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难生涯与《卡拉马佐夫兄弟》

毛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6.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1821年，他的父亲是贵族，在莫斯科的圣·玛丽医院当外科医生。他对自己与生俱来的贵族身份相当重视。服刑期间，他的贵族身份曾被剥夺，为此他深感苦恼，于是一从狱中获释出来，他就竭尽全力求助几个颇有影响力的朋友为他恢复身份。和欧洲别的国家的贵族制度不同，在俄国，人们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途径获得贵族头衔，有的在政府部门谋到适当的职位，或是使自己比农民和商人更加富有，都可以自封为贵族。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一般的白领家庭。他的父亲性格严厉，放弃自己的一切享受和闲暇只为使自己的七个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他们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会他们适应生活的不幸与艰苦，做好承担生活职责和义务的准备。孩子们一起挤在医院两三间医生宿舍中，不允许单独外出，更没有零花钱。他们没有一个朋友。父亲除了在医院任职外，还靠私人营业获得一些额外收入，最终在距莫斯科几百英里外买下一座小小的庄园。到了夏天，母亲才带着他们去庄园生活，也正是从那时起，他们第一次感受到自由的滋味。

费多尔16岁那年，母亲便去世了。父亲将家里年龄较大的两个儿子米哈依尔和费多尔送去彼得堡一家军事工程学校读书。哥哥米哈依尔由于身体太弱被拒绝入学，费多尔不得不和他亲爱的哥哥分开。他常常感到孤独和苦闷，父亲不愿意，也没能力再给他钱，他也因此连书籍、靴子等生活必需品也买不起，甚至交不起学校规定的费用。在安置好两个大儿子后，父亲又把另外三个孩子寄养到孩子们在莫斯科的姨妈家里，他关闭了私人诊所，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住进了乡下的庄园。他开始酗酒，对孩子们变得非常严厉，对庄园里的农奴更是十分残暴。终于有一天，他被几个农奴杀死了。

那是1839年。费尔多虽说对待工作缺乏热情，却总算得心应手。他完成学业后找到了一份工程局绘图处的工作。他一年有五千卢布的收入，这其中除了自己的薪水，还包括从父亲那儿继承的部分家产。他自己租了一套房间，开始沉迷于打撞球和赌博，大肆挥霍钱财。这年年末，他对自己绘图处单调、乏味如削马铃薯一般的工作终于感到厌烦，便辞职而去。可这时的他早已欠了一屁股债。也正是从这时起，他一直困在债务中，直到去世。他一直难以改掉花钱大手大脚的这个习惯，即使因为挥霍无度而陷入绝境，也从不懂得自我克制，他的性情亦反复无常。曾有一位对他颇有研究的传记作家认为，他对金钱的需求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点连他自己也认同。一旦觉得自己有了钱，就会千金散尽，只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后面我们就会看到，他是如何屡屡陷入自己陋习的泥沼而难以自拔的。

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开始创作一个中篇小说，也正是在写完这篇小说时，他下定决心当一名作家。这篇小说便是《穷人》。那时的文学圈里，他只认识格里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后者曾向他约写一篇评论，他却将自己的小说拿给了他。那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晚回到家中，在和朋友们朗读和讨论了一整晚他的小说后，大概凌晨四点的时候，他才走回住处。由于毫无睡意，他便坐在敞开的窗前欣赏夜色，直到一阵门铃声响起。“是格里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他们激动地冲进房间，眼含泪水，不停地拥抱我。”那天晚上，他们轮流大声地朗读了他的小说，读完之后已是深夜时分，他们还是决定马上去找他。“就算他睡觉了也没事，”他们说，“我们必须得叫醒他，这可比睡觉重要得多。”第二天，小说手稿就被涅克拉索夫送到了当时最著名的批评家别林斯基手里。别林斯基在读完小说后表现得像那两人一样，兴奋不已。就这样，这篇小说得以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因此一举成名。

他并不为自己的成功而感到得意。有位名叫巴纳耶娃·戈罗夫耶娃的夫人这样描述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印象，她当时邀请他去她的公寓做客：“一眼就发觉，新来的客人极其羞怯、敏感，他身材瘦小，一头金发，脸色略微有些病态，小小的灰色眼珠转来转去，显得很不安，嘴唇苍白而且不停地抽搐。他几乎认识在场的每一个客人，却羞于和他们交谈。有几个常客甚至想以赶他出去的方式来提醒他，应该和大家打成一片。那晚过后，他便常来拜访我们。他也渐渐不再胆怯，直到后来，他甚至……热衷于进行完全自相矛盾的辩论，借机放纵自己，满口胡言。事实上，即使他失去自制力，开始标榜自己作家的身份，傲慢而自负地炫耀自己时，仍旧带着年轻人的那种羞怯。换一种说法，突然从一个灯光耀眼的入口走上文学舞台，赢得世界上许多一流文学家的赞美后，他被冲击得恍恍惚惚、头昏目眩了。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在那些二流的年轻作家面前，他无法掩饰自己的得意感……他用略显苛刻、自负的口气，尽情地在同行们面前炫耀自己不可估量的才能……尤其是，他怀疑所有的人都想要蔑视他的天才。他对别人的每一句话都仔细分析，一旦发现有人想要狡猾地贬低他，或者哪怕用某一个字眼侮辱他时，他便怒火中烧，立即发起一场争吵，向想象中那个侮辱他的人发泄自己心头冒出的怒火。就这样，他成了我家的常客。”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简单平常的客人，也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贵客。当时他踌躇满志地签了合同，准备写一部长篇和几个中篇。他肆意挥霍预支的稿费，生活放荡不羁。他不听朋友们的劝告，而是不断地和他们争吵，哪怕是帮助过他的别林斯基也不例外。他从不相信人们会“真诚、纯粹地赞美他”，他说服自己，坚信自己是天才，是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与此同时，日益累积的债务逼迫着他不得不快速写作。一种神经性疾病长期纠缠着他，他不得不担心疾病发作后自己会发疯或者得上肺病。受此影响，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均以失败告终，长篇小说也令人不忍卒读。那些之前赞美他的人达成共识般开始转而攻击他，他的创作生涯宣告结束。

