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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人打得赢自己的欲望，无论那欲望有多么高级。陈星宇医生一直相信这个。他当然不符合这个标准，只不过，他认为自己不像大多数人那么热衷于自圆其说。不过吧，还是要宽容些，人类本来就是在一边做婊子一边立牌坊的过程里慢慢建立文明的。
凌晨五点，家乡的弟弟发来了短信，短短的一句话：“奶奶死了，刚才，走得很安详，没有痛苦。”——那短信里自然是有一个错别字，弟弟把“安详”打成了“安详”，他讨厌这样的错误，他觉得宣布死亡的短信都要写错字，十分低级——准确地说，居然在这种时候都不肯遮掩一下自己的低级。在他眼里，弟弟一直都是那么低级的人，尽管他们其实感情深厚。
所以他六点半就抵达了医院，这个钟点，找个好车位就不难。他需要提早安排一些事情，然后等大家都来上班之后再去请假回去奔丧，一天的假就够了，加上首尾的两夜，他刚好能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诊之前赶回来。他沿着斜坡走上来，发现地库平时的出口还没有开，于是只好从一个肮脏角落绕行，那里有一个踹一脚就自动敞开的铁栅栏，每根铁条都裹满了脏得可疑的锈渣。于是他就撞到了那群早起锻炼的老人。这栅栏开出来的们，通向和医院一墙之隔的专家宿舍区，也就是说，这群老人都曾为这间医院工作过半个世纪。
他们对擦肩而过的他视而不见，成群结队地，一边甩手，一边沿着小径侧着走——据说是为了锻炼小脑吧，不过这让他们看上去像一群邪教徒。他们中过半的人已经忘记了毕生的知识和经验；忘记了他们在某些荒诞的年代里需要抵上前程甚至生命去保护的科学；忘记了那些俄文翻译过来，原著者是苏联人的厚厚的故纸堆；忘记了他们曾经一遍一遍跟病人重复的话——他们如今只知道打听，传播，共享，并笃信任何一个可以让他们活得更长的食谱或者偏方。行医一生，尚且如此。在陈星宇医生更年轻的时候，他也曾恐慌地想过这是否就是他此生的尽头。现在，他却只在心里微微一笑：这个国家的人民快要疯了，如此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只是为了活得更久——所有对“尊严”略有渴望和要求的人都会被视为“不知死活”，然后被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地淹没、他偶尔也觉得寂寞。当他在心里像此刻那样微微一笑的时候，他也希望脑子里能浮现一张脸孔，可以跟他相视一笑。其实——那张脸孔或许是天杨的，但是他没有往深里想。
因为他想起了奶奶。她九十三岁，所以，“安详”地离去是幸福的。
童年时曾有那么一个傍晚，母亲出差了，父亲单位里有事情走不开，因此，他只能去奶奶家里写作业。他故意放慢了做功课的速度——功课从来没难住过他，能难倒他的总是时间。童年里，岁月漫长地令人恐惧，他不知道这些时间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过完。只有过完了，他才能长大。奶奶看到他已经开始对着文具盒出神，就跟他说：“过来吧，和我一起祷告。”
奶奶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除了她自己的名字，奶奶基本上只认得三个字，就是“毛泽东”——所以，她究竟是怎么背下来这些听上去绕口的主祷文的呢？上帝难道也像他的小学老师那样，谁背不会主祷文就要留在教堂里罚抄50遍么？行不通的，奶奶不会写那么多的字。他只好闭上眼睛，在心里跟那个或许比他的老师要好脾气的上帝说：“请你让我爸爸快点来接我回家。”——但是父亲终究没有来。那晚他甚至不得不留宿在奶奶那里。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奶奶跟人聊天只有两个话题：第一，要信基督；第二。我的儿媳妇是一个坏人。这个饶舌、刻薄、没什么同情心的奶奶唯一的可爱之处，就是——她是真的不怎么怕死，病入膏肓也泰然处之。所以，他是在过了三十岁以后才开始真正尊敬她。尤其是当他越来越了解自己，发现自己尖刻和寡情的一面跟奶奶非常神似的时候，他就希望，他也能遗传到她沉淀在骨头里的，那一点点由衷的骄傲。
愿她安息。
昭昭站在楼群之间，喷泉的旁边。她白底蓝条的病号服下面，穿了一双鲜红的球鞋。她突然一跃而起，然后就踩在了喷泉池的边缘上，又闪电般地跳了回去，落地的时候几乎没有声音。如此这般反复了好几次，那道大理石画出来的冷硬的线一直无动于衷，红鞋却也毫不在意。似乎是这样的清晨太过沉寂，只剩下了女孩和时间两个人相处。所以她只好想想办法，跟重力做个游戏。
