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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帮黑人青年，一边高声怪叫着，一边从下面走上来。他们一看到肯，就止住了怪叫，冲他翻着白眼。因为在这一带的地铁里很少能看到白人的身影。
肯根本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就走了过去。他们大体上察觉到了肯的真实身份，其中一人朝着旁边吐了一口唾沫，正碰上肯锐利的目光，他急忙加快步伐上了台阶。
肯心想，这帮小流氓早晚有一天会因为犯某种罪而在警察局里再见面的。
要进入这一带的地铁内，就需要做好某种精神上的准备。这里的电话有60％都在半夜里被砸坏，即使修理好也还是会再次被弄坏，上班时还好好的电话，到了下班的时候这已经无法使用了，就连肯这个当地人都没有把握到底哪个电话是好的。在这里万一被卷入什么案件，连个联络的手段都没有。
进了站台，肯来上班时看见的醉鬼呕吐物的痕迹依然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没有任何人去打扫一下。大家都对其熟视无睹，任其逐渐自然干燥，化为灰尘，随着地铁里的气流四处飘散。陈旧的污物还没干透，新的污物又吐得到处都是，在地铁里走路，一不小心就会把脚踩进那些污物之中去。垃圾箱已经装得漫了出来，并歪倒在地面上。
地铁电车左等右等都不见来。肯抬头一看，只见站台上的挂钟上面贴着一张“已坏”的纸条。他不由地咂了一下嘴，那挂钟早在1个月之前就已经坏了，站台上的口香糖自动售货机也坏了。
脏兮兮的地铁电车好不容易总算来了，车里车外都涂满了胡写乱画的东西。上下车的乘客绝大多数是黑人，其次是波多黎各人和意大利人。车厢里很空，乘客们各自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默不作声地坐着，没有人与别人谈话。电车一开动，其噪音就进一步加深了车厢内的寂静。没有灯罩的昏暗的灯泡，不时地一闪一闪，发出很微弱的光亮。随着穿过车厢过道的穿堂风，一张旧报纸在车厢里飞舞着，落在了一个乘客的鞋尖上，他也不理会。
在相互之间极端的漠不关心之中．乘客们神情呆滞，每个人都很孤独，大城市中无可救药的孤独之感，紧紧地抓住了每一位乘客。虽然如此，但大家似乎都在为了生活而疲于奔命。根本没有闲暇去体会那孤独寂寞之感。
在车厢前部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黑人，他正在打着瞌睡。一副马上就要从座位上滑落下来的样子。他手里拿着一只廉价的威士忌酒瓶，那酒看上去似乎只在瓶底剩下一了点儿了。当酒瓶就要从他的手中掉落下去的时候，他突然一下子醒了过来，连忙把酒瓶抓紧。
接下去是一位中年黑人妇女，她大概是个在什么地方的大厦里干活的女勤杂工，疲劳渗透了她的全身，她的身体随着车厢的震动而起伏晃动。稍微隔开点距离的地方坐着母子相伴的两个波多黎各人，他们俩紧紧地倚偎在一起，那孩子约莫有8岁的样子，肩膀上挎一个箱子，箱子里面装着擦皮鞋的工具。他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了，但却由于生活贫困而无法上学，他大概还不会说英语吧？
对于他们来说，过“今天”这一天都要竭尽全力，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去为“明天”而接受教育。
再接下去是个看上去像妓女似的黑人妇女，年龄不详……肯由于职业上的关系，在到达他下车的那一站之前。他总是不动声色地对乘客们进行观察，这已经是他养成的一种职业习惯了。
肯又像往常那样进行着观察。正当他观察到妓女似的黑人妇女那里时，突然，有一件肯原来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的事情又苏醒了过来。当那件事浮现在他的意识表面时，肯不由得大吃了一惊，他惊奇的是那种事情竟然还留在自己意识的深处。
在东京被害的约翰尼·霍华德是个干一天算一天的卡车司机。
“那样的人怎么会有钱去日本呢？”
这个疑问发着磷光在肯的脑海里一闪一闪地浮现着。
二
美国的社会底层是由黑人们支撑着的，虽然黑人中也有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接受了高等教育，从社会底层脱离出去，但绝大多数黑人却被人生的重压紧紧拴住，作为社会底层的黑人，就像判了无期徒刑的凶手终了一生。
他们只能得到白人们敬而远之的工作。如：污物清洁工、码头装卸工、百货商店送货人员、卡车或出租汽车的日工司机、饭店或酒吧门口的看门人、男侍者、焚尸工、屠宰工以及其它不需要什么技术的单调劳动。或在白人人手不够的领域勉强得到一份工作。而且，这些工作工资很低，一般周薪不到100美元。就算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工作，也无法养家糊口。与其挣着低工资辛辛苦苦地劳动，继续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还不如男人离家出走，让自己的家庭作为“母子家庭”来接受救济要过得舒服些，所以，“伪造”的“母子家庭”在不断增加。
据1970年进行的美国国情调查（每10年进行一次）统计，纽约总人口为800万，其中黑人人口为170万；其次是波多黎各人，人口为80万：再加上其他有色人种，市民中有40％的人都不是白种人。
