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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荡荡的酒吧，也许根本没开门，有一张桌子，左右不过是张小圆桌，但要高一点，站着或是喝点东西的时候可以斜靠的那种——这里没有椅子。如果地板会说话，它们也许能讲上一两个故事，尽管这些故事其实大同小异，总是一样老套的悲剧收场（几杯酒下肚，就以为我能任人摆布），不光是发生在这里，在全世界的酒吧里都一样。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在宇宙真理的王国中。酒保从后面走进来——他穿着白色的侍者短上衣——点了根烟，打开灯，那是两根日光灯管，其中一根还有点毛病，闪个不停。他盯着那根闪烁的灯管。看得出来，他在想“这灯得修修了”，这跟“今天我得修修它”可不一样，不过已经无限接近于“它永远都不会修好”。每天的生活就是充斥着这一类重复的小惊奇，小希望（也许它突然就自己好了），还有小小的放弃（它没变好，永远也不会）。一个高个男人——有客人了！——走进酒吧，把背包搁在桌下，就是那张喝酒的时候可以斜靠的小圆桌。他很高大，但并不年轻了，有点谢顶。很明显，他不是恐怖分子，所以他的背包里也不会藏着炸弹，但这个普通的举动——在酒吧里把背包放在桌下——现在却很难不被注意到，尤其是看过《阿尔及尔之战》（Battle of Algiers）(1)之后不久第一次看《潜行者》（Stalker）(2)（1981年2月8日，星期日）。他向酒保点了什么。酒保的制服是白色的，实际上突出了它的邋遢。也许它也被当成毛巾用，也许是桌布，或者手帕什么的。整个地方看起来都应该很脏，但是太昏暗了，也看不清到底如何，黄色俄文字母的字幕——科幻斯拉夫字体——都无法确切说明情况。

这一类酒保如果之前接触过银行工作，那可真是可怕的错误，酒保是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跟他无关的事越多越好，哪怕事情迟滞拖沓以致失败。他所关心的只是，他待在这里，穿着邋遢的侍者制服，例行公事，如果没人来，没人想点东西，没什么事要干（坏掉的灯管可以等等再说，其他大多数事情也一样）都对他没什么区别。他还是抽着烟，好不容易端着咖啡壶走过来（他是那种能对任何一件小小的活计倾注仇恨的酒保，好像他是拿着最低工资报酬的赫拉克勒斯(3)），给陌生人倒了杯咖啡，又走了，留下那人和他的咖啡，留下他喝着，等着。毫无疑问：这个陌生来客绝对是在等什么人，或是什么事。

字幕：某种陨石或是外星人在某地造就了一个神秘的事物——“区”。军队被派进去探察，但消失无踪。这里被电网环绕，警察警戒……

这段字幕是在工作室——摩斯电影(4)——的要求下加上的，他们想强调“区”的神奇属性（接下来的故事将会发生在那里）。他们也希望这样能保证让故事发生的这个“资产阶级”国家能与苏联区分开。因此在“区”发生的一切神秘事件——根据字幕显示——都是“在我们小小的国家”，这样可以让观众混淆，因为我们都知道，苏联的国土面积相当大，俄罗斯也（仍然）很大。“俄罗斯……”我能听到劳伦斯·奥利弗(5)（Laurence Olivier）在纪录片《二战全史》（The World at War）巴巴罗萨(6)一集中说，“无边无际的祖国俄罗斯。”面对1941年德国的进攻，俄罗斯依靠传统的战略，这个曾经让拿破仑落马的战略同样对希特勒奏效：“以空间换时间”。塔可夫斯基对此耿耿于怀。

水滴的声音。我们的视线穿过门，看向室内。在电影剧本里，“Int”这个缩写代表内景，而“Ext”代表外景。这是一个“大内景”，或者“内景的内景”。摄影机慢慢向室内深处移动。好像塔可夫斯基接上安东尼奥尼(7)在《过客》（The Passenger）结尾处那个著名的由内及外淡出的镜头作为开头并进一步发展成：由内及内。一样的缓慢，但却没有色彩。正如名字所示，安东尼奥尼早期的《红色沙漠》（Red Desert）(8)（1964年）如果没有了色彩，将难以想象。那些色彩——比如莫妮卡·维蒂（Monica Vitti）(9)的绿色外套——令电影出彩，但对于时年三十四岁的塔可夫斯基而言，他在1966年完成第二部影片《安德烈·卢布廖夫》（Andrei Rublev）(10)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红色沙漠》是“（安东尼奥尼）继《呐喊》（The Cry）之后最烂的作品”。因为那些色彩，因为安东尼奥尼过度迷恋于“维蒂在薄雾中的红发”，因为“色彩扼杀了对真实的感受”。哦，这番话很值得咀嚼玩味。没有了色彩，你还有什么？有《奇遇》（L'Avventura）(11)，我猜（还有莫妮卡·维蒂），而你无比厌倦，只渴望能有点颜色，好消磨时间，或者让你不去考虑时间的缓滞。既然我们在谈论真实以及对真实的感受，我深感荣幸地承认，《奇遇》是我最接近纯粹观影痛苦的一部影片。我是在某年夏天，在巴黎第五区的一家小影院里看的，那里的银幕比一台大电视大不了多少。（那是一部黑白电影，对白是意大利语，法语字幕，在巴黎，八月，我二十大几的年纪：一个关于寂寞的个案。）我能坚持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告诉自己，我多一秒也受不了了。分钟成了当时最小的计时单位。每一秒都持续了一分钟，每一分钟都持续了一小时，每一小时像过了一年。当我终于没入巴黎的曙光时，我的三十岁开始了*。

