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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刘门的说法是萧天石开始叫起来的,刘门道、刘门教也是他开始叫起来的,当今学者则大多把刘门教和后面要讲的太谷学派放到一起来研究,因为二者都有用宗教改造儒家的特点,或者说都是有着宗教性质的儒家学派。有道友可能会说了,刘沅是与道教有极深的渊源,宣扬道教非常努力,还好几次捐款修青羊宫、二仙庵、武侯祠、新津县天社山老子庙、纯阳观等,这样就足够给槐轩学派定性了吗?
地球人都知道,四川自古就是道教盛行的地方,前有张天师,后有李涵虚,道教氛围自然是相当浓厚的。在开门授徒时刘沅现,民间对于各种神神鬼鬼的信仰太厉害了,成都的百姓们太迷信了,就算是他的学员也一样。于是刘沅就有了借助鬼神信仰来加强刘门的凝聚力和搞教学的想法。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后,刘沅认为道教在这方面无疑是强项,既然大家都信道教,于是就以它为切入点,引进了道教科仪的一些东西,稍加改造后,成立了一个“法言坛”。
开坛是道教做法事、斋醮时用的,前面讲到过,正一、灵宝、上清和净明四大法坛后来合并成了龙虎山万法宗坛,这算是正统的道坛,是官方认可的。而在民间,也有一些小的道坛,刘沅成立的这个法言坛就算是这一类。刘沅成立的这个法言坛其实就是在门内讲法、做法事的一个场所。
既然成立了法坛,就要有相应的活动,于是刘沅编写了一本《法言会纂》,内容、格式各方面都是参照着道教设计的,比如有求雨、敬神、赈灾等,再由职业道士主持,既专业又非常接地气。
刘沅之所以搞出这套东西出来,显然是想利用宗教的影响力来教化民众,传播思想,“借鬼神以明道”,自古大家都是利用这一套,只要好用管用,冷饭多炒几次又何妨。就这样,刘沅借助道教的神仙体系、法坛、影响力,达到以儒为宗,以道为用的目的,儒家的思想加入了道教的元素,并且利用了民间的宗教信仰的力量,对于学派的展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槐轩成为成都最好的学校,据说在刘门学习还是很轻松的,平时弟子们早晚都要静坐,存神养性,因为自己深受体弱之痛,所以这方面对学生们就有了特殊的要求。学习方面,一般都是让门人们自学,遇到问题先记下来,然后他会定期登台讲课,顺便答疑解惑。对于束修多少也没太高要求,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最多的时候有三百多人同时学习,有的一学就是十几年,所以院子里的人气还是相当旺的。
由于学生越来越多,原来那个小院就容纳不下了,所以逐年扩建,到了道光年间已经展到占地5o亩的大院,时称刘大公馆,学术界则称儒林第。当时大门上挂的是伍肇龄写的“儒林刘止唐先生第”的黑底金字大匾,令人惋惜的是,这块大匾在1958年修建锦江宾馆时被拆除,后来就不知所踪了。
从刘沅开创槐轩学派起,历年以来正式注册学籍的弟子多达数千,这些都是刘门的真传弟子,其中有一百多人中进士或举人,三百多位贡士,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刘沅的后代中,八十年内一共出了八位优秀人才,或中举,或被点为翰林,江湖人称“八龙挺秀”,在蜀地传为佳话。
道光六年(1826年),礼部来文,通知他出任湖北天门知县,具体为什么朝廷会起用他不太清楚,很大可能是由于哥哥的关系加上他在四川的办学成绩传到了北京,而此时的刘沅已经59岁了,这么多年醉心于做学问,教书育人,早就熄了升官财的心思,是啊,做学问多好啊。另外这一年他唯一的儿子刘芗林刚刚病故了,当时心情之差可以想象了,所以,刘沅坚决不去,理由是“丁艰守制”,因为我家老母刚过世,我得守孝,谢谢皇帝赏识,实际上当时老母已经故去15年了。
还好,北京的大老板没有和他较真儿,表示不追究真的假的,不但不夺情了,而且还给他封了一个国子监典簿的散阶。对于这种照顾,刘沅也感觉是个负担,没过多久便找了一个理由辞职了,我就想安静地当一个老师啊。还好,北京那边也没再打扰他,直到咸丰五年(1855年),刘沅在槐轩老宅去世,寿88岁。
大概是刘沅去世的第二年,云南布政使林鸿年来到四川,偶然看到了刘沅的着作,异常惊喜,于是打听刘沅要去拜见,结果听说人已经故去了,便找到了刘沅的弟子刘芬,请教学问后,还把他手里所有刘沅的着作买回家里。后来林鸿年罢官回到福建,就把刘沅的学问传播开来,渐渐地刘沅在福建有了名气。
光绪三十一年(19o5),四川总督锡良上了份折子,希望能把刘沅列进儒林传中,当时他是这么说刘沅的“孝行孚于乡里。裁成后进,亲炙者数千人。着作等身,手定者百余卷”,同时把刘沅写的《易》《书》《诗》《三礼》等共十一部着作罗列出来,增加说服力。
同年十月二十四日,上面下来批复“着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告诉锡良,你的请示朕准了,也安排下面人去办了,国史馆也把刘沅列进儒林传。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刘沅传是在清国史馆本传中,有些学者想当然地认为刘沅是被收进了《清史稿》里的,而且还写在他的论文里面。为此专门在《清史稿》里仔细查了一下,虽然老眼昏花,用放大镜还能勉强看清,不过真没现里面有刘沅的名字。当然,也许是我真没找到,如果道友现了请告知。
抛开其他的不说,仅就做学问来说,刘沅完全是配得上川西夫子的称呼,一生师儒为志,着作等身,这是对他非常恰当的定义。
光绪年间,刘桂文、刘芬等门人后代众筹创办了“守经堂”,把他的着作进行了加工整理,共集了二十二种,名为《槐轩全书》,并付梓刊行。
《槐轩全书》有过很多版本,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主要有光绪本、西充本和巴蜀本三种,内容有所不同,不过大多散佚了,散落各地的这些版本被学界称为“无价孤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均强博士曾做过《槐轩全书》的专题研究,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查一下。
其他方面刘沅也有很多值得讲的地方,比如医术、养生,特别是诗、书更佳,在青羊宫、二仙庵等很多地方还收藏着他的题咏,杜甫草堂还保存着他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游草堂寺庙时写的七律诗碑。双流县文昌宫曾有一通碑,刻着刘沅在嘉庆二十一年(181年)秋重游故地时写的四七律,诗就不摘抄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找欣赏一下。
萧天石在《道海玄微》中对刘沅的学术评价说“其学既直探洙泗心传,复深得玄门秘钥,融道于儒,援儒说道。复会通禅佛,并涉密乘,博学多方,虽较庞杂,然以其能障百川而东之,汇万流于一海,故最后仍归本于儒,不失孔门矩镬。以其一生行事及其等身着作之内容性质而言,则称之为道化儒家亦可,称之为儒化道家亦可。其内养及修持方法,则又纯用道家金丹宗手眼,而略带少分藏密色彩。故自创‘刘门’以后,则又纯属道家人物。……讲学规模,以儒家为主;功夫修炼,以道家为本。不奉佛氏,亦不诋排,间举扬之以助传心,期融会三家而贯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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