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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这几天我的心情很不好。心里就像压了好几块石头一般，不好的事一桩接着一桩。前几天，刚刚送走了周昕若校长，人就像是被抽了筋一样，好多天缓不过劲来。刚刚回到医院，又得到一个不好的消息，王文胜突发脑溢血，在医院抢救两个小时后辞世了。
周昕若毕竟病了那么长时间，心理上早已经有了准备，所以只是觉得悲伤和遗憾，打击感还不十分强烈。王文胜前一天还踌躇满志，要扩大医院的手术室，加强检验科，组建一个直肠专科。可是到了下午，县委组织部找他谈话，希望他只当书记，而让出院长职务。即将接替他的新院长是赤脚医生出身，因为救过一个被毒蛇咬伤的下放干部，入党提干然后又当了卫生局的科长。为这事，王文胜和组织部的干部大吵了一架，晚上，突发脑溢血。差不多是一眨眼，他就去了。
以前虽然也曾接触过一些死亡病例，可那时，我从来没有觉得死亡其实离我很近。那段陪伴周昕若的日子，我一直在想，他虽然就这么去了，留下了许多遗憾走了，可是，他毕竟和余珊瑶有过那样一段感情，有那样美好的记忆以及最后甜蜜的日子。他处于弥留之际时，生命已经非常微弱，只有一件事令他念念不忘，那就是牵着妻子的手。他们所有的情感所有的交流，都在生命那最后一握之中。如果有一天，我突然不得不走的时候，我会带走什么？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惶恐。这就是我的一生吗？我的一生就是这么过来的？我带来了什么？我又能带走什么？我真的是不敢想。
算了，还是不说这些了。说说梦白的事吧。我最大的愿望，是她毕业后能留在宁昌。原以为周昕若可以帮她一把，没料到事与愿违，他这么匆匆地离去了。就在这时候，深圳到他们学校要人，她竟然不征求我的意见，报了名。我听说这件事后，说不出的气愤。可我没想到，陆秋生竟然支持她，而且，余珊瑶老师转告周昕若的临终嘱咐，竟然也是希望她去深圳。如此一来，我想反对都不成了，只能憋在心里难受。哥，你说，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希望她离我近一些，难道错了？人生无常，我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她连见我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有。
可是，我不能反对，我甚至不能说出我心中是多么惶恐。我只能看着女儿远行，然后默默地强颜作笑地站在那里，在心底里祝福她。
也许，这注定就是我的后半生？注定我这一生中，心灵永远都没有一个安息之所？
对不起，哥，我不应该把这些不快的事告诉你。可是，除了你，真的再没有人愿意听我说这些了。我想，我真是老了，孤独在这暮色苍茫中，鬼魅一般跟着我，让我无法挣脱。算了，哥，还是不说这些了吧。
最近的几封信里，你都提到你正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到底是一件什么事？告诉我，好吗？别让我多一份牵挂。我的心太小了，装不下这么多东西。
好了，写了四大张纸了，夜已经很深了，明天还有一大堆事。就此搁笔了。
你的子衿妹子
1980年5月8日子夜
白长山将信笺插进信封，从床下拖出一口崭新的皮箱，又从一本书中拿出钥匙，打开箱子的锁。箱子里面密密麻麻塞满了信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解放初期那种牛皮纸竖排的信封，纸已经显得泛白泛黑了。白长山并没有立即将最新这封信插进去，而是将另外那些信全都翻了出来，当着财宝一般，一封一封在手中翻动。
过了好一段时间，他似乎突然惊醒，迅速将这些信放进箱子里，匆匆关上箱子，锁好，塞进床底。他从床底拉出另一只箱子，这是一只纸箱。纸箱里有几套衣服，又脏又破，和那些乞丐的衣服，丝毫没有区别。他拿出一套春装，匆匆穿在身上，整个人立即变了，看上去活脱脱就是一个流落街头的乞丐。
白长山推着自行车出门，骑过两条街道，来到百货公司门前，将自行车推进停车棚，锁了，转身走到百货公司的侧门，也不管那里人进人出，双手往胸前一抱，靠着墙边席地而坐。人们从他旁边经过的时候，全都昂首挺胸，不屑一顾。更多的人甚至皱着鼻头，绕他而过。