*在塔可夫斯基记录他在意大利生活的纪录片《雕刻时光》（Tempo di Viaggio）中，有一个很棒的片段，他与编剧托尼诺·格拉（Tonino Guerra）(12)研究《乡愁》（Nostalghia）(13)的素材。两个人坐在那儿，聊着。电话响了，格拉接起来：“哦，米开朗琪罗……”是安东尼奥尼打电话过来聊天！那是20世纪，就像当年龚古尔兄弟的《日记》（Journals）写的那样，“门铃响了。是福楼拜”。

把《潜行者》的黑白形容为黑白就像在描述彩虹时给它染色。从技术上说，这种浓缩的深棕色是因为拍摄时用了彩色胶片而冲洗成黑白片。这也是一种黑白的效果，光谱被压缩了，成为能量的来源，就像石油一样，甚至颜色也跟石油一样黑暗，但有一种金色的光泽。除了水滴声，还有一种吱吱嘎嘎的声音和别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噪声，难以言述。现在我们在房间里，看着一张床。

一张桌子，是一张边桌，很明显比酒吧里的那张要矮得多。火车经过或是什么的震动让桌上的东西咔嗒作响。这震动足以让一杯水滑过半张桌面。记住这一点。在《潜行者》中，没有什么是偶然的，同时，里面又充斥着偶然。桌子旁边，一个女人正在床上睡觉。她身边是一个戴头巾的小女孩，女孩旁边是一个男人，可能是她的父亲。火车的震动声越来越大。整个画面都在摇晃。有人居然能在这样剧烈的震动中保持熟睡，尤其是那火车还大声广播着《马赛曲》。镜头慢慢摇向床上的人们，接着又慢慢摇回来。安东尼奥尼喜欢使用长镜头，而塔可夫斯基则将此进一步发展。“如果是普通的长镜头，人们会觉得无趣，但如果长度继续增加，就会引起你的兴趣，如果再长，就达到了新的层次，会引起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这是塔可夫斯基的审美。起初，我们对时间的期待和塔可夫斯基的时间会有落差，而这种落差在21世纪变得越来越大，我们距离塔可夫斯基的时间越来越远，没有什么能持续——没有人能集中精神关注什么事——超过两秒钟。很快，人们就没法欣赏西奥·安哲罗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14)的《尤利西斯的凝视》（Ulysses‘Gaze）那样的电影，或者阅读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因为他们都没有耐心从一个冗长的画面或句子过渡到另一个冗长。我或许能读得下亨利·詹姆斯晚期作品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由于我没有读过晚期的亨利·詹姆斯，所以我也不好说这对我的感知力有什么坏处。但我知道，如果我没有在二十来岁的年纪看过《潜行者》，我对世界的感知将会从根本上减弱。至于《尤利西斯的凝视》，尽管主演选择了难以置信的哈维·凯特尔（Harvey Keitel）(15)，它仍然是欧洲艺术电影棺材上的另一枚钉子(16)（愤世嫉俗者会说，棺材几乎完全是由钉子构成的），向非艺术的一切打开了闸门，因为任何东西在那样的电影里看起来都更好，何况，无论什么东西，都能浓缩成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17)拍摄的照片——驳船载着一尊列宁像驶过多瑙河，就像法老漂在尼罗河上。

火车的震动声渐弱，空余滴水声，我们也再次回到几分钟前的位置，看着那张床。男人醒了，爬起来。奇怪的是，他睡觉时没有穿裤子，但却穿了毛衣。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以为美国男人睡觉时总是穿着内衣。没想到这只是电影行业的约定俗成，这样男人们在银幕上一早起床时不至于裸体。睡觉时不穿裤子却穿毛衣让人无法联想到任何习俗。这很奇怪，而且也很不卫生。另一件奇怪的事是，尽管他努力不吵醒妻子，却仍然先穿上裤子和厚靴子，然后脚步沉重地走进厨房，我猜他是觉得，如果她能在火车经过时伴着《马赛曲》依然熟睡——更不用说周围的各种杂音——这点脚步声又有什么要紧。也有可能她只是在装睡。我们看到她的后脑勺。这个男人——尽管我们还不知道他是谁，为了简单一点，我在这里要小小地剧透一下，他不是别人，正是本片得名的潜行者——从门口看向卧室，就像几分钟前镜头的角度一样，那时他还睡在床上，而现在的区别只是他不在床上了。无论从任何标准来看，对一部电影而言，这都是一个节奏缓慢的开篇。苏联电影业最高政府机构——电影艺术委员会(18)的官员们，为此也抱怨过，希望电影能“多一点活力，尤其是在开头”。塔可夫斯基回敬：开头当然要慢一点，无聊一点，这样走错放映厅的人才有时间在剧情展开之前离开。被这番回应的蛮横惊吓到的一位官员解释说，他只是从观众的角度看问题……塔可夫斯基才不会在乎观众。他只在意两个人的看法，布列松和伯格曼。捣捣你的烟斗，抽两口！*

*塔可夫斯基不断重申他对这两位大师的敬佩与热爱，尤其是布列松，1983年，他曾与其在戛纳分享过电影创作特别奖［两人的作品分别是《乡愁》和《金钱》（L'Argent）］，颁奖者是奥逊·威尔斯（OrsonWelles）(19)。布列松拒绝发表任何获奖感言，塔可夫斯基耸耸肩，说了一句“非常感谢”；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好感。也许他们俩对于要分享这一荣誉都有点不悦。

