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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4月
复活节周末去希腊旅行。在意大利住了一些日子之后,开始分外怀念起希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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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确有许许多多国家的背包客。从人数多的排列起来,德国人(世界上最喜欢旅行的德国人)、加拿大人(世界上最闲的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闲得似乎仅次于加拿大人)、美国人(近来少多了)、英国人(脸色基本欠佳)、北欧三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往下是日本人。没有一一确认或统计过,但大致说来怕是如此。德国人一看脸就晓得,装备也最威武。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把国旗缝在背包上,一目了然。北欧人除却德国人的威武,透出几分耽于冥想的神情。法国人脸上总好像带一点嘲讽意味,荷兰人和比利时人则似乎多少愿意与人亲近。在这些人包围中显得有些不舒服的(不过本人大概自得其乐吧)是英国人。当然这是一般印象,例外数不胜数。不过长期旅居欧洲,渐渐可以分出对方是哪国人。
不料,不知何故,压根儿见不到意大利背包客,一次也没遇上。匪夷所思。我遇上了波兰背包客,遇上了韩国背包客,甚至遇上了坦桑尼亚背包客,然而从未遇上意大利人。
我想这恐怕不是我运气不好。因为不用说,意大利人也应当背起行囊旅行的。迄今未同他们相逢估计是偶然性造成的。想必我总是阴差阳错地同意大利人走不同的路——我去那边时他们来这里。
不过,纵然把这种偶然性充分计算进去,我想意大利人不那么中意背包旅行是毋庸置疑的。不知道为什么,那种旅行形态似乎不为他们所青睐。一个人背着沉重的行囊一步一挪地徒步而行,有时只靠面包、奶酪和苹果过一个星期,有时在没有热水的旅馆里听着“咣当咣当”的门声入睡——北欧人比意大利人远为适合这样的旅行,我觉得。
北欧人,他们旅行的确是为追求艰难、贫困和苦行。不是谎言。这确实是他们的追求,简直就像中世纪各国的行脚僧。他们似乎相信体验如此旅程对其人格形成是极为有效而有益的。他们几乎不花钱、不住旅馆,为寻找二百日元的便宜旅馆而不惜在街头转两个小时。他们的自豪在于经济效率,一如汽油费。用尽可能低廉的费用去尽可能远的地方。他们结束如此漫长的苦行僧般的旅行返回故国、走出大学、步入社会,而且——举例说——作为股票经纪人取得成功,结婚,子女也茁壮成长。车库里停着奔驰、沃尔沃和两用面包车。于是,这回他们为追求完全相反的经济效率踏上旅程——怎样慢慢悠悠花钱怎样舒舒服服旅行。这是他们新的经济效率。
这是他们的人生目标、他们的人生方式。
意大利人不然。他们不太那样去想,那不是他们的人生方式。他们忙于考虑午后的通心粉、米索尼衬衫、身穿黑色紧身裙上楼梯的女孩、新型阿尔法·罗密欧的变速等等,没有闲工夫一一搞什么苦行。非开玩笑,确实如此。
前言写长了。我第一次看见意大利背包客,是在从意大利南岸港口布林迪西开往希腊帕特拉斯的渡轮上。那是复活节周末,船上挤满去希腊旅行的年轻人。许多国家的背包客聚集在甲板上。其中意大利人相当不少。船上的意大利背包客活像挤进刚刚从井口上来的矿工队列的芭蕾舞演员,一眼即可看出。以下4点尤其显眼:
①粗声大气。②举止粗俗。③衣着时髦。④大吃大喝。
其他国家的背包客已经累了或者正为前面路途的劳累蓄精养锐而老老实实待着(总的说来,再没有比背包客更老实的旅行者),单单意大利人吵吵嚷嚷。不过这也罢了,他们毕竟是背包客。背负行囊,脚上是旅游鞋。我心想,原来意大利人也像模像样穿旅游鞋。
不料到达帕特拉斯港才看明白,原来他们只是背着行囊罢了,根本不是什么背包客。一下船,就七嘴八舌说着叫着,乘上旅行团大巴一忽儿跑去哪里不见了。而背包客当然不会乘什么旅行团大巴。
意大利人。
下面说我们。我们到帕特拉斯是4月18日星期六,复活节的周末。入住港口附近一家名叫阿多尼斯的旅馆。并非想在帕特拉斯住下才住的,因时间关系,当天转去雅典不太容易,只好在帕特拉斯住一晚上。帕特拉斯是座缺乏情趣的城市,几乎令人窒息。只有港口和火车站,旁边松松垮垮排列着楼房。连狗都愁眉苦脸。餐馆服务态度差味道也差,差得同上野站周围不相上下。在街上行走之间,渐觉心灰意冷。街上气氛就像被祖国驱逐的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二流作家一边嘟嘟囔囔发牢骚一边住下来的城市。顺便说一句,这里正在办电影节,其中有大岛渚[1]的电影专场,招贴画上写道将举行有大岛渚参加的学术报告会。我不由为之一震,但没必要跑来帕特拉斯看大岛渚的电影,遂作罢。
