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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两三年，我陆续把前半生散在世界各地的物件搬回北京，在我出生的垂杨柳重新安营扎寨，试图过好后半生的生活。在清理这些物件的过程中，我看到过去岁月极其清晰的痕迹，一些剧痛和狂喜在某些瞬间被毫不留情地再次揭开，所有似乎过去了的其实都没有过去。我再次坚信，我不得不做一个写作者，不写出来，不反复写出来，这些伤心事如何过去，哪怕似乎过去？
在清理这些物件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科技在过去三十年的进步。二十五年前，我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还在用3.5寸软盘，机器内存2M；二十年前，开始严重依赖电脑，平均三年换一台，新电脑被狂使一年之后，键盘上印刷的字母就开始变得模糊；十年前，第一代苹果手机出现，曾经那么被依赖的电脑渐渐越来越少触碰。我反正已经老到不用自己再建估值模型、自己做PPT了，如果不是在周末写专栏文章、不是在假期写小说，竟然可以整个星期甚至整个月不碰电脑。
在清理这些物件的过程中，我深刻感到，前半生积攒的东西太多了，地球就是被我这样的人一点点毁掉的，除了日常吃喝，后半生什么都不买也够了。我动用了平时不太常动用的佛法，“断舍离”——其实，简单一个字——“扔”。
在对抗贪、嗔、痴的战斗中，佛法的作用一般，总体没能扔掉很多东西。相对扔得最多的是工艺品和纪念品，那些印刷画、旅游纪念品、开会纪念品，就美感而言，多留一件就多一分对自己的鄙视。相对扔得较多的是科技类物品：那些旧电脑、旧硬盘、旧外设。还扔了一些书，那些凑数的、应景的，又没文字又没见识的。衣服扔得不多，三十年前穿了走进春天里去泡妞的牛仔裤现在还能穿。扔得最少的是和手写相关的本子和笔，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记日记和札记，到现在十几本了；在麦肯锡工作九年，本子和笔不离手，摞起来几十本了；在华润工作五年延续麦肯锡的习惯记工作笔记，摞起来十几本了；在电子邮件之前需要贴邮票的所有手写信：情书和非情书，色情的信和非色情的信，满满一纸箱了。
还有笔。因为总要记笔记，笔不离手，进麦肯锡工作第一个月就跑到国贸买了一支万宝龙牌的钢笔，如今收拾出十来支，包括纪念卡夫卡的限量版。买这支笔的时候，卡夫卡是我的文字英雄，如今，卡夫卡还是我的文字英雄，但是我已经活过了卡夫卡在世间的阳寿，他刚活到四十岁就挂了。还有毛笔，十岁前练颜真卿的字帖，十岁后就彻底放弃，开始用硬笔。遇上好看的毛笔就买一支，如今堆在那里，也有十来支了。这些硬笔和毛笔，我一支也不想扔掉。
在一切已经电子化或正在飞速电子化的如今，为什么还要手写？
因为手写有人味儿。手握着笔，笔尖在纸上划过，留下黑色或者其他颜色的笔迹，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写完，盖上笔盖儿，折叠好纸，塞进信封，散步去邮局，投进邮筒，想象收信人撕开信封，打开纸张，看到那些黑色或者其他颜色的笔迹。每一步，都是人的味道。整个世界充满了电子和塑料，因为忌惮相关法律、法规、卫生问题、人性麻烦，连最基本的人性满足都越来越借助U盘和手机里的东瀛爱情动作片，我打算逐渐放弃电子邮件，手写信，给心里真正放不下的人，贴张邮票，去邮局寄了。
因为手写能培养美。手写字多了，有可能就写得好看了。字写得好看了，对于线条、形状、颜色、空间、文学等美感的重要组成就会有感觉了。
因为手写是最简单的快乐。有人问华罗庚为什么学数学，他说学数学最简单，一支笔、一张纸就够了。其实，最简单的快乐，一支笔、一张纸也就够了。中年不如青年时心志凶悍，容易动动脑子就心悸神乱，据说写毛笔字可以聚气凝神，以后周末，天气好就去护城河边跑步，天气阴霾就在屋里窝着写写字。中年后，AlphaGo战胜人类后，越来越不容易快乐。听人说，跑步能高潮。我试了试，真的，跑完十公里之后，一天嗨。听人说，手写字也能高潮。我看见过某个书法家一边写行楷一边小声叫：“不行了，不行了，我苏东坡附体了，我不要，我不要啊。”我打算也试试。
这次重新搬到北京之后，我在有生之年不想再搬家了，除非发生大地震和大战争。文字打败时间，手写给人温暖。我握着我的笔，阿法王羲之，不服来战。
摄影／吕海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