男人向右侧走开了，但摄像机仍留在原地，注视着他曾经看过去的方向——他的妻子正迷迷糊糊地起床。

他走进厨房。打开水龙头，烧上水，刷牙。一盏灯泡亮了。很好：你知道，这地方又亮了一点。塔可夫斯基一向反对对他的电影中的画面进行象征意义的解读，但对于这个灯泡的含意的猜想：这个男人刚刚有了个好点子？如果是这样，那恐怕不是什么特别好的点子：灯泡突然闪了一下，然后灭了，就像是把自己吹熄了一样。也许我们对于这是哪个国家还不甚明朗，但不管这是哪儿，看来要得到可靠的照明都是个问题。

在这个当口，还有别的特殊问题，就是这个妻子。她要么一直醒着，要么是被火车、《马赛曲》，以及她丈夫的脚步声吵醒的。她先把灯光调到刺眼，整个房间都被照亮了，一秒钟后，又回到再次接近黑暗的状态。显然，他们家需要换根电线。

你知道“最后的话”(20)吗？我们天然地对人们最后的话感到好奇，但是收集齐第一句话——在电影里说的，不是声响，而是实实在在的话语——把这些话输入电脑，用某些处理方法或分析方法来划分结果，一定很有趣。在这部电影里，第一句话是妻子说的，“你为什么要拿我的表？”是的，电影几乎刚一开头，她刚刚醒来，从丈夫的角度来看，她就已经开始唠叨了。念叨他，说他是贼。难怪他想出去。当然，我们也从中得到了宏大的主题：时间。塔可夫斯基正在对观众说：忘掉以往有关时间的观念吧。不要再看你的表，如果你把自己交到塔可夫斯基的时间中，那么，《谍影重重》（The Bourne Ultimatum）的混乱比《奇遇》更乏味。“我认为，人们通常去电影院的目的是时间，”塔可夫斯基曾说过，“为了浪费的时光，丢失的时光，或者将获得的时光。”这种观点如果加上几个词，那么最迟钝的影迷也会完全同意。加上的词就是“好”，“人们去电影院的目的是为了度过好时光，而不是仅仅坐在那儿等什么事发生”。［一些人不在此范围内。他们根本不去电影院。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的小说《钟人》（Clockers）里有一个人物，“钟人”，对他来说，一部电影，任何电影，都不过是“在那儿坐上九十分钟”——这可以看作是塔可夫斯基言论的负面背书。］

她扩展了时间的概念——她已经消磨了最好的年华，变老了——正当男人刷牙的时候。她这样做让你又想起安东尼奥尼，因为很明显，她不是莫妮卡·维蒂。坦白地讲，这种唠叨和逝去容颜的组合似乎是让人离开的强迫性的刺激。她把负罪感加诸他，但常用的套话——你只考虑你自己——却反转了，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反转：连你都不考虑你自己……*

*塔可夫斯基的妻子拉丽莎想要出演这个部分，而她的导演丈夫也希望把这个角色给她。但他最终被其他剧组成员说服，放弃了这个念头，转而支持爱丽莎·弗兰迪克（Alisa Freindlikh）。反对声最大的格里高利·雷贝格（Georgi Rerberg）是塔可夫斯基之前的电影《镜子》（Mirror）以及《潜行者》最初的摄影导演。得罪了拉丽莎可能成为雷贝格后来离开《潜行者》剧组的诱因。

她请求他留下，但是，当她这么做的时候，你能看出来她明知这是徒劳，他要走了——虽然没有说他去哪儿。她说他会在监狱中了此残生。他说哪里都是监狱。绝妙的回答。但却是个不好的迹象，婚姻的智慧。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从缺乏沟通到了斗嘴争吵、敌视对方的转捩点。这种模式并不令人愉快，但你很容易陷入，又难以脱身：就像一座监狱。有人猜测男人的回答是一种隐喻，但是这部电影常常让我们好奇它所设置的时间与地理背景，以及它与银幕之外的世界的关系。《潜行者》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拍摄的，而不是30年代或者50年代——那时的苏联就是一个巨大的劳改营，在劳改营的俚语里［正如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21)在《古拉格》（Gulag）中所说］，“铁丝网以外的世界不叫‘自由’，而是‘波沙雅区’，即‘大监狱区’，比劳改营的‘小区’更大，极端性更弱，但是人更少——当然也更缺乏人性”。但是到了《潜行者》的年代，用托尼·朱特（Tony Judt）(22)的话说，共产主义已经成了“忍受的一种生活方式”（听起来类似于“失衡的生活”(23)，这个词来自印第安语——“需要改变的生活方式”或者“失去平衡的生活”）。《潜行者》不是一部关于古拉格的电影，但是虽没有明确提及，却不断让人联想到古拉格：或是潜行者的劳改营犯人式的发型，或是重叠的词语。我们会发现，在“区”里最冒险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绞肉机”，这是犯人们对“苏联镇压系统”的另一个称呼。*

*不要忘记，古拉格也自有其诱惑力与传说。在巴黎时，我曾经出席过一些聚会，其中的客人就包括曾经“在劳改营待过”的。人们觉得他们了解生存代价的真理——在某个特定时期生在某个特定的地方——在20世纪。他们的遭遇都难以理解同时又稀松平常。两个人都强迫性地开着玩笑，毫无参与严肃政治话题的愿望，这类话题往往在餐桌上引发紧张的气氛，而我也不能加入其中——甚至附和都不行——因为我的法语水平实在糟糕，但我记得，有个女人说她和她先生要在床头贴张列宁的海报，这种做法如此滑稽，又带有荒谬的法式风格，也许来自戈达尔(24)的某部电影——在他跟滚石乐队合作《一加一》（Sympathy for the Devil）(25)之后——这段经历让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26)如此评价这位伟大的电影导演，“他真是个蠢蛋”。