就这样，他的文学创作突然中止。随后，他加入了一个年轻人的秘密小组。深受当时西欧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些年轻人试图进行社会改革，尤其针对俄国的农奴解放和书报检查制度。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反政府行为，只不过每星期组织一次聚会，对种种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警察盯上了。全体成员被捕，并在不久后便被判处死刑。执行死刑的士兵刚要举枪行刑，信使送来命令，改死刑为流放西伯利亚。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处在鄂木斯克监狱服四年苦役。刑期结束，他又被勒令去服兵役。在被押往彼得堡要塞执行死刑的那天，他曾给哥哥米哈依尔写过这样一封信：

今天是12月22日，我们集体被押送至谢米洛夫斯基广场，准备执行死刑。十字架送来让我们亲吻，匕首在我们头上折断，丧服（白衬衫）也已准备妥善，随后命令我们中间的三人站到木栅前被处死。我是这一排的第六个，我们被分成三个组，我属于第二组，我没几分钟可活了。我想念你，哥哥，想念你的一切！生命的最后时刻，唯有你占据在我的心中。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有多爱你，我最爱的哥哥！我还有拥抱帕来斯契耶夫和杜洛夫的时间，他们就站在我的身边，在向我道别。最后，另一个命令传来，那几个本来准备到木栅跟前受刑的人又被带了回来。传令的人向我们宣读了文件，说是皇上准许我们活命，又一一宣读了最后判决。只有巴姆一人被完全赦免，他被带到与他的判决相同的那一排人中间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写过一部成功的作品，描述了自己在监狱服刑的可怕经历。我们在他的描述中看到，入狱不到两个小时，他这个新犯人就和那些老犯人如家人般相处得亲密无间了。他解释道，这和跟贵族绅士们的相处不同，面对他们，不论他怎样谦卑、忍耐，或者怎样显示智慧，得到的始终是鄙视、痛恨、不被理解和信任，更不会被当作朋友或者同伴。然而，尽管服刑的几年中他渐渐不再成为众矢之的，他依然感到痛苦，像个陌路人一样，孤独始终如影随形。他曾经历过短暂的荣耀，现在却再也不是一个像样的绅士了。他在狱中的生活卑微、穷困而潦倒，正如同他的出身。他的朋友（同时也是狱友）杜洛夫深受众人的爱戴，这令他更加觉得痛苦和孤独。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来自负、多疑而急躁，他性格上的弱点正是导致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尽管有众人的陪伴，他仍觉得孤独，这种孤独让他开始自我反省。“这种精神上的游离，”他写道，“给我机会去回顾以往的生活，细察自己每一个微不足道的行为动机，无情地、严肃地审判自己。”在狱中，他唯一能够读到的书是《新约圣经》，他反复研读，深受每一个字句的影响。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宣扬基督教义，在自身性格所能允许的范围内，他逐渐变得谦卑而虔诚，不断压制自身的普通人性需求。“不管经历了什么，你都得始终保持谦卑，”他写道，“要想着你过去的生活，想着你将来的生活，想着你的灵魂里深藏着怎样的卑劣和邪恶。”狱中生活使他变得不再傲慢和自负，出狱后，他不再是一个革命者，反而成为一名坚定的教权和法律的维护者，同时也变成一个癫痫病人。

