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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外研究者笔下的“文革”灾难,仍然是北京上层政治圈的一串人事更迭?其实,站远了看,当时有一些真正的大事会让今后的历史瞠目结舌,却被今天的研究者们忽略了。其中最大的一件,就是全国规模的停课废学。
停课废学,不仅使中华文化立即面临着中断的危险,而且向社会释放出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大批完全失控的人群——他们快速转化成了破坏性暴力,很多悲剧便由此而生。
其实,那批青年学生本身承受的悲剧更大。他们虽然号称“造反”,却完全是响应当时报纸的号召赶时髦,恰恰没有任何“造反”意识。但后来,他们为此要长时间地上山下乡,而且在灾难过去之后还要背一辈子的恶名。
那是我十九岁那一年的夏天。我领着一批同学反对“造反”,其实也不是出于任何政治意识,只是反对他们打、砸、抢,阻止他们批斗老师。但是,“造反派”同学越来越得势,他们根据上级指示夺了学院的权,成了当权者。本来围在我身边的很多同学也就投向他们,我显得非常孤立,因此也非常危险。正在这时,我的父亲又遭到他所在单位“造反派”的批斗,我叔叔也被迫自杀。这种家庭背景一旦被我们学院“造反派”知道,必然招致祸殃,因此我就离开学院,出走了。
当时全国交通除飞机之外全都免费向青年学生开放,说是“革命大串联”。其实“造反派”还处于刚刚掌权的兴奋和忙碌之中,怎么也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单位,因此挤在火车、汽车、轮船上的,大多是走投无路的人。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因此车船上很挤很挤。我,就成了他们中间的一个。
不知道会在哪里停下,更不知道会停多久,火车常常停在荒山野岭之间一停十几个小时。不断有人要爬窗出去解手,因为车厢里的厕所也早已挤满了人,无法使用。也有学生爬到了窗外,火车突然开了,车上的同学就把他们的行李包扔下去。所有的行李包都一样,小小的,轻轻的:两件换洗衣服,一条毛巾包着三四个干馒头,几块咸酱菜。没有书,也没有笔。因为这些行李包的主人虽然还被称为“学生”,却已经没有课堂,没有黑板,没有老师。
扔行李包的事情往往发生在深夜。车下的学生们边追边呼叫,但隆隆的车轮终于把他们抛弃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他们最后找到了下一站了吗?那可是山险林密、虎狼出没的地方啊。
我们那趟车开到长沙就不走了。我背着小小的行李包,随着人流来到了岳麓山。到了山上,大家都拥向著名的爱晚亭。我怕挤,就在压顶的暮色下找一条僻静的山路走去,却没有目标,没有方向。
不知道走了多久,眼前出现了一堵长长的旧墙,围住了很多灰褐色的老式房舍。这是什么地方?沿墙走了几步,就看到一个边门,轻轻一推,竟能推开。我迟疑了一下就一步跨了进去。
我有点害怕,假装着咳嗽几声,直着嗓子叫“有人吗”,没有任何回应。但走着走着,我似乎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控制了,脚步慢了下来,不再害怕。
这儿没有任何装点,为什么会给我一种莫名的庄严感?这儿我没有来过,为什么处处透露出似曾相识的亲切?这些房子可以有各种用途,但它的原本用途是什么呢?
