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109年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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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发了好几次烧，其中一次又把灯打破了。

这一次，黛安设法瞒住了门房。她买通清洁工人，叫工人每天早上把新床单拿到门口给她，换走脏的。这样就可以避免女佣进来清理房间时发现我烧得神志不清，横生枝节。这半年来，当地的医院里出现了登革热的病例，还有霍乱和人类“心血管耗弱”。我可不想有一天醒来时，发现自己住在流行病病房里，隔壁床还躺着一个隔离的病患。

黛安说：“我很担心，万一我不在的时候，你会出什么事。”

“我还照顾得了自己。”

“发烧的时候就不行了。”

“那就得碰运气，看时间巧不巧了。你有打算去哪里吗？”

“还是那些地方。不过，我的意思是，万一临时发生紧急事故，或是因为某些原因，我回不来时。”

“什么样的紧急事故？”

“我只是假设。”她耸耸肩，讲话的口气却令人怀疑好像真的有什么事情。

我没有再逼问她。除了乖乖配合，我好像也没办法做什么以改善目前的处境。

现在正要进入注射药物之后的第二周，已经接近决定性的时刻了。火星人的药已经在我的血液和组织里累积到关键的量。就连烧退了以后，我还是一样分不清东西南北，意识不清。而只是身体上的副作用也不是好玩的。关节疼痛、黄疸、疹子。什么样的疹子？想象一下那种感觉：皮肤一层一层地剥落，底下的肉像破皮的伤口一样血肉模糊。有几个晚上，我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最高纪录是五个小时。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睡在一摊黏糊糊的皮屑上。于是，我必须强忍着关节炎般的剧痛，移坐到床边的椅子上，让黛安从血迹斑斑的床上清掉那摊皮屑。

即使在最清醒的时刻，我也越来越不敢相信自己了。我常常感觉看到的东西很清晰，事后却发现那纯属幻觉。眼前的世界看起来太亮，轮廓太鲜明。言语和记忆有如失控的引擎齿轮，疯狂地互相扭绞纠缠。

我很不好受，但黛安可能更不好受。有时候，我大小便失禁，黛安就得服侍我便溺。其实，她这样做也算是回报我。有一段时间，她也曾经忍受过同样的煎熬，我也一直陪在她身边。不过，那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了。

晚上，她几乎都睡在我旁边。我真不知道她怎么受得了。有时候，光是棉被盖在身上的重量就会让我痛得哭出来。她很小心地跟我保持一点距离，我几乎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她在我旁边，但那已经够令人安心了。

有几天晚上，状况真的很严重。我在痛苦挣扎中拳打脚踢，可能打到她了，打得很痛。她只好跑去阳台门边，睡在那条印着花朵图案的长沙发上，整个人蜷成一团。黛安到巴东去了几趟，但并没有告诉我很多详细情况。不过，我大概也知道她去做什么。为了选一艘大拱门传送的船，她去找船上的事务官和货舱长打通关节，并评估每一艘船的价位。这是很危险的工作。如果有什么事情比药物的作用更令我觉得难受，就是看着黛安冒险出门，走进亚洲的红灯区，在暴力四伏的黑街上到处奔波。除了那股过人的勇气和一小罐放在口袋里的辣椒液喷剂，没有什么能够保护她。

即使这样的危险已经令人难以忍受，也还比不上被逮捕的可怕。

他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么有兴趣呢？有很多原因。他们，指的是美国萨金政府的特务，还有他们在雅加达的同伙。当然，他们想要的是药。更重要的是，他们想要我们身上那几份火星档案的数字备份。他们会很乐于通过严刑拷打从我们口中逼出情报。杰森在他死前的最后那几个小时有一段很长的独白。当时我就在现场，并且将他的谈话录了下来。他告诉我的，是假想智慧生物和时间回旋的真相。这一切，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我又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她已经出去了。

整整一个钟头，我呆呆看着阳台的窗帘飘来飘去，看着阳光向上斜照在大拱门这头我们能看见的柱脚。我一边看，一边做着白日梦，忽然想起塞舌尔群岛。

去过塞舌尔群岛吗？我也没去过。浮现在我脑海中的画面，是从前在公共电视网上看过的纪录片。塞舌尔群岛是热带岛屿，位于非洲东南边，马达加斯加岛北方一千多公里，是陆龟、海椰子和十几种稀有鸟类的故乡。地理上，塞舌尔群岛是一个古大陆的残余。远在现代人类还没有完成演化之前，有一片古大陆连接着亚洲和南美洲。

黛安曾经说过，梦将我们心中隐藏的意念释放了出来，梦是隐喻的野性化。我猜她会告诉我，我之所以会梦见塞舌尔群岛，是因为我感觉自己被淹没了，老旧、过时了，几乎要绝种了。

我看到自己转化之后的假想景象，那种景象淹没了我，仿佛一片沉入海中的大陆。

我又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她还是没有回来。

我在黑暗中醒来，发现房间里还是只有自己一个人。这时，我终于意识到时间已经过了太久了，有点不太对劲。之前，黛安总是不到天黑就回来了。

我一定又在睡梦中拳打脚踢，棉被乱成一团，掉在地板上。灰泥粉刷的天花板反射出屋外昏暗的街灯，我几乎看不见地上的棉被。我冷得受不了，却又痛得没办法伸手把棉被抓回来。

外面的天空清朗剔透。如果我咬牙忍痛，侧头看左边，就会看到阳台的玻璃门外有许多明亮的星星。我苦中作乐地胡思乱想，如果以时间回旋外面的时间来计算，有些星星可能比我还年轻。