在帕特拉斯发生了几件事。
首先,立柜的钥匙断了。要出门时把照相机什么的放进立柜锁上(立即上锁是意大利生活后遗症),回来一开就断了。不是我特意拧断的。走进房间,从衣袋掏出钥匙,以一、二、三那样的感觉随便一拧,结果钥匙“咯嘣”一声断掉。就像酒吧里作为下酒菜端上来的有些受潮的格力高(GLICO)百奇巧克力,一下子就断了,断得利利索索,无任何前兆,无任何牵连。我手中只剩下黑乎乎寒伧伧的钥匙的一半,另一半剩在锁孔里。
我去旅馆服务台告以情由。服务台坐着一个看上去二十五六的女子,亲切,但长相薄幸声音亦薄幸。我告以钥匙折断以后,她的薄幸目录上又加上了新的一页。长相委实薄幸。我心里万分歉疚。我像《局外人》中的默尔索那样嗫嚅着自言自语“不是我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钥匙自己断的。
“请稍等一下,马上派负责人去。”她以薄幸的语声说。随即叫负责人。所谓负责人,就是女佣大妈。她敲我们的房间,敲得很有力。开门一看,一个很健壮的矮个子阿婆立在走廊里。她照例只会讲希腊语。我出示折断的钥匙,说“钥匙、不行、打不开”。她猛拉立柜门,拿脚踢,用身体撞。立柜“咔嚓咔嚓”摇晃。我不安起来:里面的照相机不要紧么?而门偏偏不开。
“这就拿工具来。”她说。听得我放下心来。一开始就该拿工具来。岂料她拿来的工具竟是石块:葡萄柚那么大的石块,要用来砸立柜的拉手。总之声音惊天动地。过去我不知道,用石头砸立柜拉手实在是非常吵闹的活计,以至旅馆其他客人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全部过来察看。她“吭唷”、“混账”一声声吆喝着连续用石头击打立柜。不一会儿,石块一分为二。立柜也好拉手也好锁孔也好已经面目全非。然而门仍未开。这让我联想到只在书上看到的对古代文明的屠杀,联想到迦太基的毁灭、印加人大屠杀和撒马尔罕的陷落。
“事态怕是比刚才更糟了吧?”老婆说。
“我也那么觉得。”我说。
“找专家来难道不好些?”
“复活节的周末,不会来的。”我说。在这复活节的周末,开锁专家岂肯一个电话就能请来?什么也没有的平时都大可怀疑。
如此议论之间,大妈手持新石块回来了。这回是敦敦实实的大理石块,一看就无坚不摧。大妈出示给我们,自豪地微微一笑。我们只好报以一笑。此外有什么办法呢?
大妈随即精神抖擞地开始屠杀立柜。就像电视剧《蝙蝠侠》那样“CRASH!BOOM!BLITZ![2]”叫着大砸特砸。木屑飞溅,柜门砸出一个大窟窿,我们终于取出照相机。倒也简单。不过我想,往下住这房间的人看见立柜门上的大窟窿会做何想法呢?如此说来,我——转念想道——在其他旅馆好像也见过类似的窟窿。
那位大妈半夜12点再次“咚咚咚咚”大声敲我们房间的门。我睡得正香,迷迷糊糊走到门那里打开。这回她抱来的不是大理石,而是带有复活节鸡蛋的面包。“复活节快乐!”说着把面包递给我。这时,港口停泊的轮船一齐“哞——”一声拉响汽笛:“复活节快乐!”
复活节全希腊要烤几万只羊,整只羊串起来架在火上来回旋转着烤。人们聚在院子里,一齐烧烤可怜的羊。油“嗞嗞”滴落下来。春天来到希腊。
我们看着家家户户院子里烤羊的光景,乘大巴一路向雅典赶去。星期天清晨,天气好得出奇,正好烤羊。
大巴在科林斯运河那里停下,乘客们下车休息十五分钟。我们一边望着运河,一边嚼着昨夜旅馆大妈送给的复活节面包。面包正中有一个涂成红色的煮鸡蛋。“吧唧吧唧”嚼完面包,剥鸡蛋吃了。阳光暖洋洋的,感觉上简直就像来郊游吃盒饭。大巴乘客全部是希腊人,外国人除了我们只有一个单独旅行的小个子英国女孩,她说去了在德国认识的一个熟人那里,从那里坐火车转来这里的。“来找好阳光的。不过,假期已经没了,准备乘今天下午的飞机回伦敦。阳光差劲阴惨惨的伦敦,大学里的课,得得!”她笑道。随后我们又上了大巴。
阳光好的国家——希腊。
时不时有什么毛病的国家——希腊。
我们大巴的引擎跑到距希腊十五公里的地方死掉了。死得利利索索,“咔”一下子。司机和乘务员活像盯视突然倒地咽气的老马的御者,木然抱臂看着彻底沉默的引擎。什么也不做,光是注视。“我们怎么办呢?”我问乘务员。
“不知道。”乘务员沉下脸说,缓缓摇了两下头。英国女孩和我们不再对大巴抱有希望,赶紧拦住一辆出租车。我们可没工夫慢悠悠哀悼引擎之死。再说女孩要赶下午的飞机。我们钻进出租车离去时,司机和乘务员仍全神贯注看着引擎不动。
1987年复活节的周末,死了相当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