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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知道得太多了，”他说，“这也是现在的问题之一。如果发生了犯罪，犯罪的手段比较常见，你知道，那也就意味着参与案件的警察很清楚地知道嫌疑人可能是谁。他们不告诉报社，而是自己进行审讯。他们知道了一些情况。但是无论他们是否继续调查下去——哎，什么事都有它难办的地方。”
“您是指那些妻子、女朋友之类的吗？”
“是一部分吧。最后，或许，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归宿。有时候一两年就过去了。我想说，你知道，波洛，相比我们那个时代，如今更多姑娘所嫁非人。”
赫尔克里·波洛边想边捋着胡子。
“是的，”他说，“我能明白您的意思，可能确实如此。我猜女孩儿们都偏爱坏小子，正如您所说的那样，但是在过去她们被监护得比较好。”
“就是这样。她们像待在温室里。母亲看着她们，姑姑阿姨姐姐关心她们，弟弟妹妹也留心风吹草动。他们的父亲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坏小子们踢出门外。当然，也有女孩儿跟那些坏家伙私奔的。不过现在那些都没必要了。母亲根本不知道女儿跟谁去约会了，也没人告诉父亲女儿约会的对象是谁。弟弟们知道姐姐跟谁在一起，可是他们只会想‘她真傻’。父母如果不同意，两个人就会跑到法官面前设法获得结婚批准。之后当那个众所周知的坏蛋又开始向所有人，包括他的妻子，证明他就是一个坏蛋的时候，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但是爱情就是爱情，女孩儿不愿意承认她的亨利有那些讨厌的毛病、有犯罪倾向等等。她为了他不仅会说谎、颠倒是非，还会做出其他一些事。是的，那很困难。我是说，对我们来说很困难。好吧，总说过去比现在好也没什么用。或许只是我们想多了罢了。不管怎样吧，波洛，你怎么也卷进来啦？这不在你负责的范围内，对吧？我一直以为你住在伦敦。我认识你的时候你住在那儿。”
“我现在还住在伦敦。我是应朋友奥利弗夫人之求才参与此案的。您还记得奥利弗夫人吗？”
斯彭斯抬起头，闭着眼睛，像是在思考。
“奥利弗夫人？我记不起来了。”
“她是位作家，写侦探小说的。您见过她，往前想想，在您说服我参与麦克金蒂夫人谋杀案调查的时候（注：指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另一部作品《清洁女工之死》。）。您不会忘了麦克金蒂夫人吧？”
“天啊，当然不会。不过时间太久啦。那时你帮了我一个大忙，波洛，很大的忙。我去找你帮忙，你也没让我失望。”
“那是我的荣幸——我受宠若惊——没想到您会找我商量。”波洛说，“我得说，有一两次我都感到绝望了。我们不得不救的那个人——我相信那时是救了他的命，过了太久啦——是个特别难伺候的人。他是个典型的做事对自己百害而无一利的人。”
“他娶了那个女孩儿，是吗？傻乎乎的那个。不是那个染过头发的伶俐的女孩儿。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你听说过吗？”
“没听说，”波洛说，“我猜过得不错。”
“真不知道她看上他哪一点了。”
“很难说，”波洛说，“不过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一个男人，无论他多么平庸，也总会有女孩儿被他吸引。我们只能祝福他们婚后过得幸福。”
“如果他们得和母亲住在一起，我觉得以后不一定一直过得幸福。”
“是的，确实，”波洛说，“跟继父住在一起也好过不了。”他补充道。
“哎，”斯彭斯说，“咱们又说起过去来了。都过去了。我经常想起那个人，现在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他应该是开殡仪馆的吧。他那张脸和行为举止，天生就是做这个的。那个女孩儿有些钱，是吧？没错，他应该是个好的殡仪店主。我可以想象他穿着一身黑衣主持葬礼的情景。或许他还会热情地告诉人家用榆木还是柚木做棺材好。但是他永远都做不好保险和房地产推销。行啦，不说那些老话了。”他突然说，“奥利弗夫人。阿里阿德涅·奥利弗。苹果。她是因为苹果才和案子扯上关系的吗？那个可怜的女孩儿在晚会上被人把头摁进了漂着苹果的水桶里，她是因为这个吗？这是让奥利弗夫人产生兴趣的地方吧？”
“我觉得她不是因为苹果才特别感兴趣的，”波洛说，“而是因为她参加了那个晚会。”
“你是说她住在这儿？”
“不是，她不住这儿。她当时在一个朋友家做客，巴特勒夫人家。”
“巴特勒？哦，我知道她。她住在离教堂不远的地方。是个寡妇。她的丈夫是飞行员。她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教养也很好。巴特勒夫人很有魅力，你说是吗？”
“我还没见过她，不过，呃，我猜她会很吸引人。”
“这些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波洛？案发的时候你不在这儿吧？”
“我不在。奥利弗夫人去伦敦找我了。她很不安，特别不安。她希望我能做些什么。”
斯彭斯警司脸上浮起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
“我知道了。老一套了。我也去找过你，因为我希望你能帮忙。”
“我让事情更近了一步，”波洛说，“我来找你了。”
“因为你想让我帮忙？我跟你说，我帮不上什么。”
“哦不，您帮得上。您可以告诉我这些人的情况，住在这儿的这些人，还有参加晚会的人；参加晚会的孩子的父母，还有附近的学校、老师、律师、医生什么的。晚会上有人骗一个孩子跪在桶边，笑着说：‘我告诉你一个用牙咬住苹果的好办法，我有绝招。’然后他或她——不管是谁——把手摁在女孩儿的头上。那样女孩儿就挣扎不了多久，也弄不出什么声音。”
“太残忍了，”斯彭斯说，“我听到这个案子时就这么觉得。你想知道什么？我在这儿住了一年了。我妹妹住得久一点儿，两三年吧。这个社区不大，人口也不是特别固定。人们搬来搬去的。丈夫在伦敦、大坎宁或者附近别的地方上班，他们的孩子在这儿的学校上学。一旦丈夫要换工作，他们就搬走了。社区的人员不稳定。有的已经在这儿住了很久了，像埃姆林小姐，学校教师，弗格森医生。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有一些流动性。”
“我同意您说的，” 赫尔克里·波洛说，“这太残忍了。我希望您能告诉我这里有哪些比较歹毒的人。”
“对啊，”斯彭斯说，“每个人都会首先想到这一点，对吧？然后找一个做过类似事情的坏小子。谁会想去掐死、溺死或者摆脱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小女孩儿呢？看起来没有性骚扰或者类似情况的迹象，人们往往会最先想到这方面。现在每个小城镇和农村都发生过不少这种事。又说到这儿了，我还是觉得比我年轻的时候发生得多。那时也有被称为精神错乱或者什么的人，但是没有现在这么多。我猜有很多应该受监管的人被放了出来。我们的精神病院都满员了，超负荷了，所以医生说‘让他（她）去过正常生活吧，回家跟他的亲戚一起住吧’之类的。所以这类残忍的人——或者说可怜的人，看你从什么角度看了——又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了，就这样，一个年轻女人出去散步然后尸体在采砾坑被发现了，要不就是傻乎乎地上了别人的车。或者孩子放学后没有回家，把之前的警告都抛到脑后，搭陌生人的车走了。现在这种事太多了。”
“这些情况跟这次案件相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