再大的家族的用房也用不着如此密密层层,每一个层次又排列得那么雅致和安详。这儿应该聚集过很多人,但绝对不可能是官衙或是兵营。
我在这个庭院里独个儿磨磨蹭蹭,舍不得离开。最后终于摸到一块石碑,凭着最后一点微弱的天光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四个大字:岳麓书院。
二
那天晚上我在月色下的岳麓书院逗留了很长时间,离开时一脸安详,就像那青砖石地、粉墙玄瓦。
我很快回了上海,学院里的情况和我家庭的处境都越来越坏。后来我又不得不到农村劳动去了,彻底远离了学校和教育。但是,奇怪的是,那个青砖石地、粉墙玄瓦的梦,却常常在脑际隐约闪动。待到图书馆重新开放,我努力寻觅有关它的点滴记载。再后来,中国走上了一条新路,我就有机会一再访问它了。
我终于明白,很多年前那次夜间潜入,让我在无意中碰撞到了中华文化存废之间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一条是燥热的死路,一条是冷清的生路。这条生路,乃是历代文化智者长期探索的结果,岳麓书院便是其中一个例证。
说远一点,早在三千三百多年前,商代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公办学校。到了孔子,成功地创办了私学。从此,教学传统成了中华文化代代相传的命脉。到了唐代,就出现了教学等级很高的书院。宋代书院之风大盛,除了很早就开办的白鹿洞书院外,还出现了石鼓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丽正书院、象山书院,等等。这些书院,有的是私办,有的是公办,更多的是“民办官助”。共同特点是,大多选址于名山胜景,且由比较著名的学者执掌校务,叫“山长”。
山长这个称呼,听起来野趣十足,与书院所在的名山对应,而且又幽默地表示对官场级别的不在意,自谦中透着自傲。我最近一次去岳麓书院,还在历任山长居住的一个叫“百泉轩”的小院落里徘徊很久,想象着山长们的心态。他们,只想好生看管着这满院的书声泉水、满山的春花秋叶,就已经足够。山下的达官贵人为了各自的文化形象,也会到山上来叩门拜见。来就来吧,听他们谈谈平日不太谈的先秦诸子、楚辞汉赋,然后请他们到书院各处走走,自己就不陪了。在山长们的眼中,他们都是学生一辈,欠学颇多,因此自己要保持住辈分的尊严。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文化。
在山长的执掌下,书院采取比较自由的教学方法。一般由山长本人或其他教师十天半月讲一次课,其他时间以自学为主。自学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向教师咨询,或学生间互相讨论。
这样,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实际上书院有明确的学规,课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几次严格的考核。此外,学生还必须把自己每日读书的情况记在“功课簿”上,山长定期亲自抽査。
课程内容以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为主,也要学习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到了清代晚期,则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
可以想象,这种极有弹性的教学方式是很能酿造出一种令人心醉的学习气氛的,而这种气氛,有时可能比课程本身还能熏陶人、感染人。
三
书院所有课程的最终走向,是要塑造一个个品行端庄的文化人。
对于这一点,曾经统领过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的大哲学家朱熹有过系统的思考。他说,人性皆善,但在社会上却分成了善的类别和恶的类别,因为每个类别里风气和习惯不同,熏染而成。只有教学,能够从根本、从大道上弘扬善的风气和习惯,让人们复归于善。他又说,教学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使他能够从修身出发,齐家,治国。
正是出于朱熹所说的这个理想,很多杰出的学者都走进书院任教,把教书育人和自己的研究融为一体。
一一六七年八月,朱熹本人从福建崇安出发,由两名学生随行,不远千里向岳麓山走来。因为他知道比自己小三岁的哲学家张栻正主讲岳麓书院。他们以前见过面,畅谈过,但还有一些学术环节需要进一步探讨。朱熹希望把这种探讨与书院的教学联系在一起。
朱熹抵达岳麓书院后就与张栻一起进行了著名的“朱、张会讲”。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果然如朱熹预期的那样,会讲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
朱熹和张栻的会讲是极具魅力的。当时一个是三十七岁,一个是三十四岁,一个徽州婺源人,一个四川绵竹人,却都已跻身中国学术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着哲学意义上人和人性的秘密。他们在会讲中有时连续论争三天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两种浓重的方言,一种是夹杂着福建口音的徽州话,一种是四川话,三天三夜唇枪舌剑,又高深玄妙,使听讲的湖南士子都毫无倦意。
除了当众会讲外,他们还私下交谈。所取得的成果是:两人都越来越佩服对方,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
《宋史》记载,张栻的学问“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而朱熹则在一封信中说,张栻的见解“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朱熹还用诗句描述了他们两人的学术友情:
忆昔秋风里,
寻盟湘水旁。
胜游朝挽袂,
妙语夜连床。
别去多遗恨,
归来识大方。
惟应微密处,
犹欲细商量。
(《有怀南轩老兄呈伯崇择之二友二首》)
这种由激烈的学术争论所引发的深厚情谊,实在令人神往。可惜,这种事情到了近代和现代的中国,几乎看不到了。
除了与张栻会讲外,朱熹还单独在岳麓书院讲学。当时朱熹的名声已经很大,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不仅讲堂中人满为患,甚至听讲者骑来的马都把池水饮干了,所谓“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