潜行者离开后，他的妻子表现出性方面的冲动（乳头突然突起），塔可夫斯基似乎热衷于此，在被抛弃的高潮中在硬地板上扭动打滚。*

另一方面，他，就像以前的许多男人一样，正走在去酒吧的路上，沿着荒凉泥泞的火车铁轨，穿过后工业的迷雾。**

*在《飞向太空》（Solaris）(27)里，哈莉第二次复活，或者说重生，穿着透明短睡衣，喝着液体氧气。

**《观察家报》（Observer）在影评家菲利普·法兰奇（Philip French）的一篇评论旁边刊登了一张剧照，促使我和朋友罗素第一时间去看了这部电影。当我是个小男孩时，在切尔滕纳姆长大，剧院外面陈列着各式剧照作为招徕观众的道具，当你在骚动中时，看到这些剧照总是令人激动。［现在剧院已经荒废了，尽管我仍然叫它剧院，就像我爸妈用的词，还有早年间的那些标志或是名字——叫高蒙或者皇家——说明这些地方是某种神秘的史前遗迹，当我在其中一个剧院观看埃利希·冯·丹尼肯（Erich Von Dãniken）(28)改编自《众神之车》（Chariots of the Gods）的电影时，更加深了这种印象。］事实证明，你还沉浸在外面的广告带来的体验中，即便根本无法锁定剧照具体拍摄的那个瞬间（那时我们没有意识到，剧照并不是电影动态画面中的一帧，而是一个独立的完全不同的整体），或者至少在“看到”与认出剧照的瞬间延迟，它已经改变成另一幅画面。看来，剧照根本不是什么剧照，而更像是一种更具体但转瞬即逝的即视感(29)。

当男人走在路上时，画外音响起，说着万物“不可救药的无聊”——这让人好奇一部电影能够多快变得无聊。哪部电影保持着这方面的纪录？而如果一部电影能够身手矫捷地用沉闷的小毛毯裹住观众，为什么不能把它看作快节奏的呢？（也许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生事物之一就是快速的无聊——比如速溶咖啡——而不是逐步显现、慢慢令人窒息的感觉。）画外音也引发了困惑：这是谁的话？据推测，这些话就是银幕上这个男人——潜行者——的内心独白，在浓雾中，他双手插兜，低着头沿着铁轨踽踽独行。

突然，他看到了那个说话的人，画外音的来源，是另一个男人，旁边还有一个穿着可爱的短小毛皮披肩的女人。啊！那人仍在继续说着一切都是多么难以忍受的无聊。女人问他关于百慕大三角的事。他说了更多的无聊，并推测也许连“区”也一样无聊，大概只有中年时才会觉得住在那里稍许有趣。他是什么意思？他是说，实际上他正在《安德烈·卢布廖夫》的片场而不是《潜行者》？因为他是塔可夫斯基最喜爱的演员，安纳托利·索洛尼岑（Anatoli Solonitsyn）——十三年前，他在《安德烈·卢布廖夫》里扮演的卢布廖夫！至于她，仿佛是来自安东尼奥尼电影的逃亡者。不仅仅是因为她穿着毛皮和长裙，他们站在一辆宽篷车旁，她吸啜着一只干净的长脚杯，像是刚刚结束了一场《红色沙漠》里远航的狂欢。他们是在一个码头上（《红色沙漠》也一样）。背景里有一艘船，还有绳索、吊杆。

从进入这个场景的那一刻起，很明显，潜行者就没有在意那一对儿，即使那个男人正说那个女人——他可能想不起来她的名字——也答应去“区”里转一转，不过，坦白地讲，她打扮得可不像是要去远行。她很激动能见到一位真正的潜行者——显然，这种地下小团体有一种特殊的光环——但他对此也只有一个词：走。“区”，是个男人的世界。她坐进车里，撂下一句（索洛尼岑）真是个蠢蛋（也许她是告诉他，潜行者是个蠢蛋），开走了——他的帽子还搁在车顶上。这是整部电影里第一个幽默片段。*

*在访谈中，塔可夫斯基经常给人留下自负的印象，但在他的电影里偶尔也会有喜剧的桥段。其中一部——《乡愁》——还有一个很不错的笑话。一个男人碰到有人似乎是在泥泞的池塘里溺水，便把他拉出来，救了他。那个被救的男子却说：“你在干什么？我住在这里。”我猜这就是“乡愁”的意思。这是塔可夫斯基回顾他在苏联那泥泞小池塘里的时光的笑话吗？在脱离了那里以后，摆脱了令人窒息的电影审查限制重获自由之后，他现在满心怜爱地看着它。而我最喜欢的幽默时刻，是在《雕刻时光》中，塔可夫斯基和托尼诺·格拉去找外景地。他们开车到了莱切，这位伟大的导演下了车，穿着黄色的T恤，还有你能想象到的最短、最贴身的白色小短裤。看起来像是刚从卡斯特罗街游行(30)回来！

潜行者不满那个男子带个女人来，对他喝酒的行为也很不悦。是啊，我在喝酒，男人承认，但我没喝醉。这里有一半的人在喝酒，另一半是已经喝醉了的，他说。这是否是苏联饮酒习俗的真实反映？是否是塔可夫斯基在怀念故乡泥泞的小池塘？*他偶尔在日记中谈起喝醉了，或者“（打算）去喝酒”的事儿，但潜行者对于饮酒持悲观的观点。实际上，在电影里，除了“区”之外，他对一切都持悲观的看法。那个男人又喝了一大口；他的另一只手里抓着一个塑料袋，像是个少年藏起他的胶(31)。

