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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一开始即宣称“帝国政府在去年1o月9日的备忘录中曾向国民政府指出，在中国各地猖狂的排日运动，是作为贯彻国家政策的手段而行使的一种非武装的敌对行为，它在组织上和实际上都是在同国民政府的职能很难分清的国民党党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帝国政府要求国民政府不仅应制止党部及其所领导的各种排日团体的活动，并且要取缔其他的排日活动，为保护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和利益采取必要和有效的措施。其后，曾屡次向中国中央及地方当局反复说明上述要求，并提醒深加注意。”
在说明日方的立场之后，内容马上接到中方，“然而，国民政府没有接受帝国政府上述要求的诚意，甚至认为中国官民对帝国及其臣民的不法行为是爱国心的表现，反而采取鼓励的态度。因此，排日运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激烈。”
从他们布的这份声明就能看出，日方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中国政府纵容国民开展排日运动，才导致了双方关系恶化，责任全在中国！
但是，当时两国关系恶化的真相究竟如何？
这是一个先需要弄清的问题！
日本的这份声明完全是在避重就轻，甚至是颠倒是非，他们只谈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不满，却完全不谈他们在东北进行武装侵略一事！
在他们的眼中，只看得到自己的利益，根本不管中国人民的生命是否收到威胁，根本不管中国人民的财产是否收到损失，根本不管中国的领土是否收到侵略！
甚至在日本政府的眼中，中国人民应该对日本在东北开展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赶到高兴，因为那是他们对中国的“诚意”。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这场声明，是多么的恶心和强盗，这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民的蔑视，更是对国际舆论的公然欺骗！
除了这些意外，日方还对上海事变的起因经过也进行了编排，根据他们的“声明”称“特别在上海，抗日总会和其他各种排日团体最为猖狂，尤其是近日生了《民国日报》登载对日本皇室不敬的消息和杀伤日莲宗和尚的事件等等。自此以来，事态日趋恶化。”
“声明”所列举的两个事件，日本政府认为是中方引上海事变的直接原因！
但《民国日报》刊载朝鲜人对日本天皇行刺的消息，完全是一种正常的业务行为，日本方面却大做文章，最后甚至通过外交威胁的手段迫使该报停刊。其强行霸道的行为，早已越国际交往的惯例，成为中日关系恶化的祸根。
所谓“杀伤日莲宗和尚的事件”，那更是日本特务机关炮制的一个“杰作”。
实际情况却是1月18日，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与其助手川岛芳子唆使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等5人以“寒中修行”为借口，去三友实业社工厂门口活动，敲钟打鼓，四处窥探，还向厂内投掷石块。
这一起明显的挑衅行为，引起了该厂工人义勇军注意，出来查询。天崎启升等5人匆忙逃窜，在赵家宅附近被工人拦住盘问。
此时被川岛芳子事先雇用的打手化装成工人模样，混入义勇军中，对日本和尚大打出手，还用石块猛砸，造成一人死亡。
这是一起典型的嫁祸于中国工人的阴谋事件！这种行为是毫无疑问的贼喊捉贼！
这件事情在日本战败后也被田中隆吉坦白供认这是自己干的:“一个人被杀，两个人受伤。于是我想，这时候的确可以搞出点名堂来。”
于是进一步借题挥，扩大事态！
“当时上海有个日本青年同志会，就叫刚刚到上海来的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指挥这个团体，袭击了这个抗日色彩很浓的三友实业公司。我深信，这样一来，日华之间必然引起冲突。果然，以后日华之间的空气非常紧张。……形势逐渐恶化，到了1月28日晚上，6战队和十九路军生了冲突。”这段供述已把日本当局的阴谋和盘托出，日本政府“声明”的虚伪性也就彻底暴露无遗。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声明”的最后还表示了不准备扩大事态的态度“此次我国海军在上海方面的行动，和以往各国在该地屡次采取的实力行动相同，完全以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及其他我方权益为目的，别无他意。”
“我方对上海地区没有任何政治野心，自不待言”。这一态度使日本“十一人俱乐部”关于动一场“假战争”的谋略得到证实。
当时近卫文麿等人设想在上海动一场事变之目的是要转移国际视线。既然是“假战争”，那就是做个样子而已，不必作充分的军事准备，因此依靠海军的力量就可以了。
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一二八事变的爆是日本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事件，是他们为了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所做出的丑陋行径！
在这个事件当中，他们充分的利用了外交欺骗这门骗术，颠倒是非，黑白不分，愚弄所有人！
他们利用外交欺骗将自己伪装成了一个正义的受害者，却将中国抹黑为了一个抵制他国，破坏国际关系与和平，不遵守合作共赢战略的施害者！
如此肮脏恶心的策略也只有他们能够如此肆无忌惮的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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