我努力不去想黛安，不去想她现在会在哪里，会不会出了什么事。

我终于又睡着了。恍惚中，我感觉熊熊燃烧的星光穿透了我的眼帘，仿佛散发着磷光的鬼魂飘荡在微红的黑暗中。

天亮了。

至少我觉得应该是早上了。窗外的天空已经有了亮光。有人来敲了两次门，在走廊上说了几句米南加保话，好像是在问有没有人在，然后又走了。可能是女佣。

现在我真的担心了。以药物现阶段的作用，焦虑感很像是一股杂乱无章的愤怒。究竟是什么事情把黛安拖住了，离开这么久，久到令人难以忍受？为什么她不在这里握着我的手，用海绵轻敷我的额头？她会不会受到什么伤害？我不喜欢这个念头，不敢确定，也不愿意承认。

然而，我确定床边的塑料水瓶昨天就已经空了，也可能空了更久。我的嘴唇已经干到快要裂开了，而且我已经忘了自己多久没有一瘸一拐地走到厕所去了。如果我不希望两个肾脏都坏掉，就得去浴室弄点水。

只不过，我光是从床上坐起来都很难不痛得哀声惨叫。把脚撑到床垫旁边的动作几乎痛到令我难以忍受，仿佛我的骨头和软骨已经变成了碎玻璃和生锈的刀片。

我努力想一些别的事，以转移注意力(例如塞舌尔群岛和天空)，只不过，发烧导致的意识模糊使得这种微弱的自我麻醉也发挥不了什么效果。恍惚间，我仿佛听到杰森在我背后说话。好像杰森要我拿什么东西给他……一块破布，或是一片麂皮。他的手好脏。结果，我从浴室走出来的时候，手上拿的不是一杯水，而是一条毛巾。我怎么那么笨，害得我只得重来。这一次，我把空水瓶装到满，满到瓶口。“追随那酒瓢”。

大房子后面里有一间园艺储藏室，让园艺工人放工具。我们在里面。我拿了一片麂皮给他。

那是时间回旋出现的好几年前，初夏，他快满12岁了。

我啜一口水，品尝时间，脑海中又浮现了往日记忆。

杰森突发奇想，找我跟他一起修理那台刈草机。我吓了一跳。那是园丁用的燃油动力刈草机。大房子的园丁是一个脾气暴躁的比利时人，他姓德梅耶，喜欢抽“高路易斯”牌的香烟，烟不离手。每次我们跟他说话，他总是别扭地耸耸肩，什么话也不说。他一直咒骂那台刈草机，因为刈草机一直冒烟，每隔几分钟就会熄火。干吗要帮他呢？其实让小杰感兴趣的是那种智力挑战。他告诉我，他曾经半夜12点以后爬起来，在网络上研究汽油引擎。那点燃了他的好奇心。他说，他很想亲眼看看引擎内部长什么样子，就像医学“活体研究”那样。我不懂“活体研究”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越是不懂就越有意思。我说我很乐意帮忙。

老实说，我差不多只是站在旁边看热闹。杰森在地上铺了十几张昨天的《华盛顿邮报》，然后把刈草机放在了上面，开始研究。我们躲在草坪后的工具间里，里头有一股霉味，但是很隐秘。空气中飘散着一股混杂着机油、汽油、肥料和除草剂的气味，难闻得很。天然松木的架子上放着好几个袋子，草皮种子和树皮护根从袋子里漏出来，散落在坏掉的刈草机的刀刃和破碎的把柄中间，一片零乱。大人不准我们在工具间里面玩，门通常都锁着。杰森从地下室门后的架子上拿到了钥匙。

当时是星期五下午，外头很热，我很乐于窝在里面看着他忙，除了可以学一点知识，还有一种很奇特的安全感。他先整个人平躺在机器旁边，检查了整台机器。他很有耐心地用手指在金属外罩上摸索，寻找螺丝钉的头。找到了之后，他把螺丝钉拧松，按照顺序放在旁边，然后把外壳掀开，放在螺丝钉旁。

接下来就深入到机器内部了。杰森用起双向螺丝起子和扭力扳手来轻车熟路，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学过用法还是天生就会。他的动作像是在试探，却又没有丝毫犹豫。那副模样看起来像个艺术家或运动员，举止精细，胸有成竹，充满自知之明。他把摸得到的每一个零件都拆下来，像解剖图一样排列在沾满油污的报纸上。这个时候，门发出尖锐的吱嘎声，猛然打开，我们吓得跳了起来。

爱德华·罗顿提早回来了。

“该死。”我低声咒骂了一句，爱德华·罗顿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他穿着一套量身打造、严丝合缝的灰色西装，站在门口，看着被拆得粉身碎骨、撒落一地的机器零件。杰森和我头压得低低的，盯着自己的脚，那种本能般罪恶感就像是偷看《阁楼》杂志被大人逮到般。

“你是在修理机器，还是在搞烂机器？”他终于开口了，口气中充满不屑与轻蔑。那种口气正是爱德华·罗顿的注册商标。很久以前，他就很擅长挖苦人，现在更是几乎成为了他的第二天性。

杰森温顺地说：“爸爸，我在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