薄暮变成了浓暮，白长山的身影完全被黑色笼罩了，再没有人能看清他。他扶着墙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坐得麻木的双腿，向自行车棚走去。回到那套小房子，他走进去，不一刻出来时，又换上了白天上班时的衣服，锁好门，骑上自行车离开。回到家时，月色已经高挂。孩子们都到餐馆帮忙去了，只有王玉菊在家。她做好了晚饭并且吃过了，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女儿赚了钱，给母亲买了一台九寸的黑白电视。这东西令她着迷了，只要在家，时刻离不开。白长山进门的时候，她仅仅转过头看了一眼，又将目光转向了电视机。白长山也不理她，径直走进厨房，锅里有饭菜，还是热的。他打开碗柜，拿出一只碗，往碗里盛了饭，装了菜，端着走进客厅，顺手拿过一张凳子，坐在电视机的侧面，一边吃一边看。电视里在播一部香港武打片，打得十分精彩激烈。可白长山毕竟没有办法深入进去，那东西离他太远了。不知是不是年轻时见到的血腥太多，现在他最希望的是和平安宁，是一种由淡而浓，日久弥香的情调。
九点刚过，孩子们回来了。住在家里的是老二老三老四，老三老四是男孩子，住在一间房里，上下铺。以前，老大老二同住一间房，也是上下铺，另一间房里摆了两张床，三个男孩挤在里面。后来老大结婚，丈夫有房子，为了让小弟有安静的环境读书，她将老五接了过去。老大一走，王玉菊就搬过去和二女儿同住了，倒是让白长山一个人落得清静。
孩子们回来，家里的寂静被打破了。王玉菊问他们今天的生意怎么样，眼睛仍然没有离开面前的打打杀杀。老二说，还可以吧，肯定比你上班强。老三说，真没想到，那些人哪来那么多钱？王玉菊说，你们别得意太早了，这不是长久之计。还是找个正当职业，以后有个依靠。老四说，依靠啥？还不是依靠钱？有了钱，咱怕啥？王玉菊说，那能顶啥事？你不听听人家说啥呢，说个体户是孤儿，没爹没妈的孩子。听着就腻歪。老二说，个体户咋的啦？咱一不偷二不抢，靠自己努力赚钱。
白长山知道自己在这个家没地位，一句话没说，进厕所洗澡，然后进入房间睡觉。
第二天的日子，是前一天的重复。早晨起来之后上班，中午回家热点剩饭吃。睡个午觉，到了时间再去上班。年纪是一大把了，职位再没有升的可能，他也没了兴趣。工作只求得过且过而已。还没到下班时间，他就离开车队，骑着自行车赶到那套破房子里，换上破烂的衣服，再去百货公司。
白长山所干的事，只缘于一个理由：王玉菊是一个性欲旺盛的人，从来都没有过完全满足的时候。即使是两人刚刚吵过架，哪怕半声不吭，该做她照样要做。自从搬去和女儿同住，这样的事再也没有过了。因此他想，她可能在外面有了人吧，否则，她的晚上怎么熬？他迫切希望自己的预感是对的，即使目前没有，以后能有也行。只要抓住把柄，再提离婚的事，她大概也没有理由反对了吧。
周末的下午，白长山去单位晃了晃，见没什么事，转身踱出门，早早地来到百货公司后门，在常坐的地方安顿了自己。这天他可真是有了运气，刚刚坐下没多久，见王玉菊出了门。到了门外，她没有立即迈步离开，而是站在那里，向两边看了看，又向后看了看。白长山担心她看到自己，连忙低头。她的目光确实从他身上扫过，却连一秒都没有停留。她站在那里，捋了捋齐耳的短发，迈开腿向白长山这边走来。白长山心中暗吃了一惊，将头缩进脖子里，动都不敢动一下。脚步声从他面前经过，走到了外面的广场上，别说是对他产生怀疑，甚至连稍稍的迟滞都没有。
白长山抬起头，看着王玉菊站在广场上的背影，心中有一种预感。她在广场上站了片刻，然后转身，返回自行车棚，推出了自己的自行车。他心中一喜，暗自想，今天该是了，如果被我抓住，看你还有啥话说。他快赶几步，迅速走到自己的自行车前，掏了钥匙打开，推着向外跑，身子一跃，便跳了上去。
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白长山还是第一次知道，王玉菊骑自行车竟然是如此之快。他骑出一身汗，才好不容易跟上了她。好在他对她十分熟悉，远远盯着背影就能认出她。两人一前一后转了几个街区，到了顺昌街。王玉菊就在白长山前面大约十米，王玉菊的车龙头向右一拐，在十字路口拐进了宏广街。白长山于是加大了力量，猛踩几步，想在最短时间内追上去。可就在右拐的时候，迎面有一辆马车逆向行驶。白长山暗吃一惊，慌忙捏刹车扭龙头，虽然没有和马车撞上，可由于失去重心，他连人带车摔倒了。从地上爬起，看一眼马车，已经走出好远。白长山顾不得许多，跨上车便向前追，然而，前面已经失去了目标。