他本想和她擦肩而过，可是女孩扬起脸，凝神静气地注视着他走过来。看着她突然间羞涩起来的面孔，他不由自主地对她点了点头。女孩说：“我今天醒得特别早，我在等着七点。”应该是看到了他眼里很茫然，她补充道：“这个喷泉，一般是七点开始喷水的。”她笑了，“住在这儿这些天，要是我醒得早，我就喜欢等着它喷水。今天，我醒得有点太早了，病房里好无聊，我就下来等它。”
他也笑笑：“等吧。”然后他终于可以经过她，他感觉到女孩的眼睛专注地凝在他的背影上面，是热的。他其实知道，他在这孩子心里是有分量的。他也知道，那种期盼是一个女人对男人的期盼。她心里盛满了因为青春期和绝境激发的柔情和欲望，然后他就不幸地被选作了载体。她和一般女孩子到底不同些，她骨头里有比她们更多的凄楚——因为病，也因为倔犟。所以她的伤心倒也不会像她们的那般廉价。每一次带着学生查病，他都需要对她的眼睛视而不见。言语间，她总会提起当年。“那个时候您给我的药，现在还要吃吗？”“您在我笑的时候就这么说，为什么到现在还是这样呢？不是说，医学发展得很快吗？”……她以为因为五年前他们就已相识，他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另眼看待她。也不仅是她吧，人们都会犯这种错，自以为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不同的——如果她是那些就连情感都粗制滥造的人，倒也罢了，可她不是。
有时他心里也会暗暗地想：孩子，你为什么不去喜欢你那个倒霉的老师？他才是最理想的，陪你演对手戏的人——还是太年轻，经验不足，所以选角失误了。
他知道她眼下处境艰难。用不着听护士们嚼舌头，就凭她这次住院以后她爸爸从未出现，便能判断出异状。当然了，那些护士们充满热情的讨论更加从各个侧面丰富了他的信息量：那起前段时间也算是公共话题的爆炸案，那个自身难保的父亲，那群冷漠或者说冷酷的亲戚，还有，那个善良得如同传奇的郑老师。就像是一支烂得令人叹为观止的球队却拥有一个布冯那种水准的守门员——“郑老师”就在女人们口口相传且无限夸大的世态炎凉里，被深化成一个悲壮的形象。
无数次，在傍晚的时候，经过病房，他看到郑老师随意地坐在女孩面前的椅子上，整个身体已经自如得像是医院的常住人口。他们俩并不总是在交谈，很多时候，女孩坐在床上发呆，注视着吊瓶，液体一点点从藤蔓一样的管子里流进她的血管，于是她确信自己是活着的。郑老师就坐在对面，经常是在看书，从书页翻动的速度和书本打开时候左右两边的厚度差可以看出，他是真的在气定神闲地阅读。偶尔，他会抬起头问女孩：“喝水么？”甚至是突如其来地问一句：“你知不知道奥本海默？”——或许那是他正在阅读是内容。他的微笑里有种力道——此时此刻，他分明知道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他知道女孩需要他。
他对这个老师有种天然的反感。因为他天生不相信那些好得离谱的人，他总觉得他们散发着可以的气息。也不是可疑吧，是不真实。郑老师简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标准化的例子。他非常随和，不到两周的时间里他能够叫得上来病房里所有护士的名字——也许这是班主任的工作强迫他拥有的特长，可是这分明就会让那些女孩子们觉得，自己是被重视的。看见郑老师，她们各个都会给出来最诚恳的笑容，她们对他的热情无形中就带到了昭昭身上，即使是郑老师不在场的时候，昭昭也能得到一些特别的照顾——不用多么特别，换吊瓶的时候，动作轻柔些，再顺便聊上几句，这对于一个病人就会产生不一样的影响。病房里其他小患者的家长也由衷地尊重他，他们愿意跟他聊聊在教育自己孩子时候遇上的问题——说真的他不明白，对于这些父母来说，除了死神，还有什么更大的问题。他相信，郑老师在漫长的人生中，对此已经驾轻就熟：令自己的善意为核心，不管走到哪儿，让善意像蜘蛛一样吐丝，静静地，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黏着谁就算谁，然后突然之间，就结成了一张精妙、整齐、自有其规律的内在网。那个小世界就这样围着他转了起来。巧妙地攫取着每个人身上那么少一点点光明的力量。这是他的本事。
但是那些被他收编在内的人不会意识得到，这个世界是个假象。如郑老师这样的人，也不会意识得到，这张网对于旁人来说，同样是一种不公平。如果说这个地球上，残酷和温暖的比例是9：1，那么当一个人竭尽全力，想要把那残存的百分之十集中起来给他身边的人，这无形中会搅乱别的地方残酷和温暖的资源配置，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郑老师不知道，他不在的时候，那女孩的眼神才会恢复到往日去，恢复到她童年时那种锃亮的水果刀的光芒。其实这孩子原本就是陈宇城医生的同盟，但是她毕竟幼小，她抵御不了郑老师的力量，她不知道她在服从着郑老师背叛原本的自己。