苦役刑满后，他接着被送往西伯利亚的驻防部队中服兵役，继续服刑。那里的生活极其艰苦，但在他看来，这些艰苦正是对他自身罪孽的应有惩罚。他曾谋求的社会改革是一大罪孽，对此他已认定。他在写给哥哥米哈依尔的信中说：“我并不抱怨，这是我的十字架，我必须背负它。”1856年，得益于一个老同学为他说情，他离开原先的部队，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他开始自己的社交生活，还爱上一个名叫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伊沙耶娃的女人，她已经有孩子了，是一个政治流放犯的妻子。她的丈夫后来死于酗酒和肺病。据说，她是个相貌美丽的金发女人，个子中等，身材苗条，高贵而多情。除了这些信息，人们对她知之甚少，只知道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生性多疑、嫉妒心强，且喜欢自怜。他成了她的情人。但没过多久，她就跟随丈夫移居到四百英里以外的另一个边境驿站去了。而她的丈夫也不久便死在那里。在获知她丈夫的死讯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写信给她，向她求婚。但她犹豫不决，一方面是因为两人的贫穷，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已移情于一个名叫瓦格诺夫的“品德高尚而富有同情心”的年轻牧师，并已成了他的情妇。尽管深陷热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嫉妒得发狂，但是在自我贬抑的强烈冲动下，又或是小说家将自己当成小说人物的幻想，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郑重宣布，瓦格诺夫是他情同手足的朋友，他恳求另一位友人出资，帮助瓦格诺夫和玛丽亚·伊沙耶娃完成婚礼。

无论如何，他想扮演一个为了挚友的幸福可以牺牲自己、纵使自己心碎也在所不惜的角色，相比之下，玛丽亚则是一个自私的人。虽然瓦格诺夫“品德高尚而富有同情心”，却身无分文。那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已当上军官，再加上他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宽宏大量，他成功地挽回玛丽亚的芳心，她心甘情愿嫁给他，而不是瓦格诺夫。终于，他们在1857年结婚。由于没有什么钱，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到处借债，直到再也没有可借钱的地方。他打算重新开始文学创作，但受限于囚犯的身份，发表作品必须得到特别许可，这并非易事。更何况，他们的婚姻生活也很不如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此归咎于妻子的多疑、抑郁和想入非非，却忘了自身性格的急躁、易怒和神经质。他试着写一些小说片断，写完随手一搁，又开始写新的。最终，他只发表了少量并不重要的作品。

1859年，在经过自己不断的上诉以及朋友的帮忙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准回到了圣彼得堡。关于此事，欧内斯特·西蒙曾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中公正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恢复自由，运用了十分卑劣的手段：“他写过一些‘爱国诗歌’，一首庆贺亚历山德鲁皇后的生日，一首赞颂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加冕，还有一首哀悼老沙皇尼古拉一世去世。他给当权者写信，甚至直接写给新沙皇本人，恳求赦免自己。在这些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对年轻君王深切的、坚定不移的拥护与爱戴，称其为‘永放光芒的太阳’。他还信誓旦旦地说，不论这位君王有何旨意，他都准备为其献身。对于使他受苦役的那些‘罪行’，他表示随时愿意认罪，更是不断强调自己一直以来的悔过之心，为过去的所作所为深感万分痛苦，等等。”

他与妻子，以及妻子之前所生的儿子在首都圣彼得堡住下来，并和哥哥米哈依尔一起创办了一份刊名为《当代》的文学杂志。他创作的两部小说《死屋手记》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均发表在《当代》上，且大获成功。随后两年，他的经济生活渐至宽裕。1862年，他去西欧周游，杂志就留给哥哥米哈依尔主办。西欧并未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他认为巴黎是“最令人厌烦的城市”，那里的居民心胸狭隘、嗜钱如命；在伦敦，他震惊于穷人的惨状和富人虚伪的体面；他去了意大利，却对那儿的艺术毫无兴趣。为了阅读维克多·雨果的四卷本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他特地在佛罗伦萨待了一周，随后他没有去罗马和威尼斯，直接返回俄国。在这期间，他的妻子患上了慢性肺结核。

西欧周游的前几个月，40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了一个年轻女子，她曾在他创办的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这位名叫波琳娜·沙斯洛娃的年轻女子20岁，还是处女，长得十分漂亮，也许为了凸显自己很有学问，她的头发剪得很短，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束西欧的游历，返回圣彼得堡后，两人就成了情人。后来，由于发表了一篇内容不得当的文章，杂志惹了麻烦，不得不停刊，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决定再出国一次。他说自己出国治疗癫痫病，他这病的确时有发作，但这不过借口而已，他真正的目的是去威斯巴登赌博，他认准了赌博是个赚钱的好办法。同时，他和波琳娜·沙斯洛娃约好在巴黎会面。于是，从杂志的作者基金中借到一笔钱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了俄国。

果然，他在威斯巴登赌得不亦乐乎，根本离不开赌桌，能让他稍离赌桌的只有他对波琳娜·沙斯洛娃的炽烈热情。他们本计划一起去罗马，哪知这个年轻而轻浮的女孩在巴黎等待他的期间竟和一个西班牙医科大学生打成一片，后来在他弃她而去后，她不禁心烦意乱。一个轻浮放荡的女人的情绪是很不稳定的，她突然提出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分手。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接受了她的要求，提出两人“以兄妹的身份”同游意大利。她想着自己无事可干，便答应了他的提议。然而，终是因为缺钱，计划不得不搁浅，他们不得不靠典当衣服度日。在经历“饱受折磨”的几个星期后，他们终于分道扬镳。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俄国，发现他的妻子此时已病入膏肓。又过了六个月，她离开了人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的妻子，那深爱着我的人，和我深深爱着的人，在我们仅仅住了一年的莫斯科寓所中离开了人世。整个冬天，我都一直守在她的床边，从未离开过她的枕畔……我的朋友，她对我的爱是无限的，我对她的爱也无法用言语表达，但我们的结合并不幸福。日后待我和你见面时，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现在，让我抛开这些，抛开我和她之间的种种不愉快。我们间的爱恋从未失去，我们一向爱得深沉笃定，直到遭此不幸。听了这些，你大概会感到奇怪，她是我这一生见过的最高尚、最善良的女人……

