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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道教开始衰颓,特别是明清易鼎之后,由于顺治崇佛,康熙尊儒,道教失去了统治阶级的扶持。随着西方文化的流入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道教自身在义理方面又无所展,最终的结果也就只有衰落了。
可能有的道友会说了,正统道教衰落,不是还有民间道教嘛。虽然民间依旧有很多人信奉道教,但也仅限于炼丹、求神、驱鬼之类了。其实带着一点个人情绪来说,不只道教,在满清统治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很多方面基本上都是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
道教的衰落,虽然是大势,但是也是有很多值得再总结几句的地方。
先是正统道教,正一和全真,当然还包括武当。
正一道之所以千年传承不绝,最最重要的是龙虎山有传度授箓的权力。传到明、清时,龙虎山的授箓方式都是参照53代天师张洪任写的那本《天坛玉格》。其实流程如何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只要经过了张天师的认证,就可以得到国家的承认。这说明国家对龙虎山的重视和信任,千百年来一直如此,这是龙虎山声望和经济收入的最大保障。但是这种近似于垄断的买卖却因为乾隆四年(1739年)皇帝一声令下结束了“嗣后真人差委法员往各省开坛传度,一概永行禁止。如有法员潜往各省考选道士、受箓传徒者,一经觉,将法员治罪,该真人一并论处。”
招生证的财路没有了,龙虎山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您说什么?偷偷招生,那要是被现了张天师也得关小黑屋,那还是轻的呢。
正一道的衰落,山上的弟子数量锐减,基数小了,人才也就少了,出现高道的几率自然也就降低了。江湖嘛,没有高手的门派自然就没有地位,没有地位谁还给你奉上香火钱?为了生存,张天师只好放下尊严,以前都耻于接的捉鬼、红白喜事的单子也要接了,为了肚子,面子真不算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是文人清高。
辛亥革命后,江西都督府取消了龙虎山的天师称号,也就是说龙虎山张家已经没有了官方关系和背景了。袁世凯称帝后曾恢复了龙虎山的天师称号,并且重新了一块正一真人大印,不过这家伙都没风光几天,他的那道圣旨张家也不会好意思拿来说事儿。
当然了,张家自己还依旧传承着天师的位子,民间也有不少人承认。1912年,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梅殿华等在上海筹建世界宗教会,给62代天师张元旭送去了份邀请函。6月,张元旭应邀来到上海参会,就是这次会议决定在北京、上海成立“中央道教总会”和“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之所以要分成两个组织,因为北方全真和南方正一这种观念还存在,大家也曾经尝试整合道教,抱团取暖,可惜一没官方支持,二无扛鼎的人物响应,然后也就没有然后了。
1925年,张元旭在失望中羽化在上海,儿子张恩溥接任63代天师。1928年,《神祠存废标准》公布,大量道观被毁,有的变成了学校,有的变成了机关、军营,道教受到全面重创,龙虎山同样受到重大损失,令张恩溥五内俱焚。抗战期间,张恩溥频繁往来于上海权贵之间,为重振道教努力。比如在1945年,他在苏州、无锡两地为抗日阵亡将士举行和平大醮,还经常搞些义卖法物、赈灾捐款、祈祷世界和平的法事活动,可惜大势如此,回天无力。
正一道如此了,全真教如何呢?北方白云观处境就好得多了,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嘛,谁不知道都好啊。龙门派自己也争气,从王常月开始严持戒律,龙门派不但在北方呈现出中兴态势,甚至在江南也打开了局面。
由于地理位置的天然优势,偶尔也有皇族、太监等人去白云观里面坐坐、散心也好、上香也好,双方和平共处,关系一直不错。清政府对全真教放心,为龙门派在西北、南方的传播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所以才有了娄近垣、刘一明、闵一得。
前面没有讲到江浙全真教领袖李理山(1873-?),他民国八年(1919年)主持的杭州玉皇山福星观,是全真教在江南五省(苏浙皖赣闽)的第一座子孙丛林。1937年,日军入杭,李理山改造玉皇山,先后收容了7ooo多难民避难,是着名的抗日高道。
