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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照顾她，我对她很好！所以她很感激我。她去世的时候，我发现她很好心地签了一张纸，把她的钱都留给我了，然后德雷克一家就来找我，说我不应该拥有这些钱。他们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他们说我不正当施压。还有更难听的话，越来越难听。他们说我自己写的那份遗嘱。胡说八道。她写的，她亲笔写的。那时候她让我离开房间，把清洁女工还有园丁吉姆叫过去了。她说他们得在上面签字，我不能签。因为我会得到那笔钱。为什么我不能得到那笔钱？为什么我的生命里就不能有一些幸运，有一些幸福？我知道这件事后还计划去做很多事，那些计划是那么美妙。”
“我毫不怀疑，是的，我毫不怀疑。”
“为什么我不能有计划？为什么我不能高兴？我将会很幸福很富有，拥有我想要的一切。我做错什么了？没有，没有，我告诉您，我什么都没做错。”
“我向你解释过了。”富勒顿先生说。
“都是谎话。您觉得我在说谎。您说我自己写的那份遗嘱。不是我写的。是她写的。没人能改变这一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富勒顿先生说，“现在听着，别再抱怨了，听我说。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经常让你尽量模仿她的笔迹写信，是真的吧？那是因为她还保留着维多利亚时期的老传统，认为用打字机给朋友或者亲密的人写信是不礼貌的。现在没人关心信是手写的还是打印的了，但是对卢埃林-史密斯夫人来说那就是无礼。你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吧？”
“是的，我明白。她也是这么要求我的。‘哦，奥尔加，’她说，‘按我刚才让你速记下来的话给这四封信回信，但是你得用手写，写得越像我的字越好。’她让我练习她的笔迹，注意她的笔画是怎么写的。‘只要和我的笔迹有些像，’她说，‘就可以了，然后你可以签上我的名字。我不希望人们觉得我自己连字都写不了了。尽管，你知道，我手腕的风湿越来越严重，但是我不想用打字机打私人信件。’”
“你可以用你的字体回信，”富勒顿先生说，“然后在后面注明‘秘书代写’之类的。”
“她不让我那么做。她希望人们认为那就是她亲笔写的。”
这一点，富勒顿先生想，很可能是真的。很像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风格。她总是非常不满一些事实：她不能再做以前做的事儿了，不能像以前那样走远路或者爬山了，不能用手做一些特定的动作，尤其是右手。她希望能说：“我非常健康，非常好，如果我想做，没什么我做不了的。”是的，奥尔加刚才告诉他的绝对是真的，而正因为这是真的，才使得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签的最后那条遗嘱补遗在最开始被毫无疑问地接受了。那是在他的办公室，富勒顿先生回想起来。他们起了疑心，是因为他和他年轻的搭档都非常熟悉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字体。小科尔最先说：“您知道吗，我真不敢相信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写了那条补遗。我知道她最近得了关节炎，但是看看这些我从以前的文件里找到的她的手写字。这条补遗不太对劲儿。”
富勒顿先生也觉得不太对劲儿。他说在字迹问题上可以询问专家的意见。得到的答案非常肯定。补遗上面的手写字绝对不是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写的。如果奥尔加没有那么贪心，富勒顿先生想，如果她知足地去写跟这个一样开头的一条补遗——“为感谢她无微不至地照顾和关心，以及她对我表现出的亲密和友善，我赠予她——”这是补遗的开头，也只能这样开头。如果她在下面明确写明有一大笔钱要留给忠诚的互换生女孩儿，亲戚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儿太过了，但他们还是会毫无疑问地接受。然而排除所有亲戚，甚至包括一直是她过去二十年的四份遗嘱中剩余财产继承人的侄子，把遗产都留给这个陌生人奥尔加·塞米诺娃——这不是路易丝·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性格。事实上，一条不正当施压就能推翻这样一份遗嘱。不，她太贪婪了，这个激动热情的孩子。可能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告诉过她会留一笔钱给她，因为她无微不至地照顾、关心，而且对她百依百顺，做任何主人让她做的事，这让老太太开始喜欢这个孩子。而这让奥尔加开始憧憬。她将会拥有一切。老太太会把一切都留给她，她会得到所有的东西。钱、房子、衣服，还有首饰珠宝。一切东西。一个贪婪的女孩儿。而现在她要遭到惩罚了。
而富勒顿先生，有悖他的意志、有悖他的法律直觉、有悖他许多原则，为这个女孩儿感到难过。非常为她难过。据说她从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开始遭受苦难，体会了国家的严酷，失去了父母，失去了一位兄弟，一位姐妹，知道了不公和恐惧。这一切造就了她的一种特性，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性，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表现出来。这导致了一种孩子般狂热的贪婪。
“所有人都跟我作对，”奥尔加说，“每个人。你们都跟我作对。您不公平，因为我是外国人，因为我不属于这个国家，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为什么您不告诉我我该做什么？”
“因为我真的不认为我能为你做什么。”富勒顿先生说，“你最好的选择就是坦白从宽。”
“如果我按你说的做，那就是说谎，是假话。她写的那份遗嘱。她写在那儿的。他们在那儿签字的时候她让我离开房间了。”
“证据都对你不利，你知道的。有人会说卢埃林-史密斯夫人有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签的是什么。她有各种不同的文件，她有时候根本不读她面前放的是什么。”
“好吧，那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了。”
“我亲爱的孩子，”富勒顿先生说，“对你最有利的只有两个事实，一是你是初犯，二是你是外国人，对英语并不精通。这样的话你可以被从轻发落——或者你可以，真的，缓刑察看。”
“哦，措辞。只是措辞不同而已。我会被关进监狱，永远出不来了。”
“你是在胡思乱想。”富勒顿先生说。
“那我还不如逃跑，如果我跑了，藏起来，就没有人能找得到我了。”
“一旦发出了逮捕令，你就会被找到的。”
“如果我够快的话就不会。如果我现在马上就走，如果有人帮我，我就能离开，离开英国。坐船或者坐飞机。我可以找人伪造通行证或者护照或者需要的任何东西。有人会帮我，我有朋友。有喜欢我的人，有人会帮我消失。这就是我需要的。我可以戴上假发，或者拄着拐棍儿走路。”
“听着，”富勒顿先生当时说很有威信地说，“我为你难过，我会给你推荐一位律师，他会尽全力帮助你。你不能希望借消失了事。那都是孩子话。”
“我有足够的钱。我攒钱了。”然后她接着说，“您已经尽力帮我了，是的，我相信。但是您不会做任何事情，因为法律——法律。但是有人会帮我。有人会。我会去一个没有人能找到我的地方。”
富勒顿先生想，果然没有人再找到她。他很好奇——是的，他非常好奇——她现在哪儿，或者可能在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