这份关于爱的热烈表白多少有些夸张。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一起创办了另外一份杂志，为了联系杂志的相关事务，那年冬天他曾两次去往圣彼得堡。这份杂志的风格看上去比《当代》要更加带有偏见，注定要失败。他的哥哥米哈依尔在患病不久后也去世了，留给他两万五千卢布的债务，同时他还得赡养哥哥的遗孀和孩子，还得在生活上接济哥哥的情妇和私生子。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有钱的姨妈借给他一万卢布，即使这样，到了1865年，他依然宣布破产。除了手中一张一万五千卢布的借据，他还有另外五千卢布的口头债务。债主们很难对付，为了躲债，他不得不从杂志的作者基金中再借一笔钱，并拿到一部长篇小说的预支稿费（他签订合同，确定了交稿日期），他打算再去威斯巴登的赌桌上碰碰运气，也顺便和波琳娜·沙斯洛娃见见面。他向她求婚，但她对他的感情早从爱恋转为憎恨。人们一度以为她会答应他的求婚，毕竟他是个知名作家，又是杂志的编辑，这都是为她所欣赏的。然而，现在杂志早已停刊，何况他的相貌也被时间摧残得不成样子：头发掉光的同时，还患有癫痫病。她难以忍受甚至异常厌恶他强烈的性要求。毕竟，在女人眼里，再没有比失去肉体吸引力的男人提出的性要求更加难以忍受的了。于是，她离他而去，回到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桌上把钱财尽数败光，甚至典当了自己的手表。因为没钱买面包，他一个人静坐在房间里，以此抑制食欲。这时，他开始创作另一部小说。他说，那部小说是忍受着饥饿的折磨和时间的催促而完成的，他身无分文，又经常卧病在床，几乎陷于绝境。那本小说就是《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到处求助于人，甚至跑到与他发生争吵的、他心中本极其轻视厌恶的特杰涅夫那里求助，借到他的钱后才回到俄国。当时他正埋头写作《罪与罚》，突然想起自己曾在一份合同中定下一本书的交稿日期，这份合同对他极不公平，如果他逾期不交稿，出版商就可以随便出版他往后九年间的全部作品而无须向他支付分文。在几个乐观的朋友的建议下，为了赶写书稿，他雇用了一个速记员。两人仅仅花了二十六天时间，就完成了一部名为《赌徒》的长篇小说。那位速记员是一个20岁的年轻女子，长相普通却十分能干，富有耐心和献身精神，这深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赞赏。1867年初，他们结婚了。他的亲戚们对这桩婚事大为不满，担心他婚后会减少对他们的接济，对这位新娘百般挑剔。正因为这点，同时也为了躲避债务，她劝他离开俄国。

这次出国，他们整整在外待了四年。一开始，安娜·格利高里耶芙娜（他的妻子）就知道，和这位知名作家在一起生活会很困难。他的癫痫病愈发严重，再加之他平时便脾气暴躁，处事草率，却又极度自负。另外，他在婚后还和旧情人恢复了书信往来。对于可怜的安娜，要做到坦然面对这一切并不容易，但作为一个品格极不平凡的年轻女性，她硬是把所有的苦果都咽了下去。他们一同前往巴登，在那里，他又陷入对狂赌的痴迷而无法自拔。他输光了一切，又和过去一样，写信给每一个可以求助的人，向他们借钱。然而，钱一寄到，便立刻被他输光在赌桌上。他们把所有值钱的物品都典当了，不断地搬家，寻找租金更便宜的公寓，有时甚至没钱吃饭。安娜·格利高里耶芙娜怀孕了。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他刚赢了四千法郎）写在一封信里的一段话：

安娜恳求我，拿到这四千法郎就该知足了，她想让我们马上离开此地。然而还有补救一切的机会，那么简单，有那么大的可能性，不是吗？一个人除了自己赢钱外，每天还能看到别人赢了两万或者三万法郎（他看不到那些输钱的人）。谁是圣人呢？要我说，钱才是最重要的，我下的注不仅包含我输掉的钱，还包含我输掉的最后一点理智，我简直愤怒到了极点。我输得精光，我典当了自己的衣服，安娜也典当了她所有的东西，甚至包括她最后的一件小首饰。（这是怎样的一个天使啊！）她给予了我多么大的安慰！在可恶的巴登，我们不得不住在铁匠铺上面的两间陋室里。她是那么累！最后，什么都输光了。哦，那些卑鄙的德国佬！他们无一例外全是放高利贷的，一群恶棍和无赖。房东在知道我们无处可去的情况下，竟然提高了房租。我们只好逃离了巴登。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于日内瓦，他为此欣喜若狂。但他仍然在赌。每当赌输了，他就一直沉浸在后悔中，认为自己无药可救，竟然输光了妻子和孩子急需的钱。然而，只要身上还有几个法郎，他便忍不住回到赌场去。孩子在出生三个月后不幸夭折，这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痛不欲生。尽管安娜·格利高里耶芙娜再次有了身孕，他却觉得，对于另一个孩子，他再也拿不出给第一个孩子的那样深刻的挚爱了。

