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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即凯蒂葬礼之后还不到一个月，他们举家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对玛拉来说，搬家之前那两周尤其不堪回首，与地狱相比恐怕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天只要醒着，她要么在生爸爸的气，要么在一个人生闷气。她不吃不喝，也不睡觉。唯一能让她提起精神的事情就是和她的朋友们聊天。当这四个好朋友聚在一起，欢乐的重逢总会逐渐演变成没完没了的告别，仿佛一个个都心碎得不成样子，每一句话都被冠以“还记得……”这样的开头。
玛拉的愤怒简直难以抑制。她的胸口犹如藏着一团火，不断膨胀，压迫着她的肋骨，使她的血液都开始沸腾，似乎随时随地都可能喷薄而出。就连她的悲痛也被怒火烧得片甲不留。她故意跺着脚走路，用力关门，每一件需要打包的纪念品都能让她泪如泉涌。她不能忍受把这栋房子——他们的家——封锁起来，然后跑到别的地方去。唯一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爸爸并不打算卖掉这房子。他说了，有朝一日他们还会搬回来的。屋里的大件东西，像家具、工艺品、地毯之类，就都留了下来。他们新租的是一套带家具的房子，仿佛不同的家具会让他们忘掉失去妈妈的悲痛一样。
动身的日子最终还是来了。玛拉依依不舍地搂着她的朋友们，呜呜咽咽地哭个不停。她还当面对爸爸说她恨他。
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她恨不恨也无关紧要。这就是最让人无奈的现实。过去妈妈就是玛拉可以依靠的一棵大树，很多时候，她会弯腰迁就玛拉。但爸爸是冰冷的铜墙铁壁，任什么东西都无法让他变形。她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她亲身领教过，结果自然是撞得鼻青脸肿。
他们驱车整整两天才到达洛杉矶，途中玛拉一言不发。她戴上耳机，用音乐隔绝世界；手里拿着手机，一条接一条地给朋友们发短信。
他们离开青山绿水的华盛顿州，一路向南。来到加州中部时，周围已然呈现出一片棕色。秋意盎然，艳阳高照，视野之内是低矮光秃的棕色的群山。连续数英里看不到一棵像样的树。洛杉矶更为夸张，平坦广阔，一望无垠。高速公路一条挨着一条，每个车道上都堵得水泄不通。当他们终于来到爸爸在比弗利山庄租的房子前时，玛拉的头已经疼得快要裂开了。
“哇。”路卡张大了嘴巴赞叹道。
“你觉得怎么样，玛拉？”爸爸在座位里侧身看着她。
“哼。”她冷笑一声，“你什么时候开始在乎我的感受了？”说完她推开车门下了车。和两个弟弟不同，她没有兴奋地东张西望，而是低着头一直走到前门口，这其间她给阿什莉发了一条短信：所谓的家，到了。
很明显，这栋房子不久前才重新改造装修过，就像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戴上了拳击手套，看着既现代，又有点正儿八经。前院干净整洁，所有东西都收拾得井井有条。该栽花的地方栽着花，该种草的地方种着草。而洛杉矶阳光充足，院子里又有洒水器按时洒水，因此这里的花开得格外大，格外漂亮。
这不是家。反正对雷恩家的人来说，这算不上家。屋里陈设井然有序，巨大的落地玻璃窗，不锈钢厨房，灰色石地板，却给人一种处处寒光的感觉。家具十分现代，边角分明，镀铬的气味儿还没有散尽。
玛拉看着爸爸。“妈妈肯定不会喜欢这里。”她看出这句话对爸爸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便心满意足地上楼选自己的房间了。
在比弗利山庄中学的第一天，玛拉就发现自己和这里格格不入，而且这种状况恐怕永远都无法改变。她的同学仿佛来自另外一个星球。学生停车场上停满了奔驰、宝马、保时捷。拼车专用车道上，一堆豪华轿车和路虎揽胜中间还停了几辆礼宾车。当然，不是每个学生都有专职司机负责接送，但关键是这样的学生的确大有人在。玛拉有些不敢相信。女生们个个像名媛一样美艳动人，头发染成各种瑰丽的颜色，手里拿的包顶得上几辆汽车的价钱。他们衣着时尚，往往自发形成一个个小群体，不给任何外人插足的余地。玛拉在学校的这一天，甚至没人同她打过一次招呼。
上课对她倒没什么压力，该去哪个教室便去哪个教室。没有一个老师点过她的名或问过她问题。中午吃饭时她仍是独自一人，周围乱糟糟的，但她充耳不闻。她就像只孤魂野鬼，没人在乎她，她也不在乎任何人、任何事。
上第五节课时，其他同学都在考试，只有她远远地坐在后排，低垂着头。孤独的感觉势不可当。她怀念朋友，怀念妈妈。她压抑得太久了，只想找人说说话。而在这里她无依无靠，她忽然发现自己害怕得瑟瑟发抖起来。
“玛拉？”
她往上翻了翻眼睛，透过垂在额前的头发循声望去。