*一般认为，雷贝格(32)沉湎酒色是促使他退出剧组的原因；雷贝格对此并不否认，但他也表示，在喝酒的问题上，他只是与导演保持一致。在拍摄现场酗酒是个很普遍的问题，尤其是遇到出状况的时候（有些事不断出状况），除了等待，无事可做。6月的一场雪暴令拍摄工作完全停顿。塔可夫斯基宣布，将在早上七点重新开机。录音师弗拉基米尔·沙伦（Vladimir Sharun）去索洛尼岑的房间下通知，发现这位演员和他的化妆师都不省人事。化妆师立刻要来三公斤的土豆，切片敷在索洛尼岑的脸上，缓解“两周的狂欢”造成的浮肿。（不是两天，是两周。）等沙伦再次到索洛尼岑的房间时，化妆师正躺着，而那位明星的脸上贴满了农夫版的契尔氏(33)。

潜行者沿着台阶走进酒吧，就是之前我们见过的那间酒吧。相对而言，顾客多了起来。看来人人都需要休闲时光。窗户像酒保的上衣一样，都需要好好清洁一番，透过其中只能看到暗淡的户外光景。那个男人跟在潜行者身后，在台阶上滑了一跤，又一个滑稽片段。笑料越来越多，简直就是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34)再世，那遗失的、社会现实主义经典《欢乐时光》（Happy Hour）中的巴斯特·基顿。

高个男人，上一幕我们见到的那个，还在那里喝着咖啡，而酒保也还在抽烟。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回到剧情开始的地方。我们不需要什么标记来说明这是最后的机会。来一杯香浓卡布奇诺的机会，或者纯正的伏特加？潜行者告诉那个高个子，去吧，喝一杯——但是当另一个男人拿出他的酒瓶（他一直带着酒瓶走进酒吧，就像运煤到纽卡斯尔(35)）时，潜行者却让他拿开。好吧，那人说，我们可以喝啤酒，这是一种古老的关于酒精的诡辩术。酒保给他倒了杯啤酒。潜行者看看表，这只手表是他从老婆那里偷来的，他的行为显得焦虑而不耐烦。酒保倒酒的时候，男人一直端着杯子。酒保刚斟完，他就一饮而尽——不赖！——酒保又给他斟满两杯，他还等着再来一杯。“区”的中心是“房间”，在那里——稍后我们就会知道——你最深层的愿望将能够实现，而这一幕给人的印象是，这个房间就是他的“房间”，他最深层的愿望不过就是在这儿被一杯接一杯的啤酒好好款待。*他端着再次斟满的酒和另两个杯子，走到潜行者和高个儿旁边。他想做个自我介绍，但潜行者［扮演者是亚历山大·凯伊达诺夫斯基（Aleksandr Kaidanovsky）］告诉他，他的名字是作家，而那个高个子的名字是教授［扮演者是尼古莱·格陵柯（Nikolai Grinko）］。啊，这里有大盗们的线索：粉先生、白先生以及种种——《落水狗》（Reservoir Dogs）(36)式的秘密代号。潜行者难道为了最后的任务被诱惑回到了“区”吗？

*很多男人在面对欲望时都有这种情绪。当我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每年暑假过后的那段时间，我爸下班回家，都满是对他那些工友的厌恶，那些人去了西班牙或者其他不像英格兰这样有严格禁令的地方度假，整天泡在酒吧或者游泳池旁，喝酒。我们假期很少出门，因为我爸最深层的愿望就是省钱，而要实现这一点，避免那些卖得贵得离谱的圣代和小雪糕的诱惑，最好的地方就是不要离开家，这里是金钱流入的地方，虽然很慢，但花得更慢。［我意识到，这不是我第一次以书面形式提及我爸对高价雪糕的恐惧。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相信，“人的工作不值一提，但是经过艰难跋涉在艺术的迂回曲折中重新发现两三个伟大又简单的画面令他的心胸第一次打开”。对塔可夫斯基而言，这确凿无疑，尤其是在《镜子》里。而对我来说，其中的图景之一就是雪糕和我爸不情愿的放弃。我不太公平，起码应该说清楚，在伯恩茅斯或者滨海韦斯顿，那些雪糕确实贵得离谱。我爸有个朋友在格洛斯特的和路雪工厂工作，能用便宜的价格搞到雪糕。我曾经问过他，那些雪糕是不是偷出来的。“那是福利”，老爸说着，脸上充满巨大的精神满足。］

每次在电影里看到有人喝酒，我立刻会产生自己也来一杯的欲望。某些国家——某些国家的电影——令某种酒看起来格外诱人。可以想见，法国电影造就了对红酒的渴望，但是带城堡酒标的白葡萄酒看起来也不错。威士忌在西部片里恰到好处。（“男人大摇大摆地走进酒吧，赶牲口让他口干舌燥。”）啤酒在哪里都适用，而且不仅仅在电影中。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即使是最糟糕的国家，你也能搞到一杯所谓还能入口的啤酒。说到啤酒，我们当然好奇，潜行者会不会也来一杯。也许他能说服自己？事实证明，只有作家什么都喝。教授坐对一杯咖啡，而潜行者只是满脸焦虑。作家是负责喝酒——也许他应该叫酒鬼——以及大多数台词的那个。当教授问他都写些什么时，他说人应该写作“绝对的虚无”。一位特别的福楼拜。1852年，福楼拜在信中表达了自己想要写“一本关于虚无的书，一本完全不依赖外部事物的书，仅仅依靠内部力量的支持；这本书几乎没有主题，或者如果可以的话，至少主题几乎是隐形的”。依据这个方向，福楼拜相信“艺术的未来”：“再没有任何正统，形式与它的创造者的意愿一样自由。”对比以内容为导向的好莱坞电影，这番话好像是对塔可夫斯基在《镜子》中所作所为的预言（他在拍《潜行者》之前拍了那部片子）：不是关于虚无的电影（甚至可以称作是一部关于一切的电影），但独特地符合导演的风格——“创造者的意愿”——而非故事叙述的机械需求或者“传统的负担”。福楼拜对此的总结与塔可夫斯基日记中的话一致：“从纯艺术的立场，你可以建立一条公理：没有主题这种东西——风格是看待事物的绝对方式。”