《罪与罚》大获成功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着手创作另一部小说——《白痴》。出版商在一个月里寄给了他两百卢布，却依然无法使他摆脱困境。为此他不断要求预支稿费。《白痴》出版后，结果不尽如人意，他又着手写一部中篇小说——《永久的丈夫》。之后，他又开始一部新长篇的创作（便是在英国被称为《群魔》的长篇小说）。

据我所知，这时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已经花完了所有的贷款。他不得不带着妻子和孩子不停更换住所，他开始思念故乡。他从未停止对西欧的厌恶，巴黎的文化和荣耀、惬意舒适的生活、德国的音乐、巍峨雄伟的阿尔卑斯山、明媚深邃的瑞士湖、优雅的多斯加尼，还有佛罗伦萨辉煌的艺术珍品，一切都令他心生厌恶。他认为，西欧的资产阶级文明是腐败的、颓废的，并且在不知不觉间同化着他。“在这里，我变得越来越褊狭、迟钝，”他在米兰时写道，“我和俄国断了联系，我接触不到俄国的空气和俄国的人民。”他认为，倘若自己不回到俄国，将永远无法完成《群魔》的创作。安娜也想回国，只是苦于没有钱作旅费，他们已经从出版商那里预支了所有的稿酬。出于无奈，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再次求助于出版商。这时候，《群魔》的前两章已在杂志上发表，出版商出于对中断连载的担忧，只好为他们寄来了回国的旅费。就这样，他俩总算回到了圣彼得堡。

在去世前十年的187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50岁。他成了热忱的斯拉夫派成员，寄希望于俄国能够拯救世界。《群魔》出版后，大获成功，斯拉夫派的朋友们为陀思妥耶夫斯在小说中对激进派的大肆攻击而喝彩。他们觉得可以利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政治斗争中反对当时激进派的改革主张，便提供给他优厚的报酬，委任他主编一份叫作《公民》的杂志。由于和上司在某个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在工作一年后，他便辞职了。虽然同样是反对改革，但他不能接受上司对某些问题的观点。这时，富有实干精神的安娜开始参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出版事务，她自己通过筹资出版了丈夫的作品，竟然赚了不少钱。正因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晚年时经济上相对宽裕，最后几年的生活也过得比较简单。他写了一系列以《作家日记》为题的随笔，反响很好，他便扮演起了导师和先知的角色，尽管很少有作家愿意这样做。除此之外，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少年》和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卡拉马佐夫兄弟》。在1881年去世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忽然声名鹊起，同时代的许多伟大作家都向他表示了深切的敬意，他的葬礼被认为是“一个让圣彼得堡永远悲痛的最不寻常的事件”。

我大致叙述了他一生中的主要事件，尽量不加评论。然而，他仍会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一个性格异常古怪的人。无论是作家、画家、音乐家，还是演员，他们有艺术家的通病——自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负却是空前的。他好像从未向任何人谈论过他自己或者他的作品，这可能是出于自负，也可能是因为他缺乏自信，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自卑感。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在他生前，他曾公开地藐视同时代的作家。一个自信的人是不会把自己的狱中经历转化为如此的忍耐与服从的，但是我们要是认为他既接受当局对他判处得合理，又忍不住竭力自我辩解，那也是合乎逻辑的。在前文中，我已经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试图赢得人们的关注和尊敬时，却又把自己贬低到了什么地步！他缺少起码的自控能力，也许是因为他一直忍受癫痫病的折磨，发病时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只要他一陷入激动的情绪，理智和礼仪就会被他抛弃得一干二净。因此，他会完全不顾重病的妻子，去巴黎和波琳娜·沙斯洛娃见面；而当这个轻浮的年轻女子抛弃他时，他仍执意想与她结婚。他的狂赌更是明显地出卖了他的性格弱点。狂赌让他越来越贫困。在日内瓦时，为了糊口，他甚至开口想向人借五个或十个法郎。

你大概还记得，为了履行合同，陀思妥耶夫斯基赶写了小说《赌徒》。这部小说不算成功，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女主人公波琳娜·阿历克山德罗芙娜正是以波琳娜·沙斯洛娃为原型的。这部小说表现的是一种爱恨交织的典型人物形象，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素描作品。在他后期创作的作品中，这一典型形象有着更为详尽的描写。书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作者用精准的笔法描述了一种他内心深处的激情，同时将一个赌徒在受这种激情驱使而遭遇到的不幸描写得淋漓尽致。读完这本书，你马上便了解了一个这样的人，在羞耻心的包围下，他还是做出了那些使他遭遇不幸的事：他追求他爱而不得的女人；他擅自挪用杂志的作者基金只为赌钱，而非为了写作；因为抵挡不住诱惑，他死乞白赖地向朋友要钱，尽管他们对此已经无比厌烦。他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实际上，书中无论大大小小的人物，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都喜欢标新立异。他在书中生动地描写道，运气有时会眷顾那些心怀卑劣欲望的人。这个幸运的赌徒被人们当作伟大人物般围拢着，注视着。在人们的赞美与惊叹中，他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他终于胜利了，并陶醉在自己的成功里。他感到自己是命运的主人，在他看来，他的直觉是如此正确：他是自身运气的主宰。