这次跟踪虽然失败了，白长山心里却兴奋着。他也不想再找了，骑着自行车离开，换了衣服，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女儿的小餐馆。餐馆在中山路和胜利街相交处，地理位置很不错，客流量大，生意红火，只是门面小了点。几个月前，他们想把旁边的一间门面租下来，约了好几次，人家看不起个体户，根本不肯谈。他们不得不将餐桌摆到外面，占了一点大街的便宜。隔壁那间已经没法经营下去的国营小餐厅，竟然在人行道上建了一堵墙，以此影响别人的生意，也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对个体户的蔑视。
白长山来到餐厅时，还不是进餐高峰，里面只有两桌人在喝酒。他走进餐厅里转转，老三老四和两个女服务员在那里打牌，老二拿着一些青菜，坐在餐馆旁边摘。看到他过来，竟然像见到陌生人一般，没有一个人叫他一声。他走进餐厅，在角落里坐下来。慕衿向一名打牌的女服务员招了招手，女服务员走到她的面前，她对那女孩说了几句话。女孩点了点头，走进厨房，不一会儿又出来，手里端着两只盘子，另一只手提着两瓶啤酒，走到白长山面前，将酒瓶往他面前的桌上一放，又放下两只盘子。一只装着花生米，另一只装着卤牛肉。女孩说，白叔叔，您稍等，我去给您拿杯子和筷子。
儿女们怎样看他，他是不管了。他甚至等不及那个女孩拿来杯子和筷子，用牙咬开瓶盖，喝了一口，又用手抓了几粒花生米，扔进口里，有滋有味地嚼着。日子就这么实在而又空洞。但今天，即使是泥土，嚼在口里，滋味也一定不同。现在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方法找对了，方向也已经大致摸清了。下一步，他根本不需要再去百货公司的后门等，只需要等在宏广街和顺昌街的交叉处，就一定会有收获。到了捉奸在床的时候，他不会说任何话，只需要将一份早已经写好的离婚申请书递给她，相信她不会再有任何反对意见了。
没有料到，他在宏广街守过了夏天，又守过了秋天，再也没有见王玉菊的身影在那里出现。冬天到来的时候，白长山不得不从头再来，又开始跑到百货公司后门去守株待兔。这一守，就守过了整个冬天。
在这几个月里，他虽然一直给方子衿写信，却并没有透露自己的计划。相反，他将计划告诉了方梦白。梦白如愿以偿地去了深圳，在市委宣传部当干部，主要负责和几家报社杂志社的联络。方梦白说，到了深圳之后，她才意识到，自己这步棋走对了。深圳和内地，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最大的不同，在于意识。这种情形，就像是一道关得太久的门突然打开了，许多新的东西流进来，你才突然发现，原来，同一件事，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还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如果不走到这里来，她甚至不知道，人一旦有了自己的脑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以前只会用别人的脑子去思考，用别人给自己选定的方式去生活，而实际上，人是应该为自己而活的。
有一段话，深深地刺痛了白长山。她说：我仔细想过你和我妈的这段情。我知道你们爱得很真，很苦。可那时我并不能完全理解。我和别人看法一样，觉得你们的感情是不道德的，是应该受到批判的。现在不一样了。我学会了用自己的脑子思考，我知道，爱情是不能被外力阻止和抹杀的。张洁的那篇小说写得好，《爱是不能忘记的》。你和我妈，都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那个只允许有一个脑袋，只允许有一个声音的时代，不知造成了多少人生悲剧。时代变了，所有被桎梏扭曲的思想，都要得到反正。从现在开始，你应该努力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你和我妈都不年轻了，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白长山告诉她，他确实在为此而努力。他知道，无论是他还是她妈，都没有几年时间了，再过几年，她满五十五而他满六十，他们都会从工作岗位上走下来，成为离退休人员。那时，如果他们还闹着离婚结婚的事，人们会笑掉大牙。所以，他现在必须努力，争取在退休前，将自己的婚姻解决掉。
