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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桥贤治觉得自己的人生注定要跟“日美关系”这个复杂又扭曲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在他出生的那一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新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美军事同盟由此确立。新的安保条约，是美国用来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和战略部署的重要手段。而对于战后丧失了军队和外交的日本来说，条约如同一把沉重的保护伞。从此以后，在国际安全上完全仰仗于美国的军事保护的日本，逐渐扩大着在国际关系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但是却也从此走上了长达50年的依赖美日同盟的外交模式，在国际问题上处处受制于美国。由于日本一直在持续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加上战争遗留问题，日本始终无法被邻国信任，难以融入亚洲社会，在国际社会中也一直游离于“正常国家”之外。
昭和六十年50，二十五岁的三桥贤治进入外务省，成为了一名高级官僚。那个时候，对于“亲美”外交政策还无法深刻理解的他，首先体会到的却是日本为“亲美”付出的沉重代价。那一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即使是当时在技术上并不占有绝对优势的电子产品，也由于日本政府对垄断行为的宽容，而得以通过提高国内价格，来弥补低价倾销国外市场造成的损失。当时的水名集团，也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成功地登陆美国市场的。而当时的美国，却处在财政赤字与贸易逆差的漩涡之中难以自拔。对于美国来说，似乎最直接有效的药方，就是下调美元汇率，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状况。
昭和六十年51九月，美国、日本、前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在纽约的广场饭店签署广场协定。协议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下调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同时强迫日元和马克大幅度升值。广场协定揭开了日元升值的序幕，从昭和六十年到平成六年52的十年间，日元以平均每年百分之五的速度升值，股价和房价则以每年将近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长。而当时，日本年均GDP增幅只有百分之五左右，经济的泡沫已经膨胀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为了缩短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距离，平成元年53日本政府开始了货币紧缩政策，以遏制经济泡沫的膨胀。由此却导致了股价和房价大幅度下跌，银行形成大量坏账，日本经济进入了长达二十年的衰退期。
在三桥贤治从政的这十九年时间里，他始终站在与美国平等外交的梦想和民自党“从美外交”的现实的矛盾之中。身为民自党的干部，又有长达十年的驻美经验，三桥贤治深深体会到，在外交关系上对美国唯命是从的无可奈何。他知道，现在的日本想要彻底实现“正常国家化”，必须仰赖美国的支持。正因为此，纵使他内心有多么仇恨美国对于日本的控制和玩弄，表面上依旧是一个亲美的民自党外务省官员。
平成十六年54，是三桥贤治进入外务省的第十九年，也是他作为外交人员，在华盛顿大使馆工作的第七年。九月底的一天，他受邀出席了美国副国务卿为各国使馆人员举行的非正式晚宴。类似这样的社交活动每天都会在这个国家的首都举行无数次，不论是大学、公益团体、公司，还是政府从上到下各个部门，为了拓展人脉疏通关系扩大影响力，都频繁的以各种名目尽可能多的组织招待会。比起头衔名誉和广告，美国人更相信与对方直接接触时的直观感受。因此与什么人建立关系，选择什么样的合作伙伴，第一轮的筛选，往往就是在这种非正式场合的觥筹之间进行的。
虽说是副国务卿主持的晚宴，到场的又全是各国的高级外交官员，整个会场看上去却是热闹而闲适。在这个从来不在形式上强调等级关系，越是社会地位高的人，在社交场合上越会将谦卑当成风度的国家，你常常会吃惊的发现，刚才跟你愉快地大聊某一道菜肴的人，其实就是某位赫赫有名的教授，甚至是联邦法院的法官。
这些，都是在等级分明唯权威至上的日本社会中不可想象的事。在华盛顿的这七年时间里，三桥也逐渐习惯了与头衔比自己高的人平起平坐的交往方式。虽然对于美国他有太多看不惯的地方，但是这种社交方式，却是他作为一个日本人无比羡慕却又无能为力的。
宴会照常在主办者简短却满是幽默的开场白中开始了，三桥刚喝了一口手里的香槟，旁边就有人对他说道：“三桥先生，可以请您出去走走吗？”说话的是副国务卿的秘书泰勒。
三桥只在大脑内迟疑了两秒钟，就轻松地笑着说道：“当然。”
进入秋天，华盛顿迎来了一年气候最怡人的时节，傍晚的暮色照耀下，高远的天壁上是层层叠叠清澈的云。走在过了七点就安静沉寂下来的市区空气中，泰勒无关痛痒地跟三桥聊了几句棒球。等三桥手里的香槟喝得只剩一半了，泰勒说道：“不知道能否请三桥先生帮我一个忙？”
“请说。”
“希望贵国能够在化妆品出口的问题上作一点文章。”泰勒直截了当地说道。