“只要我一拿出自己的直觉，我便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发出赌徒式的狂呼，“直觉是最伟大的能力。只要记住七个月前我在轮盘赌桌上最后一次输钱的经历。啊，那是个多么非同寻常、多么有力的证明啊！在我输光一切，走出赌场后，发现外衣的口袋里竟然还剩下一个盾（荷兰货币）。‘我得吃点饭。’我当时想。但还没走到一百步，我就改变主意决定回去。最终，那个盾成了我最后的赌注……当时我的心中有种很奇异的感觉：我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远离祖国和朋友，在不知道接下来有没有饭吃的情况下——把身上仅剩的一个盾押上了，结果我赢了。二十分钟后我离开赌场，同时衣兜里揣着一百七十个盾。这就是事实。有时候，这就是最后一个盾能够起到的作用。倘若那时候我灰心丧气，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倘若我没有做出孤注一掷的选择，又会如何？”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的老友斯特拉霍夫曾为他写过传记。那期间，他曾在给托尔斯泰的一封信中谈到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受。我将这封信做了一些删节，翻译如下：

我在写作的同时，不得不抑制自己的厌恶，甚至憎恶的情绪……陀思妥耶夫斯基怎么也不能被当成一个善良快乐的人。他行为放纵，嫉妒心极强，真的算不上好人。在他的一生中，他如一头猛兽般横冲直撞，这让他显得既可笑又可悲。他很聪明，却又很邪恶。在瑞士，当着我的面，他对待仆人的态度是那么恶劣，直到仆人不堪忍受，对他大喊：“可我也是个人呀！”我至今仍然记得，我在听到那句话后，心中是多么震惊！当时的自由瑞士，到处是人权思想。于是，我写信给一个宣扬人性论的朋友，向他讲述了这一情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最糟糕的是，对自己做出的卑劣行为，他从不忏悔，反而以此自得与吹嘘。维斯卡费托夫（一位教授）告诉过我，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吹嘘说他在澡堂里强奸过一个小女孩，她是由一个家庭女教师带到澡堂来的……然而，他说这些话时，又带有一种愚昧的感伤情调，似乎想强调他那种夸张与无益的人道主义梦想。这些人道主义梦想是他作品中的主要基调与倾向，也是他的作品被我们喜爱的原因。总之，他的所有小说都在竭力为自己开脱，它们表明，最可怖的邪恶与最高尚的感情有可能同时存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感伤情调无疑是愚昧的，他的人道主义夸张而无益。他与“人民”保持着一定的交往，但“人民”始终与进步的知识阶层相对立。他寄希望于俄国的改革，对“人民”的苦难命运深表同情。尽管激进派一直试图改善和他的关系，但他仍然未停止对它的猛烈攻击。他认为，解救穷人悲惨现状的唯一的方法是“理想化他们的苦难，将其理解为一种生活的方式”。显然，相对实际的改革，他的建议更是一种宗教般的象征性安慰。

崇拜者们一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强奸小女孩的事感到怀疑，也是为了避免尴尬，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显然，斯特拉霍夫在信中所言只是道听途说。为了证明那是谣传，崇拜者们说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一个老友谈到自己的悔悟之心，老友建议他向心中最憎恨的人自我忏悔，因此他给特杰涅夫讲了那件事。然而，他所说的一切很可能都是虚构的。他的确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中写过许多关于罪恶的主题，以及《群魔》中那些隐约的描写，这都是很难处理的。但我们不能证明他讲述的这些丑恶行为都是生活中的事实。在我看来，这与他患癫痫病引起的幻觉可能有很大的关系，正是这种幻觉，强烈到让他的心中充满罪恶感。还有一种可能是，正如许多其他小说家一样，为了证明自己拥有可怕的欲念，故意杜撰一些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罪行。