总之，他们正站在酒吧的桌旁，聊着天，喝着酒，尽管实际上只有作家负责大部分的聊天和喝酒——而且是以酒鬼的古老方式，不断重复絮叨。他又提到了百慕大三角，就像刚才在外面跟女人说起的一样。这个什么三角，那个什么三角。他问教授为什么要去“区”，但接着开始喋喋不休他要去那儿的原因，还有他想找什么。灵感，他现在江郎才尽。也许到了“区”，他能重获新生。伙计，我理解他的心情。我也会那么做的。我是说，如果我能写点别的东西，你以为我会花时间总结一部几乎没有情节的电影的情节——不是一个场景接着一个场景，但肯定是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我是以自己的方式走进“房间”——跟随着三个人来到“房间”——拯救我自己。*

*我曾经打算把这本小书分成142章——前后章节之间用双倍的段落间隔——对应电影的142组镜头。对于一部长电影而言，这个镜头数是很少的，一开始还不错，但我很快就找不到镜头之间衔接的地方。这种遗漏或者说是疏忽是看任何电影都可能遇到的——而这本书是关于观影、记忆、错漏以及遗忘的记录，而不是一份分析报告。

就在对话继续的时候，摄影机推移了，越来越近，但动作如此细微以至你根本来不及察觉，直到我们终于与三人一起来到桌旁。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里，当我们以为什么东西是静止的时候，往往并非如此；至少，场景的收缩或扩展都非常细微，简直像是电影自己在呼吸。

我们听到火车的声音，能听到那孤寂的汽笛鸣声。所以，这间凄凉的酒吧还是有几个邻居的——“几个”的意思是“一个”，显然附近有个火车站。汽笛声越来越响。你听到了吗？我们的火车？潜行者说着，看了看他的——他妻子的——手表。*他们打算离开酒吧了。没有人说“干杯！”不过差不多就是这样。摄影机继续跟着潜行者移动，他对鲁格尔，那个阴郁的酒保，说——他体形魁梧，外表平静，是那种能在20世纪20年代的默片中谋得一份演员工作的类型——如果他回不来了，就“拜访”他妻子。这是什么意思？传达慰问的信息？默默地坐在那儿抽烟？看看她能不能洗他的脏外套？说完，潜行者盯着摄影机。作家正要离开酒吧，我们看到他的后脑勺，然后他转过头，也直勾勾盯着摄影机，这暂时符合了反切镜头的惯例，潜行者和作家都盯着对方。但是看起来好像他们正盯着我们看。这直接违背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37)在“直视双眼”一文中提出的原则，但直视镜头——观众——在静态的照片中也是允许的，在电影里“演员直视摄影机是严格禁止的”。巴特自己的原则就是“将这个禁忌作为电影的特殊性……如果银幕上的视线落在我身上，那么整部影片都将失败”。在这个例子里，此举的作用是暗示我们也在他们相互的注视中。我们也要踏上这条旅途。我们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我们看不清确切的时间。如果能看到的话，这个场景就可以进入克里斯蒂安·马克雷（Christian Marclay）(38)的《钟》（The Clock）（2010年），这是一部以蒙太奇的方式截取了上千部电影中有关时间的瞬间制作而成的视觉艺术片。《钟》的长度为二十四小时，与银幕上时间的每一分钟——包括钟表、手表或对话中透露的时间——都严格同步，也与该片放映的当地时间——无论在哪儿——吻合。塔可夫斯基表达过对“蒙太奇电影”的厌恶，但马克雷的片段叙事就好像对他在《雕刻时光》的“时间、节奏与编辑”一章中所持观点的阐释。（实际上，也许潜行者看他妻子的手表的瞬间就出现在《钟》的某个部分中——我只看过全片的十小时——对某个时间作为一种示意动作的填充。作为记录，我确实认出了《乡愁》和《飞向太空》的某些片段。）

他们——我们——走到外面。潜行者手里拿着类似外卖的东西，踩过一个水坑。这不是偶然的。不管其他如何，潜行者对于弄湿双脚都带有麦克阿瑟式的冷漠。他们登上一辆等候的吉普车。空中传来遥远的寂寞的汽笛声。天下着雨，吉普的车头灯在一片阴郁与潮湿中映着惨白。潜行者开车。虽然我们看不到雨落在空中——是毛毛雨，而不是倾盆大雨——我们能看到水坑，雨滴落进水坑，车头灯映照出水坑，而吉普穿过车灯照出的水坑，穿过灌木，穿过泥泞阴郁、依然被薄雾笼罩的小路。吉普真是个完美的选择。其他车都无法像这样配合。Mini Cooper会让人联想到《偷天换日》（The Italian Job）(39)（《乡愁》也许应该叫这个名字），而我们一开始看到的油光水亮的宽篷车会带来阶级与魅惑的气息，而吉普，因为它的不舒适，让人回想起远程沙漠部队，还有所有关于二战的电影。它是最神气活现的车，为雄心满怀的将军（巴顿）和无畏战场的摄影师（卡帕(40)）而设计，与交通规则或者拥塞无关。它是纯净、粗糙与男子汉气概的探险的同义词。这三个人（其中一人将最终证明，他是个探险专家），是穿着大衣的敢死队员，敌后突袭的志愿兵，比《最后的香醇》（Last of the Summer Wine）(41)还鼓舞人心。