那天，在宏广街跟丢了王玉菊之后，白长山曾给方梦白写信，说用不了多久，自己的计划就可以实现了。他让方梦白等着自己的好消息。对此，方梦白并没有给予态度。她似乎一开始就知道事情没那么容易成功似的，或者，思想观念的改变，使她对这样的行为持否定态度，却又因为理解白长山，而不忍打击他？他的行动失败后，方梦白倒是开始谈到此事了。她说，她学会了人生中最宝贵的一种思维方法，换位思考。某些时候，人们发现自己前面的路没有了，实际上不是路没有了，而是思想走进了死胡同。如果能够换一个角度，重新思考，也许就柳暗花明了。她以白长山的失败为例说明换位思考。一般人因为在宏广街跟丢了，因此，认为这条路应该从宏广街接下去。然而，如果换个角度思考，会不会是地点错了？会不会是时间错了？会不会是方向错了？
方梦白的信也许没有针对性，可白长山看过之后，却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他暗自感叹，自己活了大半辈子，竟然连思考的方法都没有学会，说来真是惭愧。仔细回忆一下自己这段时间以来所做的一切，果然钻了牛角尖。
冬去春来，万花盛开，万物皆绿。白长山调整了心情，改变了策略，再次投入战斗。
早晨，他去车队转了一圈，对前一天的生产情况稍作了解，转身便离开了。现在他只是一个挂名队长，车队的事主要由书记负责，自己反倒成了甩手掌柜，车队的第一闲人。即使人家有意见也没办法，整个商业局，已经没有比他资格更老的干部，就是局长，也得让着他点。换了衣服，到达百货公司，再次守起了自行车棚。百货大楼是上午九点开始营业，由于管理跟不上，一些员工迟来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是常有的事。白长山在百货大楼的一角蹲下来。一些迟来的员工匆匆地驶进来，将车往棚里一推，向大楼走去。也有些员工停车的时候遇到了同事，站在那里说上一会儿话。白长山的身份是叫花子，自然不能戴手表，没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只能估摸，现在应该是上午十点左右。
这一天的时间太长了，他甚至不知道王玉菊是否在里面上班，亦不知道她是否会在中途出来，呆呆坐在这里，无聊至极。为了与自己所扮演的乞丐角色相符，他出来时，根本不曾带烟。闲下来的时间一长，烟瘾上来了，怎么都熬不住。他想，这样下去不行，自己肯定没法将这一整天熬过来，饿可忍渴可忍，惟独只有这烟瘾不能忍，一定得想个办法。实际上，办法是现成的，去检烟头。
“文革”期间，要想找烟头还真不容易。烟是凭票供应，而且有一段时间极其紧俏，所有烟民便随身带着一只布袋，将抽过的烟头装在布袋里。这些年物质开始丰富，烟的品种和数量渐渐多起来，一些走私的高级洋烟以及各地生产的过滤嘴香烟开始出现在市场上。除非那种大家都习惯抽的物美价廉的牌子需要找关系，一般的烟，市面上可以买到。烟多了，人们也就不再珍惜烟头，随手扔在地上。百货公司算是有特权的部门，他们可以买到内部供应的烟，价格更便宜一些，因此，这些地方抽烟的人更多，扔掉的烟头也更长。白长山站起来，向车棚走过去。预感是对的，这里没有人打扫，地下烟头特别多。他将那些新近扔下的烟头捡起来，装进口袋里。捡烟头的时候，他仔细查看了车棚中的每一辆车，非常奇怪，竟然没有见到王玉菊的那辆。
她的自行车为什么不在这里？难道她今天没来上班？去局里开会去了？还是因为什么事留在家里了？此时他才意识到，这么多年了，自己对她的一切，真的是了解太少。当然，他根本就没有了解她的兴趣，只需要抓住一个关键事实，他就满足了。