她一个人静静地抱着膝盖，坐在病房的走廊上。他看着她，想起她小时候，也曾以一模一样的姿势跟表情，坐在敞开的窗子旁边。他甚至不想去打扰她，她需要这种时刻，和自己静静地待一会儿。暂时逃离那个谦逊而强大的独裁者的光芒，像童年时一样呼吸。可是她把脸静静地转了过来，她脆弱地笑了一下，她说：“陈医生，我现在为什么觉得越来越累呢？”
他走到她身边坐下。是因为她身体里的那些坏血，它们已经流不动了。她的脸庞、她的嘴唇、她蜷缩成一团的身体都那么年轻，可是她的血管里住着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他当然不能这么回答她，他知道她问这问题只是在表达恐惧，并不是期待人回答。她也知道，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像她的郑老师那样，对她笃定地说：“别怕。”她有时候需要这个，有时候不需要。
她说：“他们说，你昨天请假了，你去干什么？”
他答得无比自然：“回家。奔丧。我奶奶死了。”
“哦——”她拖长的尾音细细地颤抖，“她多大岁数？”
“九十三岁。”他一边说，一遍重新别紧了白衣兜上的签字笔。
她轻轻地笑了笑：“那你应该……没有那么难过吧？”
他想了想，很诚实地说：“比我当初想象的要难过一点儿。不过，还好。”
她似乎是更加发力地，又抱紧了自己：“活到九十三岁，好不好？”
他知道，她其实想问：“活到九十三岁才死，和活到十八岁就死，到底相差多少？”
他说：“我怎么知道，头七的时候我回去上柱香，帮你问问我奶奶吧。”
她笑了起来，那笑容灿烂得就连她的下巴下面的膝盖似乎都跟着荡漾了起来，“好啊，帮我问问吧。或者，到时候，我自己问她。”短暂的静默过后，她清亮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她说：“陈医生，你可以把你的电话给我吗？”
他说：“可以。”
次日，他参加过会诊的病人住进了病房，在昭昭隔壁的那间。那孩子的状况很复杂，他们一时间也无从确诊。他被这个病例搞得心力交瘁。每当碰到无从确诊的状况，他都会莫名焦躁。天杨在午餐的时候淡淡地取笑他：“你强迫症又犯了吧？”他没讲话，甚至没有像平时那样回复一个微笑给他。叹了口气，把面前那个几乎没动过的餐盒盖好，用力地让筷子准确地戳破盒盖。
如果能确诊出患者已无可救药，那他就是见证者这个患者的沉沦；如果连确诊都不能做到，那就是和患者一起沉沦。他不大能接受这样的自己。他不管黄昏已经降临，他也知道他的学生里面有人已经将近48小时没有睡觉，他把他们召集起来，把资料派发下去，对他们说：“明天上班之前，谁能给我一个有用的想法，真的帮这个患者确诊——不管你们是在等实习鉴定，还是在等着我的课的分数，我都给最好的。”
“陈老师，如果我回去问我爸爸，算不算作弊？”这个问话的女孩的父亲曾经是叶主任的同窗，劲敌，眼中钉，在他彻底放弃医生这个职业之前，在整个华北的血液科里，都是个仿佛镀过金的名字。他摇摇头，简短地说：“不算。”“陈大夫……我今晚值夜班……”讲话的是一个修读在职硕士学位的住院医生。他笑笑，看着他：“那不是正好么？你随时都可以查所有你需要的资料。”
他是在办公室过的夜。闹钟没能吵醒他，他以为外面不过曙光微露，其实查房马上就要开始了。他微微转了个身，高度不合适的沙发靠垫在考验他的颈椎。他模糊地想：今天又什么特别的吗？似乎是星期五，是星期五吗？他艰难地坐起来，四处寻找手机，却没有找到，算了，是不是星期五，等下可以问问天杨。
一个护士破门而入：“陈大夫，昭昭突然昏迷了，心率是——”
他喜欢类似的时刻，那种醍醐灌顶一般降临的冷静和清醒，仿佛有一只手为他的大脑里撒了一把冰块，让冰凉的警觉一直沿着他的脊柱蔓延下去。
那女孩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了48小时。他知道，照这种情况，无法控制的内出血几乎是必然的结局。郑老师坐在ICU的外面，从早晨，直至黄昏。黄昏的时候他缓慢地站起来，没有表情，他并没有立刻转身行走，他知识站在那儿，站在窗外的夕照的前面。似乎是在等待鸟雀落在他肩膀上。他不知道郑老师是什么时候离去的，他只知道，第二天的清晨，他又来了。一时冲动之下，他简直想过去和这个人聊聊天，他想知道，这个人是对所有的学生都会如此，还是昭昭是特别的例子。
他也想知道，当一个人可以如此倾其所有地对别人好，那是否表明，他已经不属于珍惜自己了。
又一个黄昏降临，他终于有了一点空闲的时间，坐到了郑老师的对面。他说：“她这次挺过去了。再过一会儿，就可以送回普通病房。”
那人说话的时候，盯牢了别人的眼睛：“您无论如何都得救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