他们的老师阿普比女士不知何时站在了她的桌子旁。“如果你担心自己跟不上课程想找人帮忙，尽管找我，我随时都有空。”她往桌子上放了一份教学大纲，“我们能理解，毕竟你妈妈……”
“刚刚去世。”玛拉很平静地接过老师的话。反正大人们只要跟她说话，总免不了会用上这个词。她痛恨人们有意为之的停顿和表示同情的唉声叹气。
阿普比女士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转身走开了。
玛拉勉强笑了笑。她故意说出的那几个字其实算不得什么防守，但论效果却屡试不爽。
下课铃响了。
教室里立刻沸腾起来，其他同学几乎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提起书包，开始有说有笑地往外走。玛拉不看任何人，当然，也没有谁看她。她那身衣服简直土得掉渣。踏上校车的那一刻她就发觉了，从梅西百货里买来的牛仔裤和衬衣，在这个学校是根本穿不出去的。
她把东西装回背包，并确保每本书都按照正确的顺序和方向排列整齐。这是她新近才有的强迫症，而且怎么都改不掉。因为她非常强烈地希望自己的东西有条有理。
她孤身一人来到走廊。外面还滞留着一些学生，吵吵闹闹，不可开交。头顶上挂着一条巨大的黄色横幅，固定的一端绳子被人拉得有些松脱，有气无力地半垂着。横幅上写着：诺曼人加油。只是“诺曼人”三字被人划了去，改成了“特洛伊”，字下面还画了一根男性生殖器。
像这样的见闻她回到家里一定会和妈妈分享。大笑之余，妈妈会给她上一堂关于性以及女孩子如何洁身自爱的教育课。
“你应该知道自己正站在走廊中央对着一根鸡巴流泪吧？”
玛拉扭过头，看到一个女生站在她身旁。这女生化的妆去拍艺术照也绰绰有余，而她丰满的胸部，就像衣服里藏了两个足球。
“要你管。”玛拉没好气地说，随后爱理不理地从女生身边挤了过去。
她觉得自己应该说几句令人眼前一亮的俏皮评语，而且要大声地说，让所有人都听到。因为只有那样她才能更快地出名，可现在她不在乎了。她不想交新朋友。
她逃了最后一节课，提前溜出学校。也许逃课能引起爸爸的注意。她一路走回家去，可是回家又有什么用呢？待在连走路都有回声的空荡荡的房子里，照样是百无聊赖。两个弟弟都和伊莲娜在一起，那是他们新请的兼职保姆，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他们的爸爸还没有下班。走进宽敞却没有半点人情味儿的房子，玛拉姑且还能忍受，可一旦回到她自己的房间，便立刻看哪儿都不顺眼了。
这哪里是她的房间？
她的房间里有白色的带条纹的壁纸，有木地板；她平时照明用的是光线柔和的台灯，而不是现在这种亮得刺眼的吊灯。她走向奢华的黑色梳妆台，想象着原本应该放在这里的那一个——她自己的梳妆台，上面的装饰是妈妈多年前亲手绘上去的（多点颜色，妈妈，多点星星）。当然，把那张梳妆台摆在如此简朴的房间里一定极不相称，就像玛拉在比弗利山庄中学一样。
她伸手去拿小巧玲珑的史莱克[1]首饰盒，那是12岁时塔莉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她特意小心包好带了过来。
和印象中相比，眼前的首饰盒似乎小了些，颜色也更绿。她扭动钥匙转了几圈，打开了铰链盖。一个塑料的菲奥娜忽地站起来，随着音乐慢慢旋转：嘿，你是华丽的大明星。
首饰盒内装着各种各样她心爱的东西：卡拉洛赫海滩的玛瑙、老家后院里找到的箭头、一只破旧的塑料恐龙、一个佛罗多[2]活动人偶、13岁生日时塔莉送给她的石榴石耳环，还有放在盒子最底下的，她在西雅图中心买的一把粉色的太空针塔[3]形小折刀。
她打开折刀，盯着短小的刀刃，又一次陷入回忆。
强尼，她还太小呢。
已经够大了，凯蒂。我相信咱们的女儿不会笨到割伤自己。你说是不是，玛拉？
当心点，小丫头，别伤到自己。
她用亮闪闪的刀刃抵住自己左手的手掌。
仿佛一股电流通过全身。她突然有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感觉。她只轻轻划了一下，手便破了。
血从伤口涌了出来，那颜色令她着迷。没想到它如此鲜艳，如此美丽。她好像从未见过如此完美的色彩，就像白雪公主的烈焰红唇。
她的视线像被定住了一样。当然，伤口很疼，但感觉却要复杂得多，痛苦之中带着一丝亲切和快慰。不过，至少这种感觉清晰强烈，比那种痛失我爱、无所适从而又仿佛被全世界抛弃的朦胧感觉要强得多。
她很欢迎这种痛，因为它坦白可靠，一目了然。她看着血从手掌一侧流下，吧嗒吧嗒滴在她的黑鞋子上，仿佛忽然消失了，但又若隐若现。
几个月以来，她头一次有种轻松舒服的感觉。
随后的几个星期，玛拉体重暴降，她所有的悲痛都化作上臂内侧和大腿根部一道道红色的刀痕。每当她濒临崩溃、空虚迷茫或对上帝感到恼火时，就用刀划自己。她很清楚这样做不对，而且相当变态，可她像着了魔一般，根本控制不住。只要打开那把如今刀刃上残留着红黑色血迹的小折刀，她就有种难以遏制的冲动，原本矛盾的心情会瞬间变得理直气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