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多疑、自负、急躁、轻率、自私、过分谦卑且不可信赖、心胸狭隘，还喜欢自我吹嘘。然而，这并没有将他全部的性格概括完。在狱中服刑期间，他会在必要的时刻承认自己犯有谋杀罪并且还有偷窃的企图。他也知道对待难友要有勇气、大度和慈悲的胸怀。他知道无法用单一的好坏来区分每个人，每个人都是平凡与高尚、邪恶与善良的混合体。他并不固执，且富有同情心。他从没拒绝过乞丐或者朋友们向他的伸手讨要，即便在自己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为了接济他哥哥的遗孀和情人、他前妻带来的那个酗酒的儿子，以及他的弟弟安德鲁，他仍旧想方设法地攒钱，以使他们能在生活上有倚靠。在感情上，他依赖他们。他为自己一时无法满足他们的求助而感到抱歉，而不是抱怨。他始终倾慕、敬重和深爱着他的妻子安娜，认为她在各方面都强于他自己。在国外的四年间，他一直担心妻子会对他失去耐心而离开他。他有一颗爱人之心，他也渴望得到他人之爱。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有如此明显的性格缺点，竟然还会有人忠贞不渝地爱他。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几年，安娜给他带来欢乐、安宁的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一个人，似乎与作家的崇高地位相矛盾，但我保证再也没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伟大的作家了。这种矛盾也许表现在所有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身上，但总体来说，它在作家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作家书写文字，在所说、所写和所作所为之间产生的矛盾往往更加可怕。我们看雪莱，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充满了他对自由的热爱和对所有丑恶的憎恨，但在生活中，他完全是另外一种人，极度以自我为中心，对他人冷漠无情，这让他自己也感到痛苦。我相信，有许多画家和作曲家也像雪莱一样以自我为中心，一样冷漠无情，但每当我们被他们的作品所倾倒时，并不会因为美妙作品和卑劣行为之间的矛盾而不快。这种矛盾可以看作天才的独特之处。一般来说，每个人在幼儿时期都会以自我为中心，但到了青春期之后只有天才能够保持这种品性，也就是所谓的“病态”。这种“病态”让天才的精力比普通人更加旺盛，就像用不掺杂质的肥料种出的瓜一样，更加香甜，那些靠有毒成分合成的肥料只会让瓜空长出茂盛的茎叶。

就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他的急躁、自负和浮夸的性格远远超过传记作者在书中对他的描述。就是这样一个人，塑造出阿历克赛这样一个人物形象，这也许是所有小说中最迷人、优雅、善良的角色。也就是这个人，创造了佐西玛神父这样一个具有神性的角色。阿历克赛被小说设定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人公，他平淡无奇地出现在小说的第一句话里：“阿历克赛·费道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费道尔·巴夫罗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费道尔是当时我们这一带远近闻名的地主，由于他在十三年前死于非命，我们至今还记得他。关于这件事我将在适当地方再做叙述。”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技巧是何等纯熟，在小说的一开头，他就有意无意地就对阿历克赛这个人物作了明确的交代。不过，当读者捧读这本小说时就会发现，相比于阿历克赛的弟弟德米特里和伊凡，他扮演的角色倒像是次要的，他在书中时而出现，时而消失，好像对其他人物没什么影响。他的主要活动是和一群男学生在一起，除了衬托阿历克赛可爱、可敬的仁慈品性之外，这群男学生对小说主题的发展也并没起到任何作用。

《卡拉马佐夫兄弟》（据说加涅特的英译本有838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仅有的一部由一些断片组成的长篇小说。他原本计划在小说的后几卷重点描写阿历克赛这个人物，让他犯下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罪行，在历经波折后获得拯救。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未能写完小说便去世了。即使是一些断片，《卡拉马佐夫兄弟》仍是一部前所未有的旷世之作，立于为数不多的杰出小说之巅，伟大如《白鲸》《呼啸山庄》这样的作品也无法与之媲美。书中的内容极其丰富，在这里，我粗略地谈论它其实并不公平。为了构思这本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花了很长的时间，饱受痛苦。《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他小说创作生涯中写得最痛苦的一部小说，这种痛苦远远超过贫困生活带来的痛苦。他把自己全部的疑惑和苦闷倾注在这部小说中，热切地寻找人类被上帝抛弃的原因，同时一心想求得生活的真谛。即便这样，我还是奉劝读者们，不要期待这本小说会给出你答案，一个作家没有这样的权利和义务。这也并不是一部写实的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察才能并不出众，他也没有生动地再现事物的天赋。你不能拿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尺度来衡量这部小说中的人物行为，他们的行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的动机也根本不合逻辑。与简·奥斯汀以及福楼拜笔下的那些人物截然不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是激情、欲望、淫荡和邪恶的集中表现，他们既不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也不是作家精雕细琢地以求比实际的人物更有意义的典型，而是作家痛苦而扭曲的病态心理的自然流露。他们不够生动，不够真实，但每一个形象都带着生命的节奏在尽情地狂舞。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不足之处是篇幅过分冗长，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难以克服的缺点，也是他所有小说的通病。在翻译他的作品时，译者们往往对他那种毫无头绪的文体难以把握。他是个伟大的小说家，却是个糟糕的文体家。他也缺乏幽默感。书中关于制造滑稽场面的霍拉科夫夫人的描写实在让人喜欢不起来；三个年轻女性，丽丝、卡德琳娜·伊万诺娃和格鲁申卡，个性都有些蹩脚，却同样歇斯底里与心怀叵测；她们一心想要支配和折磨自己所爱的男人，却又屈服于对方，甘愿在他们手下受罪，她们的行为实在令人费解。在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简要叙述中，未提到另外两个多少与他有点暧昧关系的女人，她们虽然在他的生活中无足轻重，却给他的小说提供了素材。他生性好色，性欲旺盛，这并不代表他很了解女人。他觉得女人好像只能简单分成两种：一种温顺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容易受到欺骗、恐吓与虐待；另一种骄傲、专横，往往心怀恶意，多情而残酷。波琳娜·沙斯洛娃在他的心目中，很可能属于后一种。她对他三番两次的轻视与折磨加深了他对她的爱恋，因为这样的刺激正是他的受虐心理所需要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说中男性人物的刻画十分有力。作为一个头脑糊涂的小丑，老卡拉马佐夫的出场写得极为出色；他的私生子斯米尔加科夫是邪恶的化身，魔鬼的杰作；至于阿历克赛，我在前面已经提过一些。老恶棍另外还有两个儿子。作者将德米特里描写得像他最恶毒的敌人一样，这是明智的做法，他确实属于那种人。他是一个粗俗、酗酒、热爱吹牛的恶棍，挥霍无度，不顾一切，全然不知自己的钱从何而来，只是愚蠢地乱花一气。他有着和穷学生一样无聊的那种暴饮暴食的思想，而他与格鲁申卡的寻欢作乐更是幼稚可笑。关于荣誉，他那些胡言乱语实在令人作呕。从某种意义上说，德米特里是小说的主人公，但我认为这个人物写得并不好，因为他太不值得关注。他被设定为对女人很有吸引力的男人，就像大多数小说里的男主人公一样，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描述出他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在他所有的行为中，只有一点让我感到有点意思，那就是他偷钱让格鲁申卡去和别的男人结婚，而格鲁申卡是他自己倾心爱慕的女人。这让我回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经历，为了让他深爱的玛丽亚·伊沙耶娃和她的情人——即那个“品德高尚且富有同情心”的牧师结婚，他也曾想过帮她借钱。德米特里被赋予了作者自己那种利己主义者的冷酷和色情受虐狂的狂热。难道色情受虐狂是他维护自身的一种最好的特殊方式？

