拍照在童年印象中是磨人的苦差事，可也隐隐约约地明白，那是一种神秘的仪式。
那时最轻便的相机就属120片幅，拍出来的照片是6cm×6cm的，四四方方，大小跟小孩玩的纸牌差不多，不用放大，光是印样就可看得清楚。风流倜傥、受过日本教育、在镇公所当民政课长的四叔就有这么一台奢侈品。虽然他只拍自己的小孩，很少将镜头转向我们，可我最喜欢盯着他摆弄机器，觉得真是神奇啊！把他最爱的人、最在意的东西摄入那神奇的盒子里，就能变成一张张永远都在的影像。
他像拼图那样，把所有照片贴在一个很大很大的相框里，挂在最醒目的地方。那个大相框让人百看不厌，每次到他家，我都会再瞧瞧年轻时的四叔、四婶，看看含着奶嘴在地上爬的堂兄、堂弟，感叹长大后的他们真是讨人厌多了！摄影把时间停格的魔力，我还真是从四叔那里最早感受到的。
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四叔的那部相机是日本出产的Yashica D。离开家乡多年后，我成了职业摄影人，有天在台北一家二手店看到一部同款的老相机，立刻凑钱买了下来，真希望它就是四叔的那一部，被老人家淘汰换新后，辗转流到了我的手里。可惜，用过才知道，那部相机在光线充足时还不错，拍较暗的景物，解像力就差了。
常用35mm相机捕捉画面的我，每隔一阵子就喜欢用120相机来调剂一下。将双眼镜头的相机捧在胸前，垂头望着毛玻璃取景，整个人自然而然就会谦逊起来，静心享受等待的滋味。使用这种相机，好像跟童年、故乡有了联系。
《正方形乡愁》出版在即，前一阵子我刚好为了下一个展览在暗房里放了好几天照片。看着一张张影像逐渐浮出，感触极深。相较于长方形的外放，这些四四方方的构图显得格外内敛，仿佛将乡愁框得更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