捡了一些烟头，又跑到百货公司门前广场找了一张废纸，回到最初坐的地方，将那张纸撕成小块，捏在手上，又掏出烟头，小心地拈出里面的烟丝，卷成一个炮筒，用舌头舔舔纸角，粘住，一支烟就成了。现在差的是火，他捏着烟，去找人借火，还没有走近人家，对方憎恶地看他一眼，远远就绕开了。讨不到火，只得打人家扔下的烟头的主意。如果到大楼前面去，一定可以等到人家刚扔下的。可是，他担心自己一走，王玉菊便会出现。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得呆在那里，继续卷烟泡。
快中午的时候，有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迎面过来。白长山认出了他，原本叫汪亦敏，“文革”中兴起改名风潮，他便改名汪卫东，造反当上商业局革委会副主任。“文革”结束，造反派被清算，他被停了一段时间的职，后来下到百货公司当了副主任。那时，他如果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汪亦敏手上的烟头上，或许会想到，他就住在宏广街的一条小巷子里，曾经有一段时间，王玉菊和他的关系非常紧密，也可能会想，他怎么现在才来上班？他停好自行车，顺手将烟头扔到了地下。等汪亦敏走进大楼，白长山站起来，慢慢走过去，弯下腰，捡起来，对着吹了一口气，就着烟头点着烟，美美地吸了一口，吐出，再吸一口。
白长山吸着烟，美滋滋地往前走，刚到拐角时，猛见前面有一个女人骑着自行车过来。眼看就要撞上了，白长山迅速向旁边跃开，同时往女人脸上看了一眼，认出是王玉菊。白长山没有撞上自行车，王玉菊却因为受了惊，手掌不住车龙头。她叫了几声之后，随着车子一起倒了下去。白长山担心被她认出，头一低，迈开双腿，快速向前走去。王玉菊从地上爬起来，冲着他破口大骂。逃远了的白长山心中暗自庆幸，她一定没有看清自己，否则肯定河东狮吼，大叫白长山你给我站住。
现在差不多快到中午了，王玉菊竟然才来到公司，这事显得异乎寻常。难道她是利用上午时间去会那个男人？仔细想想，可能性似乎不大。现在全国在抓劳动纪律，她既是柜长，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应该不会利用这样的时间干那种事吧？仔细想一想，真的不可能吗？每个人都有两面性，她在单位拼命表现积极，可心灵深处的权力欲和自私自利，他是再清楚不过了。这样一个女人，又怎么可能真正努力工作？既然她虚伪，那就完全可能利用上班的时间去幽会。方梦白在信中让他换个角度思考，会不会早已经想到了这点？
这次发现，使得白长山彻底改变了战略。早晨，他比以前提早半个小时出门，离开家，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那套旧房子里，换上破旧的衣服，又骑着那辆很破的自行车赶到商业局家属院门口，将自行车停在对面的柏杨树下，自己走到另一棵柏杨树下蹲下来，盯着大门。
商业局宿舍是个很大的院子，里面既有五十年代建的两层楼，也有六十年代建的极其简易的四层楼，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早期，大家顾着革命，钱都革没了，自然没钱建房子，住宅建设停了下来。改革开放以后，又建了两幢六层楼。可这些房子，远远满足不了急剧膨胀的人口，院子大得有些沉重。白长山返回时，正是每天早晨的第一波出门高峰，赶去机关上班的或者是去上学的，都在这时候出门。这些人，白长山基本都认识，因此，他呆在这个地方，冒着极大的险。好在人们急着赶去上班，没有在意坐在路边的一个叫花子。
八点过后，出现了第二波上班高潮。这时候出现的大多是机关干部的家属，他们在百货公司或者其他一些商业机构上班，上班时间比机关事业单位晚。因为没有戴表，白长山并不清楚王玉菊出门的时间。第二波高潮刚刚出现，王玉菊便骑着自行车匆匆驶出了大院。白长山随后跨上自行车跟过去。他期待她并不是去百货大楼，而是去别的地方，同某个未知男人有关的地方。事实上，王玉菊的目的地非常明确，就是百货公司。白长山像前一天那样，停好自行车，在角落里蹲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捡烟头，卷烟泡。
白长山毕竟要上班，不可能每天八小时守在商业局家属院门口或者是百货大楼的侧面，一个星期，最多能有两天全天守候，其余时间，他还得回车队去履行自己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