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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朝他转过身来。
“别露出那么渴望的表情，我只不过会离开一阵子，几个星期吧，我已经两年没有回过家了。”他咽下了一口酒，“我的妻子现在也许正坐在我们的花园里，猜想谁会回到她的身边。哎，我不是那个离开的男人……我目睹了一些事情……”他停顿了一下，“这场战争，不是我所期待的那样。事情在我离家这么久之后定会发生变数，你同意吗？”
“是的。”她回答。她自己也经常思考同样的事情。
在两人沉默的过程中，她听到了青蛙的呱呱叫声，感受到鼓动树叶的微风正夹杂着茉莉的香气从他们的头顶拂过。一只夜莺唱起了悲哀而又寂寥的歌曲。
“你看上去有些不太正常，夫人。”他说，“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
“我今天从教师岗位上被开除了。”这是她第一次大声地把这些话讲出来，双眼随即热泪盈眶，“我……出风头来着。”
“这可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我丈夫留给我的钱已经花光了，我又失业了，冬天眼看就要到了，我该怎么活下去？怎么喂饱索菲，让她穿得暖暖和和？”她把目光转向了他。
他们的眼神交汇在了一起，她想要移开却怎么也动不了。
他把酒杯放进她的手里，强迫她弯曲着手指握住酒杯。和她冰冷的双手相比，他的触碰是那样的炙热，让她不禁颤抖了一下。她突然想起了他的办公室——还有里面堆放的所有东西。“只不过是葡萄酒而已。”他又说了一遍。一股黑莓掺杂着肥沃黑土和一丝薰衣草的气息扑鼻而来，让她想起了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生活——她和安托万一起坐在外面喝着葡萄酒的那些夜晚。
她抿了一口，喘了一口气，她已经忘了如此简单的愉悦是种什么感觉。
“你很美，夫人。”他的声音和那葡萄酒一样甜美、醇厚，“也许你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这种话了。”
薇安妮飞快地站起身来，不小心撞到了桌子，害得杯子里的葡萄酒都飞溅了出来，“你不该说出这样的话来，上尉先生。”
“是的。”说罢他也起身站在了她的面前，呼吸间散发着红酒和绿薄荷的香味，“我不该这么说。”
“求你了。”她已经无法说完这句话了。
“你的女儿今年冬天是不会饿死的，夫人。”他说话的语气是那么的温和，仿佛这是他们之间的一段秘密对话，“这件事情是你可以肯定的。”
愿上天保佑薇安妮。她如释重负地嘟囔了几句——就连她也不确定自己说了些什么——回屋爬上了床，和索菲躺在了一起，过了好长的时间才沉沉睡去。
书店曾是诗人、作家、小说家和学者们聚集的地方，伊莎贝尔最美好的童年回忆都发生在这几间发霉的房间里。爸爸在里屋忙着印刷时，妈妈会给伊莎贝尔讲故事、读寓言，还会为她们编造一些戏剧来表演。曾几何时，他们曾快乐地生活在那里，直到妈妈病倒、爸爸开始酗酒。
我的伊莎来了，过来坐在爸爸的大腿上，看我给你妈妈写诗——也许这都是她按照自己的需求捏造出来、紧紧包裹在自己肩膀上的记忆。她早就分不清楚了。
眼下，书店里那些阴暗的角落和缝隙里聚集的全都是德国人。
自从伊莎贝尔六个星期前重新开放书店以来，消息显然已经在德国士兵之间流传开来，说书店的柜台后面坐着一位漂亮的法国姑娘。
他们纷至沓来，身上穿着没有半点污渍的军装，一边推撞彼此一边大声喧哗。伊莎贝尔放肆地和他们卖弄风骚，但确保自己在店铺里的客人都走光之前绝不会离开。她总是会从后门出来，穿着炭黑色的斗篷，即便是炎炎夏日也会戴上兜帽。这些士兵们也许天性活泼，满脸堆笑——说真的，他们不过是一群谈论着家乡的未婚女子、来为自己的家人买上几本“可以接受的”作者创作的法国经典著作的男孩子——但她却从未忘记过他们是自己的敌人。
“小姐，你可真漂亮，却总是忽视我们，让我们怎么活呀？”一个年轻的德国军官朝着她伸出手来。
她露出了一个迷人的微笑，脚尖旋转着躲开了他的手，“好了，先生，你知道我是不能表现出任何偏爱的。”她侧身溜进了柜台后面，“我看到你拿的是一本诗歌集，想必你家乡的那个姑娘会很乐意收到你如此周到的礼物的。”
他的朋友们把他推到了前面，所有人都七嘴八舌地说起话来。
伊莎贝尔接过他手中的钱，听到前门的门铃欢快地响了起来。
