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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门后，我们一起去洗手间用热水洗脸，我脑子动了动，记起袁晓晨是出差回来，就问她：“哎，你这回出差是不是也是跟他在一起？”
“怎么了？”她把涂满洗面奶的脸转过来冲向我，看起来很古怪。
“没事儿，瞎问问。”我的心头已是一股无名火起，但表面儿还是装做很自然的样子。
“那是我前男友儿啊，既省了每月的五百块房费，又是老熟人，还省了你接送的麻烦，何乐而不为？”
“你可真会算计！”我忍不住回了一句。
“生气啦？”她高兴地问，“还是嫉妒？”
她再次转过来脸，这一回，她洗干净了，我分明看到一丝痛快的表情浮现在她的脸上，那是一种因报复而显出的得意忘形。
“有什么可生气的，不就是旧情复燃吗？理解。”我说着走了出去。
“哎，去哪儿啊？该你洗脸了！”我听到袁晓晨在后面叫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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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之后，不知为什么，凡是她买的东西，我都尽量不用，总觉得那是她从那次房费里省出来的，而且，我弄不清的是，省了房费以后，他们省没房事？我回避这个问题，只是更加少地与袁晓晨做爱了，即使做，也是忽而狂暴忽而半途中止。
也许我的态度被袁晓晨察觉到一些，她表现得更为自信，经常抓住一些她自认为的我的弱点来攻击我，比如她看一本时尚杂志，仔细看其中的一页珠宝广告，知道我照例会说那东西没用，她便像早已准备好了一样，对我说那种珠宝的制作工艺，做珠宝的公司多么有名，甚至有一天，当我把一块她用的手绢丢进洗衣机时，她竟说要拿去干洗，说那块名牌手绢是如何的贵，又是谁送她的，等等，又比如，她更经常地说我比她岁数大，却没她挣钱多，颇有一种自己奇货可居的沾沾自喜，还说等她买了大房子，让我也尝尝寄人篱下的滋味，以前我们也说这些玩笑话，但不知为什么，现在听起来却十分刺耳，我想这主要是袁晓晨在说的时候语气发生了变化，她开始当真进入一种强调自我的状态，这令我觉得说不出的可笑。
这些话听来听去，总算叫我听出讽刺意味，总结起来也不过就是四条儿，那就是嫌我年龄大，挣钱少，不努力，没前途，可气的是，这四条儿结论的参照者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和她的前男友。
“你看看人家，跟你一边儿大，我认识他的时候，一起在公司里打工，开着跟你一样的捷达，还是分期付款的，现在已是八千万的身价了，保时捷就换了两辆，和媳妇离婚给了媳妇一千万，我要是跟你分手，顶多能得到几本你签名的书，里面写的还是跟别的姑娘的乱搞经历！”一天，她竟这样口若悬河地对我说，说的时候，抑扬顿挫，一种奇怪的快感在语气里显露出来。
“大姐，要说有钱人，美国不是有一叫比尔·盖茨的吗？成天数钱点财产累得跟孙子似的，为了发展，还得忙着跟各种人握手，什么总统法官律师之类，烦不烦啊，有点自由时间全都拿来算计别人，订合同冲市场什么的，低不低级？不就是商人吗？”我这么回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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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某些方面我确实得感谢袁晓晨，她是商业社会的使者，是她向我报告商业社会来临的消息，这个社会不知从哪一天起，变成了商人的天下，一座座形状相似的写字楼里，一张张交易合同像雪片一样漫天飞舞，里面写的全是一些保护自己、损害别人的明确条文，那是商人生命的精华，勾心斗角、斤斤计较、连蒙带骗成了一种职业生涯，一种高级人生，商人以骗得的财富与骗得的权力相抗衡，形成了社会上最主要的两种力量，而这一切，却与大多数人毫无关系，看历史书叫我懂得，在人们有限的几十年里，垂死挣扎的状态是不同的，但强力与心机却是生者特别喜欢的两种生存工具，很多人把生命的顶点就定在能够握住这两样东西上，那不过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动物时髦而已，为的是让自己的生命在与别人的对比中显得更重要，事实上，那种在道德上含混不清的时髦一直令我反感，我不喜欢那种利用人性的弱点来击败别人的人，不公平，没意思。我像是一个安于在自己的墓地边徘徊的人，对我来讲，生与死才是惟一重要的两种超乎一切的现实、梦想与力量，其余的不过悲喜剧的轮番串场表演而已，即使在趣味上，我也不喜欢命令与交易，我讨厌像这样一种单调的社会现象，极目四望，全部且永远是没完没了的交易，男人和男人交易，女人和女人交易，男人和女人交易，年轻人和老年人交易，而交易规则却只是些花言巧语或对自己有利的谎言，那么多年过去了，社会上仍没有什么新事物出现，有的只是新的交易，我知道，在这里，就连死亡都能变成一笔交易，不是有人寿保险这回事吗？无不无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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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袁晓晨以及她自鸣得意的一切，我想我得反击了，就像对于这个社会所能提供的单调沉闷的生存价值提出反击一样，我以一种不屑一顾的姿态进入角色，那就是外表上的沉沦，把我的生命，忘情地投入到一种不计后果的胡混中去，让一切少数人的明天统统见鬼去吧！我与多数人一样，没有明天，没有未来，更没有希望，至少，我犯不上成为别人获得
权势与荣华的工具，我再没有意义，也不愿拥有他们追求的意义，我的梦与他们的不一样，我就站在我的梦中，挨着我自己的破锅破碗，一点不怕寒碜，就像一只野兽站在一片荒原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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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袁晓晨忙于她的房子，她的未来，她的薪水，她的高质量的一切的时候，我带着一种愤世嫉俗的不满情绪，推掉手头的所有工作，踏踏实实投入聚会，这也就是在北京，可聚会的场所多得要命，画展、艺术展、电影首映、各种新闻发布，这是在白天，晚上是演出，大剧场、小剧场、京剧、昆曲、地方戏、美国大片、黑道电影、DV展、诗歌朗诵会、文学讨论会，还有各种摇滚演出、各种酒局、各种饭局、各种赌局、各种游戏厅，甚至还有体育锻炼，打球游泳之类，多如牛毛，看也看不完，混也混不完，你去了一次，下一次他们就会叫你再去，总之，我忙着跑到外面混，在家里呆的时间少得出奇，那时已是春天，报春花在路边接二连三地盛开，细雨过后，空气中四处弥漫着一股泥土的香味儿，鸟儿在枝头轻巧地跳跃，而我却披星带月，出入在一个又一个欢场，或是朋友家里，经常是连手机也不带，行踪飘忽不定。
这一招令袁晓晨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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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表面上，袁晓晨丝毫不露声色，她对我察言观色，用一种旁敲侧击的方式试探我，一天夜里，在她临睡前，我要出门参加一个麻将局，她在门口一把拉住我。
“想打炮吗？不打就算了。”我听她干巴巴地说。
“你吃什么呢，怎么这么说话？”
“对你这种人，没什么可说的，就得简单粗暴。”
“看来我的回答也得单刀直入，免得你觉得拖拖拉拉。”
“到底怎么着？打还是不打？”她一边头也不回地脱衣服，一边用不耐烦的语气催促我。
“我真想说不打。”
“那就说，我去洗澡。”
“我要说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