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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忘了时间在巴黎能够流逝得多么的轻缓。和这座城市洋溢的活力一样，这里也蕴含着一丝宁静，一丝引人入胜的平和。身处巴黎，手握一只葡萄酒杯，这就是“存在”的意义。
塞纳河畔，华灯初上，公寓的窗户纷纷变成了金色。
“七点了。”于连说。我这才意识到他一路都在计时，等待着。他太美国了。我这个年轻的儿子从不懂得悠闲地坐下，忘乎所以。他这是想让我安下心来。
我点了点头，看着他支付了账单。我们起身之后，一对穿着考究的夫妇各自举着一支香烟坐在我们的座位上。
于连和我挽着彼此的手臂走在塞纳河上最古老的桥梁——“新桥”上。桥的对岸就是西岱岛，昔日巴黎的心脏。巴黎圣母院高耸的粉笔色墙壁看上去如同一只落下来捕食的巨鸟，伸展着华丽的双翅。塞纳河的河岸边映照着星星点点的灯光，金色的光晕被波浪搅得有些变形。
“不可思议。”于连说。的确如此。
我们缓慢地步行穿过了这座修建于四百多年前的优雅的大桥。在河对岸，我们看到一个小贩正在收拾自己的便携式摊位。
于连停下脚步，拿起一个古董雪花玻璃球，倾斜了一下，看着舞动的雪花在玻璃球里翻转，遮住了里面精致的镀金埃菲尔铁塔。
我看着那细小的白色雪花，知道这全都是假的——什么意义也没有——却还是想起了我们经历过的那些可怕冬日，那些鞋子上破着洞，身上裹满了报纸和家里所能找到的每一寸布料的日子。
“妈妈，你在发抖？”
“我们迟到了。”我说。于连放下古董雪花玻璃球，领着我再次上路，绕过了等待着进入巴黎圣母院的人群。
酒店位于教堂背后的一条小巷里，隔壁就是巴黎最古老的主宫医院。
“我害怕。”话一出口，就连我自己都被这番坦白吓了一跳。这么多年以来，我不记得曾经承认过这一点，即便这多半都是真的。四个月前，当他们告诉我癌症又回来了的时候，恐惧让我哭到淋浴的洗澡水都凉了为止。
“我们不一定要进去的。”他说。
“不，我们一定要进去。”我答道。
我一步一步地迈向前去，直到自己走进了大堂，按照标志的指示来到了四楼的一间宴会厅。
走出电梯，我听到一个男人正拿着麦克风说着些什么，声音被放大的同时也有些变了形。外面的走廊上摆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些名牌，让我想起了一个名叫《专注》的老电视节目。大部分名牌都已经被取走了，而我的还留在那里。
我还认出了另一个名字，那张名牌就放在我的那张下面；一看到它，我的心就微微揪了起来，打了一个结。我伸手拿起我的名牌，撕开背面的胶带，把它贴在我凹陷的胸口上。不过，从始至终，我都在看着其他人的名字，还拿起了第二张名牌，低头看了看。
“夫人！”坐在桌旁的那个女子边说边站了起来，看起来有些慌张，“我们一直在等你。你的座位——”
“没事，我可以站在宴会厅的后面。”
“别这么说。”她挽起了我的手臂。我也想过要坚持，当下却没有那个毅力。她领着我穿过坐满了人、折叠座椅从墙壁的一头摆到了另一头的宴会厅，来到了三个老妇人就坐的讲台后面。一个穿着起皱的蓝色运动外套和卡其裤的年轻男子——他显然是美国人——正站在讲台上。看到我的出现，他停下了自己的演讲。
宴会厅里安静了下来。我感觉所有人都在注视着我。
我侧着身子走过讲台后的另一个老妇人身边，在演讲者身旁的一张空椅子上坐了下来。
站在麦克风后面的这个男子看了看我，说道：“某位特别的来宾今晚也来到了我们身边。”
我看到于连出现在了宴会厅的后面，背靠着墙壁、叉着手臂站在那里，皱起了眉头。他无疑并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把我安排到讲台上去。
“你想说些什么吗？”
我想我应该是听到讲台上的那个男人问了两遍之后才意识这个问题是提给我的。
屋子里安静得连椅子的吱吱声、双脚在地毯上踏步的声音和女人们为自己扇扇子的声音都能够听到。我想要说“不，不，不是我”，但我怎么能这么怯懦呢？
我缓缓站起身来，走上了演讲台。在整理自己思绪的同时，我望向了自己的右手边，看着那三个同样坐在讲台上的老妇人胸前的名字：艾尔玛朵拉、伊莱恩和阿努克。
我的手指紧紧地攥住了演讲台的边缘。“我的妹妹伊莎贝尔是个拥有澎湃热情的女人。”一开始，我压低了嗓门说道，“她在做所有事情时都会全速冲在前面，绝不刹车。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时常为她感到担忧。她总是会从寄宿学校、修道院和女子精修学院里偷跑出来，爬出窗户，登上火车。我觉得她是个鲁莽而又不负责任的姑娘，漂亮得让人不敢直视。战争期间，她利用这一点来反抗我，告诉我她打算为爱私奔去巴黎。我相信了她。