伊莎贝尔抬起头，本以为自己会看到更多的德国士兵，不料出现在她眼前的却是阿努克。和往常一样，她总是喜欢根据自己的气质而不是季节来打扮自己，全身上下仍旧是一袭黑衣。一件合身的V领黑毛衣、一条筒裙、一顶黑色的贝雷帽和一双手套，亮红色的唇边还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高卢香烟。
她在敞开的门口停了一下，露出了身后空旷的小巷里夹杂着一抹红色天竺葵的绿意盎然的景象。
听到铃声，德国人纷纷转过头来。
阿努克任由店门在自己的身后关上，随意地点燃了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隔着半个店铺的距离，伊莎贝尔和阿努克的目光绕过三个漫无目的乱转的德国士兵交汇在了一起。在伊莎贝尔担任信使的那几个星期里（她去了布卢瓦、里昂、马赛、安布瓦斯和尼斯，就更别提近来在巴黎本地执行的十几次秘密投递任务了。而这些任务全都是利用她的新名字——朱丽叶特·杰维兹——和阿努克某天在德国人的眼皮底下夹带进小酒馆里塞给她的假文件完成的），阿努克一直都是与她接触最频繁的联络人。尽管两人的年纪相差甚远——至少有十岁，或是更多——作为两个过着平行生活的女人，她们竟然变成了朋友——无需用言语表达，感情真实得不亚于那份沉默。伊莎贝尔学会了看穿阿努克严厉的表情和扁平的嘴巴，也知道自己不必去理会她沉默寡言的作风。在这一切的背后，伊莎贝尔觉得自己看到了她的悲哀，很多很多的悲哀，还有愤怒。
阿努克带着帝王般藐视一切地向前走去，那气势简直能在一个男人开口之前就挫败他的锐气。德国人陷入了沉默，一边望着她，一边挪动到一旁给她让路。伊莎贝尔听到其中有人说了一句“男人婆”，另一个则念叨着“寡妇”。
阿努克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们。她在柜台前停住了脚步，长长地吸了一口手中的香烟。一时间，烟雾模糊了她的脸庞，只剩下她那对樱桃般鲜红的双唇还清晰可见。她把手伸进手包里，取出了一本棕色的小册子。作者的名字——波德莱尔——被蚀刻在皮子上。尽管册子的封皮满是划痕，破旧不堪，已然褪色，连书名都无法看清，伊莎贝尔还是能够看出它是哪一卷——《恶之花》——这本书通常会被他们用来召集会议。
“我想要寻找这个作者的其他作品。”阿努克边说边吐了一口烟。
“抱歉，夫人，我没有波德莱尔其他的作品了。魏尔伦如何？或是兰波？”
“那就不必了。”阿努克转身离开了书店。她的魔咒直到门铃再次响起时才被破除——德国士兵们又开始说话了。趁无人注意，伊莎贝尔把那本小小的诗集藏在手掌中，里面夹着需要她递送的信息，还有送信的时间。地点和往常一样：法国喜剧院门前的长椅。消息就藏在扉页里——它已经被掀起过不下几十回，又再度被粘上。
伊莎贝尔看着钟，希望时间能够走快一点，她还有下一个任务要去完成。
下午六点整，她把那群士兵哄出了书店，关门过夜。门外，她发现隔壁小酒馆的主厨和店主德帕尔德先生正在抽烟。这个可怜的男人看起来和她一样疲倦。有的时候，看到他在油锅边忙得大汗淋漓或是努力剥着牡蛎壳时，她都会不禁猜想他对喂饱德国人有什么看法。“晚上好，先生。”她说。
“晚上好，小姐。”
“又是漫长的一天？”她同情地问道。
“是啊。”
她递给他一本旧的小开本寓言书，让他带回家给自己的孩子看。“这是送给亚克斯和吉吉的。”她笑着说。
“等一下。”他冲进咖啡馆，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满是油渍的袋子。“炸薯条。”他说。
伊莎贝尔对自己心存感激的态度感到有些荒谬。这些日子里，她不仅要吃敌人剩下来的东西，还要对他们感恩戴德。“谢谢。”她说。
她把自行车丢在店里，决定走路回家，不去理睬既拥挤又安静得令人无比压抑的地铁，在路上享用油腻的咸味薯条。她四下张望，只见德国人正拥进咖啡厅、小酒馆和餐厅，而灰头土脸的巴黎人则赶着要在日落之前回家。一路上，她两次敏感地察觉到有人在跟踪自己，可转过身来时身后却一个人也没有。
她也不确定是什么致使她在公园附近的街角处停住了脚步，但她一下子就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在她的眼前，街道上挤满了互相按着喇叭的纳粹汽车，有人在某处尖叫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