国情调查表明，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在经济和教育方面与白人相比，有着天壤之别。白人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10000美元，而黑人是7000美元，波多黎各人则只有5000美元。大学毕业生在白人中所占的比例为13％，而在黑人中只占4％，在波多黎各人当中则仅占1％。
截至1970年，如果把4口之家年收入在4700美元以下的情况定为贫困线的话，那么情况则截然相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白人为9％，黑人则达到25％，波多黎各人更高达35％。
再看一下“母子家庭”的比例，白人为14％，黑人则为32％，而波多黎各人为29％。
在纽约120万靠救济才能生活下去的人当中，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就占了60％。尽管他们从事的工作不是连续性的技术工种，但能够有一份工作就已经是相当幸运的了，大多数的人根本连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他们成天都聚集在廉价的小酒馆里，或呆若木鸡似地蹲在马路边上得过且过。
根本不能想象当一名卡车司机的约翰尼·霍华德会有钱突然去日本。纽约的黑人一方面对贫困与种族歧视感到不满，梦想着能够从封闭自己的贫民窟中解脱出去；而另一方面却又在贫民窟中庸庸碌碌、默默无闻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对于他们来说，到海外去旅行，也是一种脱离苦海的方式。
霍华德终于逃离了苦海，然而这次脱离苦海对于他来说，带来的却是死亡。在他逃出那贫民窟之前，他决没有预料到这一点。
卡车司机的周薪顶多也就是100美元，要想一个月挣到700美元的话，就必须靠违章开车去赚。靠这点儿微薄的收入，光是维持每天的生活就已经紧巴巴的了，根本没有多余的钱能够存下来，作为到日本去旅游的路费。
可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况下的约翰尼却突然像是被什么东西驱赶着似地踏上了去日本的旅途。
他去日本当然有着他自己的动机，不过，问题是他的那笔路费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呢？
肯胸中点燃的疑问之火，越来越旺地燃烧了起来。那对波多黎各母子已经在南布朗克斯的梅尔罗斯站下车了，乘客也已经由黑人换成了波多黎各人，这一带是波多黎各人的居住区，刚才十分安静的车厢里，响起了带着浓重卷舌音的西班牙语。
“这个家伙似乎值得调查一下。”
在电车驶近肯要下车的那一站时，他下定了一个决心。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自己对一个本应该忘记的黑人死在异国他乡一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呢？这当然不是什么被日本警察的热情所打动。如果一定要说出原因的话，那也许是因为他被约翰尼·霍华德去日本这件事勾起了兴趣。
当肯提出想就约翰尼·霍华德一案再作一下调查的时候，警长肯尼斯·奥布赖恩露出了一副吃惊的表情。
“此事已经了结了，何必再去刨根问底呢……”
肯尼斯的话刚说了一半，就被肯打断了。肯表情严肃认真的神色中有一种威慑力量，封住了对方刚刚开始提问的嘴巴。
这个家伙一旦摆出了这副嘴脸，就说明他对此事已经来劲儿了。就是阻止他，他也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肯尼斯根据自己积累的经验，料想到肯定会是这么一种情况。肯经常满不在乎地顶撞上司；他在执行搜查任务时的过火行为也经常受到各方面的指责。如果不是肯尼斯袒护他的话，他早就被开除出警察局，或者被从搜查工作的第一线撤下来了。
肯是个很难驾驭的部下，但是他在实际搜查工作中锻炼出来的搜查直觉和土生土长的对当地地理情况的了解，使他成为警察分局里一员强有力的干将。虽然他总是处在不那么显眼的地方，但就是像他这样的刑警正在支撑着纽约市的警察系统。在如今的警界，具有公司职员性格的警察正越来越多，像肯这样的人能够存在下来，是非常难得的。
但是，对于那些没有什么实际搜查经验，仅仅是靠理论武装起来的官僚们来说，在肯的身上，引人注目的只有他那不合群的个性。在他们的眼睛看来，只有那些成为组织的“忠实齿轮”而按部就班地跟着转动的人，才是优秀的人才。
“不要做得太扎眼了，以免被上面的人盯上！”
肯尼斯提醒肯也正是出于那方面的考虑。
得到了肯尼斯·奥布赖恩的允许，肯马上开始了行动。
肯打算拜访一个人，那可是一个大人物。那人有个夸张的名字，叫做“莱昂内尔·亚当斯”，他还有个威风凛凛的头衔，叫做“花旗银行信贷审查总结统管部部长”。
对莱昂内尔·亚当斯这个人，肯知道得并不多，几乎可以说完全不了解。他轻轻松松地提出了会面的要求，以为马上就可以见面。可是没想到，亚当斯的秘书却将会面日期安排在了一个月以后，要是这样的话，工作就别想干了。所以肯强硬地提出，非得马上见面不可，并说这对警方的破案是非常必要的。结果双方达成了协议：约定于3天后也就是今天下午1点钟，在亚当斯回家吃午饭时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