“我相信了她。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仍让我有些心碎。我应该知道她不是为了跟随某个男人，而是在跟随自己的信仰做着一些重要的事情。”我闭上了眼睛，想起伊莎贝尔正站在盖坦的身旁，双手环抱着他，满眼含泪地看着我，充满爱意。紧接着，她闭上了眼睛，说些了我们没有人听得到的话，在那个深爱她的男人的臂弯里呼出了最后一口气。
当时，我眼中看到的是悲剧；此刻，我眼中看到的是美丽。
我记得那一瞬间发生在我家后院里的每一个细节。紫杉树的枝杈在我们的头顶上伸展着，空气中飘荡着茉莉花的清香。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中的第二个名牌。
索菲·莫里亚克。
我美丽的宝贝女儿，后来长成了一个端庄细心的女人，在我身边生活了一辈子，总是像只小母鸡一样为我担忧发愁和害怕。在经历了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之后，她对这个世界有些害怕，而这一点让我痛恨不已。她知道该如何去爱，我的索菲。当癌症缠住她时，她并没有害怕。最终，我握着她的手，看着她闭上了眼睛。她说了一句：“姨妈……你在这里啊。”
此时此刻，用不了多久，她们也会等到我的到来，我的妹妹和我的女儿。
我把目光从名牌上移开，再次望向了观众。他们并不在乎我已经泪眼蒙眬，“伊莎贝尔和我的父亲于连·罗西尼奥尔以及他们的朋友运行着夜莺逃生路径，一起挽救了超过一百七十个人的生命。”
我用力地吞咽了一下，“战争年间，我和伊莎贝尔并不怎么交流。为了保护我不被她的举动所威胁，她疏远了我。所以我直到伊莎贝尔从拉文斯布吕克回来时才听说了她所做的一切。”
我擦了擦眼泪。此刻已经没有椅子吱吱作响和跺脚的声音了。观众一片沉寂，全都抬起头来凝视着我。我看到站在后面的于连英俊的脸上露出了探究的困惑表情，这对于他来说全都是新闻。生平第一次，他明白了我们之间还存在着一条鸿沟，而不是桥梁。我现在不只是他的母亲，他的附加物。我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一个他不太清楚该如何去理解的女人。“从集中营里回来的伊莎贝尔已经不是那个曾经在图尔市的轰炸中幸存下来、还翻越过比利牛斯山的女孩了，她是带着破碎的心和重病的残躯回来的。她对许多事情都不太确定，却对她做过的事情坚信不疑。”我望向了坐在我面前的那些人，“她去世之前的那一天曾坐在我身边的树荫下，牵着我的手说：‘薇，这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我问她：‘什么足够了？’她回答：‘我的人生。足够了。’
“就是这样。我知道她挽救过这个房间里的一些人，但我也知道你们同样挽救了她。伊莎贝尔·罗西尼奥尔死的时候既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恋爱中的女人。她不会做出别的选择，而她一心追求的就是被人铭记。所以，我要谢谢你们所有人，谢谢你们赋予了她生命的意义，激发了她内心最好的一面，还在这么多年之后依旧铭记着她。”
我离开演讲台，退了回去。
观众们如潮水般站起身来，疯狂地鼓掌。我看到许多老人都流下了眼泪，这才猛然意识到：这些都是她挽救过的那些人的家属。每一个归家的男人都创造了一个家庭：更多的人之所以能够来到这个世上都是因为一个勇敢的女孩和她的父亲，还有他们的朋友。
活动结束后，我陷入了一片感激之声、回忆和照片形成的漩涡之中。宴会厅里的每一个人都想亲自向我表示感谢，告诉我伊莎贝尔和我的父亲对于他们来说有多么大的意义。某一时刻，于连站到了我的身边，充当起了类似保镖的角色。我听见他说：“看起来我们有很多可聊的事情。”我点了点头，挽着他的手臂向前走去。我尽力扮演着妹妹的使节，为她收集着她值得的所有感谢。
就在我们快要穿过人群时——此刻，围观的人群已经愈发稀少了，大家纷纷走向了吧台——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了一句：“你好，薇安妮。”
即便时隔多年，我还是认出了他的双眼。盖坦。他的个子比我记忆中矮了一些，肩膀微微有些弯曲，晒黑的脸庞因为天气和岁月的缘故长满了深深的皱纹。他留着一头几乎齐肩的长发，发色如栀子花般雪白，但我在任何地方都能一眼认出他来。
“薇安妮。”他说道，“我想让你见见我的女儿。”他伸手从背后牵过一个颇具古典气质的漂亮女孩。她穿着别致的黑色紧身上衣，脖子上还围了一条充满生气的粉色丝巾。她朝我走了过来，像朋友一样对我露出了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