“化妆品？”三桥笑了：“泰勒先生，美国每年的化妆品进口量中，日本化妆品连百分之五都不到，能有什么文章好作的。我看法国使馆的人今天应该也在场吧。”
“但是论价格，贵国的化妆品一旦大量出口美国，占领中低端市场只是时间问题。”
那就等到占领了你们的市场之后再说吧。三桥心中愤愤地想着，但是他并没有说出来。
“泰勒先生也未免太未雨绸缪了吧。”他说道。
“未雨绸缪是好事啊，三桥先生也不希望重蹈50年代纺织品问题的覆辙吧。”泰勒说道：“等到贵国的企业已经将资金投入到出口这一块之后再去限制，损失的可是贵国企业的利益。”
三桥没有说话，即使在日美关系问题上摸爬滚打了七年，早已习惯在华盛顿和永田町之间面面俱圆地处理各种荒唐事物，对于美国在众多问题上毫不讲理的嘴脸也见怪不怪，但此时的他依旧很想对着眼前这位副国务卿的秘书破口大骂。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成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在1995年取而代之的世界贸易组织，是贸易大国为了降低关税减少贸易摩擦，而互相对彼此承诺低关税零歧视待遇的贸易协议。昭和三十年代55，日本的纺织品大量出口美国，优秀的品质加上低廉的价格，“一美元衬衫”几乎占领了大半个美国衬衫市场。然而贸易为进口国民众带来的经济利益，永远不及它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来的直观。在进口纺织品的冲击下，大量的美国纺织品企业破产倒闭，失业工人的数量急剧增加。白宫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要求限制日本纺织品进口的强大压力。然而，作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创始国之一的美国，自然懂得要在表面上保持自身“倡导自由贸易”的形象。它既不愿意通过提高关税，更不想通过立法设立苛刻条件，来阻止纺织品进口。它所采取的，是要求日本自主限制纺织品出口的手段。为了强迫日本接受这项要求，美国把日本作为战败国最渴望得到的，国际安全上的保护作为了要挟的筹码。
自主限制出口，摧毁了无数正在扩大生产规模的纺织品企业，美国的经济和失业问题，被毫不留情地转嫁到了日本企业身上。作为一个外交人员，这一段历史在三桥眼里毫无疑问是一道丑陋的伤疤。他没有想到50年后的今天，这段耻辱会以这种方式在他面前重现。可是三桥深知，对于美国向来强硬又无理的要求，不要说他这样一个小小的外交官了，就连内阁也无法轻易说不。
“泰勒先生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拜托给我呢？”他说道：“找经产省的人谈不是更直接吗？”
“据我了解，三桥先生与现任经产省大臣佐野先生的关系不错。”泰勒暗示道。
三桥没有立刻否认。泰勒随即说道：“对于三桥先生的帮助，副国务卿会亲自道谢的。”
刚才还在体内翻滚的愤怒的热浪，瞬间被浇灭了，三桥动摇了起来。内心的天平上，一边是理想主义的热情一边是功利主义的现实，一时间他竟不知道如何权衡。他没有立即答复泰勒，只说需要时间考虑。但是潜意识里他知道，自己已经做出了选择。
几个月之后，趁新年假期回国拜访的三桥，见到了当时的经产省大臣佐野太郎。正如泰勒所说，三桥与佐野的关系非常密切。佐野与三桥的母亲曾是高中同学，后来与三桥家一直走得很近，三桥贤治出生的时候，他更是将三桥认为义子。只是这一段关系，在永田町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佐野家在港区内一幢可以看到东京湾的幽静别墅中。因为是新年的关系，前来拜访的各个省厅的车辆络绎不绝。三桥站在二楼的书房往下看了看，说道：“实在是抱歉，在您这么忙的时候来打扰您。”
“你在说些什么啊，”佐野挥了挥手说道：“那些不过是每年的例行公事，根本不用理会。”
“大臣，关于之前我提过的那件事……”三桥走回到沙发边，坐下后说道。
“贤治，你真是给我出了一道大难题啊。”佐野说道，却也没有责怪三桥的意思。
“正如我之前说的，经产省只需要调整一下企业补贴计划，把原来准备给轻工业产品的补贴额降低，就可以达到目的。并不需要真的直接限制出口。”
“我明白你的意思，现在如此的不景气，永田町也没有哪个人会愚蠢到去限制出口。”佐野叹了口气：“但是调整补贴计划，牵涉到太多人的利益，不是说办就能办到的。”
“但是国内的轻工业，早已经成熟到不需要任何政府补贴了啊。”
“这个不是成熟不成熟的问题，而是牵扯到的利益问题。”佐野说道：“所以我说你还太年轻。”
“大臣，内阁最近不是在鼓励高端钢材产品的开发吗？比起轻工业，那一块应该更需要财政扶持吧。”
“主要是现在省内反对的声音很大，”佐野没有直接回答三桥的话，他继续说道：“我并不是不支持你的主张。”
“是那位叫做谷协俊介的事务次官吗？”三桥说道：“我知道大臣您一直很看好他。”
“贤治，这件事我再考虑考虑。”佐野说道。
对于三桥贤治来说，那是唯一的一次，他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外交人员的道德动摇了。而那唯一的一次动摇，却最终为他换来了大使的头衔。一年后也就是平成十七年56，三桥贤治被外务省任命为驻美大使。而日本出口美国的化妆品，在那之后始终保持在不到美国进口总量百分之五的水平。这件事让三桥在经产省内落下了相当坏的名声，对他颇有微词的人不在少数，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谷协俊介。三桥贤治并不是内心毫无愧疚，但是他知道，如果同样的事情再发生一次，他依旧会选择自己的仕途。他不知道的是，同样事情居然真的再次发生，并且就在两年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