就在吉普转弯时，他们听到摩托车加速的声音。在发行时，《潜行者》被当作某种科幻片的类型，而这是整部电影中最有科幻风格的片段的开始，尽管塔可夫斯基非常高兴能够摆脱让电影像科幻片的大部分元素，但在《飞向太空》中他没有做到这一点，这部电影仍然被归为类型片（一部设定在未来，发生在太空站里的电影，很难避免不被如此归类），也正因如此，这是塔可夫斯基在所有作品中最不喜欢的一部。*

*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42)2002年的版本显然有意识地被设定为发生在未来的科幻电影。他声称他的电影并不是重拍塔可夫斯基的《飞向太空》，而是一部对塔可夫斯基电影所改编的史坦尼斯劳·莱姆（Stanislaw Lem）原著小说的重新电影化。这的确有很大的余地；在莱姆看来，塔可夫斯基“拍摄的不是《飞向太空》，而是《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不过，索德伯格版的第一个镜头（雨滴敲打在窗玻璃上，橄榄绿与米黄棕色），对塔可夫斯基版的回忆（尤其是快到尾声时，将我们从空间站带回到地球，克里斯那米棕色窗口的镜头）就开始侵扰思绪。这部电影比塔可夫斯基的死忠粉丝们肯承认的要好，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的表现也一如既往的稳定，虽然他看起来也像往常一样，好像在拍一部乔治·克鲁尼的宣传片。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最有趣的是从一开始娜塔莎·麦克艾霍恩（Natascha McElhone）就很像我妻子。这种印象越来越强，我忍不住轻声对太太说：“她看起来跟你很像。”“我知道。”妻子轻声回应。随着影片的展开，这种相似在不断加深。随着角色的每一次死亡与再生，娜塔莎·麦克艾霍恩越来越像我妻子，简直就像看着妻子在银幕上，不断被杀，又不断带着更多的爱与信仰复活。尽管我不愿去想那是我妻子在银幕上，但这种幻觉不断加强，以至我从未对一部电影如此投入过。就像作家有时候谈起的完美读者一样，某种程度上，我就是索德伯格的完美观众。我坐在那儿，想着，“老天啊，那是我太太”，而克鲁尼不断被告知，“那不是你太太”。当他想念她时，当他错误地想念她时，她都不断出现。明星和看客——克鲁尼和我！——都深受其扰。这里并不存在什么虚荣心，我没有在想，我娶了娜塔莎·麦克艾霍恩，所以我就是该死的乔治·克鲁尼。但我不是唯一一个认为我妻子像娜塔莎·麦克艾霍恩的。有一次，我们去阿地朗达克参加婚礼，有位宾客悄悄走到我妻子身边说：“整个周末我都在猜想，您是不是真的娜塔莎·麦克艾霍恩。”在电影上映后那几年，至少还有两个人这么说过。几天前，我们又看了一遍《飞向太空》，结果发现我妻子已经不再像电影中的娜塔莎·麦克艾霍恩了。2010年在伦敦时，我和妻子在当代艺术中心一次豪华的筹款会上曾经坐在她旁边，但并没有跟她说话。娜塔莎·麦克艾霍恩和我的妻子都变了，不过是不同的改变——她们变化的方向是一致的（都变老了），但方式却有微妙的区别。没关系。在电影里，娜塔莎·麦克艾霍恩还是那样，因为那是乔治·克鲁尼记忆中她的样子，而她像我的妻子，因为那是我记忆中妻子的样子。只有这部电影保留了两人相似的回忆，比改编自同一本书的两部电影还要相似。

摩托车手是一名守卫，可能是在巡逻。他穿着皮衣，戴着白色头盔，看起来像是《大都会》（Metropolis）或者《1984》里的守卫。既然科幻小说中预测的那个特殊的日子——1984，2001——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并逝去，褪色成了历史，这一类型电影也多数拥有了古董旧物的品质，成为古装剧中以未来为方向的分支。关于这一段，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潜行者和他的伙伴们正试图逃脱历史本身的束缚，从马克斯所预言的大毁灭的未来图景中逃脱——这预言在电影拍完以后十几年就最终宣告破产。

接下来是一场猫捉老鼠式的追车，看起来像我第一次看到《潜行者》时的那段岁月里的一场废弃仓库里的不完整的艺术天使秀，那时候全伦敦到处都是废弃的仓库。说是追车，其实只有一辆车——实际上是一辆吉普——而且潜行者计划要去哪里或者试图去哪里都令人迷惑。换句话说，这场追逐不是为了实现什么特定的目的，而是作为名曰“汽车追逐”的特定汽车礼仪的一部分而存在。当吉普在后工业化的忧郁中穿梭时，大门为那列寂寞鸣笛的货运火车打开了。像酒保鲁格尔一样，开门的那人也抽着烟。他也许是潜行者的内线，一个“区”的信仰者——这段也许因为某种意愿被剪掉了——同意帮助他们进入那里。一旦大门打开，吉普就驶了进去，那人慌忙跑开，也许是去汇报，所以，连同上述的一切，潜行者可能已经犯了双重欺诈的罪行。我们可能真的是在看一部强盗片——一部科幻强盗片。