可能我有点吹毛求疵，你也许会疑惑，为何我在提出这么多异议的同时却还要宣称《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首先，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它非常引人入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个杰出的小说家，他同样有着独到的戏剧才能。这两种才能很少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而他恰恰是一个善于以戏剧的方式讲述小说故事的天才，这种才能在他想要触动读者内心深处的敏锐情感时显得尤为可贵。首先，他安排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聚在一起，讨论一些不可思议的问题，然后他渐渐引导你理解这些问题，直到最后，他会用非同寻常的技巧向你揭示问题的神秘性。小说中，那些冗长的对话令人感到毛骨悚然。他擅长用自己的技巧来渲染一种恐怖感，例如让人物一边说话，一边发抖（其实话的内容并不需要他如此紧张，他却激动得浑身颤抖，脸色发青或发白），这就使得读者不自觉地集中注意力，进而注意到先前忽略的东西。很可能，这个人物在接下来的篇章里就会被某种越轨行为所激怒，他的神经质也将一触即发。此时一旦真的发生令他无法躲避的事，他便准备接受真正的打击。

不过，这些都只是作者的技巧罢了，这部小说更伟大的地方在于它所表现主题的重大。许多批评家认为其主题是寻求上帝，可在我看来，它的主题更是在讨论人的原罪。要谈到这个问题，我必须讲讲老卡拉马佐夫的第二个儿子伊凡。伊凡是小说中最令人感兴趣的角色，尽管他没有引起什么同情。我们可以认为，他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言人，他所表达的观点也就是作者本人的基本信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赞成和反对的论点”以及“俄国修道士”等章节里说到，这部小说以及它讨论的主题是登峰造极的。在“赞成和反对的论点”那一章节的两个段落里，这个观点表达得尤为明确，伊凡在那里提出了原罪问题。他认为，无论是对于人类的才智而言，还是对于上帝的仁慈而言，原罪都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比如年幼的孩子在无甚罪孽的情况下蒙受的苦难。成年人犯有罪孽，他们受苦受难是罪有应得，然而不论是从理智上还是从情感上来说，无辜的孩子都不应该遭受苦难。伊凡对上帝创造人类，还是人类创造上帝这样的问题并不感兴趣，他宁愿相信上帝的存在，却不愿相信他一手制造了世间的苦难。他一直觉得，为了有罪者的罪孽，要求无辜者一起蒙受苦难毫无道理，无辜者的蒙难若不能说明上帝的不公正，那只能说明上帝是不存在的。我在此不想多说这类问题了，读者可以自己去阅读“赞成和反对的论点”那一章。写完这一章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觉得有点害怕，这种强有力的观点是他之前从未表述过的。他的论点难以辩驳，获得的结论却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他只好把世间的苦难和邪恶都看作是美和善，以此符合苦难由上帝制造的原罪说。“倘若你热爱世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那么这种爱将证明，受苦受难是每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应尽的道德义务。”这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人们相信的真谛。在完成“赞成和反对的论点”这一章节后，他随后又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但他极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次失败的反驳，文章写得冗长而乏味，论点也很难令人信服。总之，关于原罪的问题仍无法得到解答，伊凡·卡拉马佐夫的起诉也未得到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