1874年,沈阳葛月清(1854-1934)来到北京白云观,由19代律师张宗璿授天仙大戒,操守严格。19o4年他出任沈阳太清宫监院,开办“粹通学校”,招收一些学道的学生,先后在太清宫传戒7oo多人。
不过全真一脉也出过败类,光绪年间,白云观有一个汉奸道士高仁侗,也叫高云溪。
相传慈禧的母亲去世后,需要找个寺庙停灵,于是就派心腹太监刘诚印去附近寺庙联系这事。这个刘诚印其实名气还是很大的,大家都知道慈禧身边的李莲英,但实际上那只是慈禧用得比较顺手的太监罢了。刘诚印对于慈禧,相当于诸葛亮之于刘备,是给慈禧大事小事都出谋划策的身边人。当时慈禧还没有权倾天下,所以寺庙对这件事都不太感冒,这令慈禧很生气,要是换了她当权后的那副德性,估计整个寺庙都变平地了。还好,当刘诚印到白云观时,受到了全体道士的热烈欢迎,这也是后来慈禧极为宠信白云观的原因,刘诚印也顺势就在白云观皈依了道教,拜了方丈刘宗玄为师,甚至被挂了个名誉方丈的头街。
高仁侗这个道士就是看到了刘诚印的身份,于是刻意与他交往,很快就和刘诚印称兄道弟了,而这位道士的心思也就慢慢变了。八国联军侵华时,高仁侗甚至成为了一个间谍,当年八国联军的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就是在白云观后花园里签订的。
除了结交权贵,玩政治以外,这位道士一生对道教事业没做过一点贡献,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道教内部的思想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道教衰落的必然。
最后是,武当山,虽然明代由于朱棣和张三丰曾经兴盛一时,江湖地位一度还曾过龙虎山。后来,武当山有叫徐本善(186o-1932),统管整个山上的宫观,相当于总道长吧。那段时间,在他的领导下,武当山强内修、定规矩、清整、严律,还在太和宫开办学堂,把紫霄宫展成为十方丛林。当然,武当山同样不可能独善。
以上是正统道教的大致情况,民间道教处境则好一些,一直稳定展着,主要是道教已经成为了百姓生活中无法分割的一部分了。当年王常月从北向南复兴戒律,龙虎山的道士下山,进一步刺激了道教的世俗化,6西星、李西月、柳华阳等人在丹道理论上的展。三教合一思想的深入展,出现了三一教、太谷学派、槐轩学派,也说明了儒学对道教思想的接受。
鸦片战争以后,国门大开,西学的流布,西方宗教的大举进入,太平天国起义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出现赛先生,德先生,科玄论战,五四运动等几次思潮,道教也成为了封建落后迷信的靶子备受批判,其衰落度更快了。
但是,在历史大变革的潮流下,不乏“睁眼看世界”的学者。
1918年8月2o日鲁迅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说过,“中国根底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这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说明什么?说明道教不但与政治紧密相关,而且早就深入到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之中,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方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郑观应(1842-1921),被称为是近代最具完整维新思想的理论家,他曾经批注整理过大量丹经道书,对道教的价值、弊端认识得非常深刻。
陈撄宁(188o-1969),出身于左宗棠开办的安徽高等政法学堂,19o8年开始四处游历,精研道教的养生方法。1912年到1914年,他在上海白云观通读《道藏》,接着在上海开办了《仙学月报》和《扬善半月刊》,还办了一个仙学院,希望通过仙学救国。
萧天石(19o9-1986),1935年从军队改行从文的,在南京开了东海书店。1942年病重,四处求医过程中遇到了南怀瑾,于是从1943年开始跟随南怀瑾四处访道,期间病就渐渐治好了。此后,他致力于道学研究,成为“新道学”的开创人,着有《道德经圣解》《道家养生学概要》《道海玄微》《大学中庸贯义》《禅宗心法》等,晚年开办“自由出版社”,专门做道教经典校本。
现在道教的情况就不多说了,至于未来的道教如何展,何云何从,找准定位应该是先要考虑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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