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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年十月五日，周作人在日记里写道：“我特别记得是陶孟和主编的这一回，我送去一篇译稿，是日本江马修的小说，题目是‘小的一个人’，无论怎么都总是译不好，陶君给我添了一个字，改作‘小小的一个人’，这个我至今不能忘记，真可以说是‘一字师’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四十五岁之后，总想好好写写周作人，似乎他身上藏着中国近现代史的巨大秘密，藏着中国文人心性的巨大秘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写周作人，没有比“小小的一个人”更好的题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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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一个没有排名的人。
有时候，我们崇尚“第一、唯一、最”。权威的排名一旦形成，我们就崇拜到底。武将有排名：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文人也有排名：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
别问我这些排名是怎么形成的，我也不知道。我比较确定，这些排名都没什么精当的评分系统，都有明显的倾向性和功利性。周作人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就已经被国民党政府定为“汉奸”，无论何时，我几乎确定，涉及文人的排名，怎么排也排不上周作人。
我小时候也迷信排名。五年级的时候，第一次买文人的全集，买的就是《鲁迅全集》，鲁迅排名第一啊。我小时候也迷过鲁迅，立意刻薄快意，用字阴郁悲切，适合心怀大恶、充满颠覆世界的理想的年轻人。四十岁之后再想，五百年后，人们还读的鲁迅文字一定不是那些撕逼的杂文和论文一样立意先行的短篇小说，一定是《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和《中国小说史略》等几种脱开即时性的著述。
我确定，五百年后，看周作人文字的人要明显多于看鲁迅文字的人。文字不朽和文人排名没什么必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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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一个没有金句的人。
对于文艺青年来说，周作人是个非常不讨喜的人，他完全没有金句。也就是说，即使大家知道有过这样一个人名，鲁迅有过这样一个弟弟，但是大家完全想不起来，周作人写过哪个句子，最多能想起来几个杂文集的名字，比如《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等。
董桥有金句：“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桌上半途换她出任团长，几下招式立刻成了铁娘子，全世界看到的是这个女人胸中一片竹林，满身竖起利刺，谈吐亮情趣。”（摘自《吴仪胸中那片竹林》）
木心有金句：“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摘自《从前慢》）
张枣有金句：“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就落满了南山。”（摘自《镜中》）
鲁迅也有金句：“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摘自《野草》）
周作人不仅没有金句，似乎连名篇都没有，仿佛一个不能分割的存在。格非没金句，但是格非有《相遇》。阿城没金句，但是阿城有《棋王》。余华没金句，但是余华有《鲜血梅花》。
我被一个自己也写杂文、写小说的骨灰级文艺青年问过：“你爱周作人，我捏着鼻子看了两个半本，到底哪点好啊？”我想来想去，不知道如何讲，就像不知道如何讲黑不溜秋的宋代建盏的好处，只能说，你耐心再看看，再看看，再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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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一个对家事不辩解的人。
用现代心理学来讲，自责是负能量最大的一种情绪。所以，几乎所有人都自我开脱，特别是有一定话语权的人。周作人一生里至少有两件事值得他仔细辩解：一是和他哥哥鲁迅不和；二是为日伪政权服务。我几乎翻过周作人所有的书，他没有正面辩解一次。
对于兄弟反目，鲁迅是这样写的：“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周作人是这样写的：“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周作人自己阐述过不辩解的原因：“我们回想起以前读过的古文，只有杨恽的《报孙会宗书》、嵇康的《与山涛绝交书》，文章实在写得很好，都因此招到非命的死，乃是笔祸史的资料，却记不起有一篇辩解文，能够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的。”
周作人自己坚定地认为：“鲁迅的《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
周作人反复引用：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之后，关于鲁迅的一切，周作人都尽量回避，甚至包括鲁迅的死。关于鲁迅的死，周作人写的是他和鲁迅共同的母亲鲁老太太：“我还记得在鲁迅去世的时候，上海来电报通知我，等我去告诉她知道，我一时觉得没有办法，便往北平图书馆找宋紫佩，先告诉了他，要他一同前去。去了觉得不好就说，就那么经过了好些工夫，这才把要说的话说了出来，看情形没有什么，两个人才放了心。她却说道：‘我早有点料到了，你们两个人同来，不像是寻常的事情，而且是那样延迟尽管说些不要紧的话，愈加叫我猜着是为老大的事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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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塌台，关了三年的周作人被放出来，只写了二十八个字，一首诗：“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学闭关，今日出门桥上望，菰蒲零落满溪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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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一个好吃的人。
周作人和其他老一辈艺术家不一样，周作人不是一个好色的人。通常，艺术就是色情，艺术家好色，大艺术家特别好色，周作人却一点也不。好在周作人还好吃、爱古董，否则就更难解释他的艺术成就了。
周作人八十岁前后时写《知堂回想录》，充满了对各种吃食的口水。在兵荒马乱的路上，记得“路菜”：“最重要的是所谓的‘汤料’，这都（是由）好吃的东西配合而成，如香菇、虾米、玉堂菜（京冬菜），还有一种叫作‘麻雀脚’的，乃是淡竹笋上嫩枝的笋干，晒干了好像鸟爪似的。”考场上，记得吃食：“这一天的食粮原应由本人自备，有的只带些干粮就满足了，如松子糕、枣子糕、红绫饼等，也有半湿的茯苓糕，还有咸的茶叶鸡子，也有带些年糕薄片。”在学校里，记得吃食：“早晨吃了两碗稀饭，到十点下课，往往肚里饿得咕噜噜地叫，叫听差到学堂门口买两个铜圆山东烧饼，一个铜圆麻油辣酱和醋，拿着烧饼蘸着吃，吃得又香又辣，又酸又点饥，真比山珍海味还鲜。”到了北京，就是对北京以饮食为代表的粗鄙生活的无情嘲讽：“说到北京的名物，那时我们这些穷学生实在谁也没有享受到什么。我们只在煤市街的一处酒家，吃过一回便饭，问有什么菜，答说连鱼都有，可见那时候活鱼是怎么难得而可贵了。”
我觉得写北京最深刻的一句话是周作人写的：“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在北京待了接近三十年，我常常纳闷，这样一个草木丰美、山水俊逸、历史悠长的地方，怎么就这么不讲究呢？
我相信周作人在饮食上的真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猜想，在民国时代，江浙的饮食水平极其高，甚至世界领先。佐证是周作人对日本餐饮的最高评价就是和家乡相似：“有些东西可以与故乡的什么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国某处的什么，这样一想就很有意思。如味噌汁与干菜汤，金山寺味噌与豆板酱，福神渍与酱咯哒，牛蒡独活与芦笋，盐鲑与鳓鲞，皆相似的食物也。”
今天的日本是美食的集中地，东京是世界上米其林三星餐厅数目最多的城市。“二战”前日本的餐饮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吧？如此想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江浙一带的吃食得多好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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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一个蹩脚的诗人。
周作人写的白话诗是这个样子的：
雪愈下愈大了，
上下左右都是滚滚的香粉一般的白雪。
在这中间，好像白浪中漂着两个蚂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