一列货运火车进入视野，拉载着发电机或者其他类似的、国家投资的，也许对环境有害的大件货物。沉重的机车隆隆驶过层层把守的路口。银幕似乎也因为画面上的负重而吱嘎作响，就像那关于早期电影的遥远记忆，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和他们到站的火车。灯光明亮。守卫——穿着跟我们之前见到的摩托车手一样——检查是否有偷渡者藏在车顶或车底。由于某种程度上带有寓言的性质，《潜行者》总能引起关于暗喻的解读，而且这一类解读并不局限在电影拍摄的时代所发生的事件。当守卫检查火车时，带有某种政治倾向的观众也许会把这列火车视作“欧洲之星”的前身，进入英法海底隧道，经过桑加特难民营(43)，而“区”就是英国和它那庞大的福利体系的完美写照：一块流着奶和蜜的土地，对那些愿意住在彼得伯勒(44)，以挖菜为生每小时赚一英镑的人来说充满机遇的地方。根据这种解读，潜行者是个在寻找收容所的人——除了在这个世界上寻求庇护。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在他向塔可夫斯基致敬的《告别塔可夫斯基》（One Day in the Life of Andrei Arsenevich）中指出：其中的讽刺之处在于，庇护所与自由都存在于“区”的铁丝网之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塔可夫斯基的真实感受，他常常为政府管控他和其他艺术家的自由表达而头痛，而在西方，更加微妙的审查与专政——市场的力量——让他完全不可能拿到许可（筹措资金）拍摄《镜子》或《潜行者》。（20世纪80年代我们尤其喜欢发表这样的观点！）

在潜行者等待合适的时机闯入铁丝网之后的自由时，有一段短暂的停顿。作家利用这段宁静开始了多愁善感。他根本不关心什么灵感，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是否真的想要他要的，或者并不想要他真正想要的，他甚至不关心其他两个人是否在听——就算没听，谁又会指责他们呢？

火车驶离边界，吉普在铁马的掩护之下悄悄跟随。守卫们并不上心，但一旦警报响起，探照灯“啪”地打开，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开火。这就是此时所有的动作——也许塔可夫斯基关于慢节奏开场的说法是对的，如果有人走错了场，还来得及离开。有流弹和一切。什么东西爆炸了，吉普撞进一堆货箱里。他们停在一个看似巨大仓库的地方，此处与几分钟前他们待过的地方并无不同。空中是鸦鸣鸟叫。取代寂寞鸣笛的是雾角繁忙的低吟声。显然，这是一个大型的运输枢纽。潜行者让作家去看看有没有手推车。几分钟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们正身处世界上最破旧的机场或早已衰败的塞恩斯伯里(45)的岗哨，而是指一种柴油动力的小型运输工具“查道车”，载着几人沿着狭窄的铁路线前行。作家顺从地，也许带一点不情愿地（后来就变成了完全的不情愿）出去找查道车，结果只引来一排扫射——守卫们又开火了。他手忙脚乱地爬进一丛植物掩护。这当口，他可能后悔出发前喝了那么多酒，看来这是一场冒险的旅途，而非他想象中的烂醉狂欢。没有醉酒的教授愿意代替作家去试试，他找到一个更潮湿也更破烂的地方。子弹也朝他扫射过来但并没有打中，落在水坑里，椭圆形的白光——那是窗户的倒影，是外面的世界——摇摇晃晃直至随着摄影机的移动平静下来。教授找到了查道车，朝其他人挥挥手，穿过刚才经过的水面，水越聚越多。现在你明白潜行者走出酒吧时为何毫不在意那水坑了，他们的脚现在都湿了！又是一阵扫射，但没什么效果，就像《血染雪山堡》（Where Eagles Dare）(46)里一样。他们爬上查道车，三个人缩成一团，吱吱嘎嘎地驶出了视野。

接下来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一组连续镜头。首先是作家头部的大特写，背景是驶过的模糊景色。摄影机从作家转向教授（焦点是他的羊毛帽和外套的纹理），然后是潜行者，然后又转回去，他们正带着困惑，集中精神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只有作家，露出宿醉未醒的样子。这些面孔——表情——是属于随处可见的旅行者的，从寻找新大陆的哥伦布的船员，到从机场搭出租车前往从未踏足的陌生城市的游客——至少对作家和教授而言是这样。他们努力接受着周围的一切，即使不确定眼前所见的与以往所见是否有不同。直白点说，他们也不能完全肯定自己关注的这些事是否值得关注，每当我们从机场奔向市中心的华丽愿景（酒店、咖啡馆）时——途中景色往往无趣甚至荒凉——那种过度活跃的表现就与此相似。摄影机偶尔聚焦在他们身旁略过的景物——薄雾，砖楼，一堆一堆的管子、箱子，一条河（也许是湖）——但就算我们能看得清楚，也不能肯定我们到底在看什么。郊区、边缘地带、废墟。楼房已不复当初建筑时的用途：腐朽的遗址也许拥有了新的更深层次的意义。这得看情况。什么情况？看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区”。当暗中聚焦在查道车上的摄影机在这不确定的区域水平移动时，这都很难确认。就像罗伯特·卡拉索（Roberto Calasso）评价卡夫卡的《审判》（The Trial）与《城堡》（The Castle）那样，我们“站在一个隐秘世界的入口，在这个世界隐含着猜测”。这入口很难辨认，而且无处不在。潜行者肯定知道我们现在是否进入了“区”——毕竟他曾经来过多次。他现在什么感觉？他皱着眉头，表情焦虑，很不愉快——整个世界就是一座监狱——从电影开场就没有变过，从他穿着毛衣和内衣跟老婆吵架时就是这样。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他理过的头发上在左侧有一撮白色：这是潜行者的标志吗，作为被选中的标志？铁轨持续的催眠般的吱嘎声逐渐让位于电子乐，从机械运转的噪声到梦幻般有节奏的乐声。爱德华·阿特米耶夫（Eduard Artemiev）创作的音乐以带有印度风格的长笛与弦乐（准确地说，是波斯六弦琴）的混响取代了有节奏的——有节奏地失真的——铁轨的叮当声。它听起来很遥远，几乎无法追溯。用一点混响，通过强大的超重低音系统，将有不少Basic Channel(47)或是其他极简科技电子乐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