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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高为先生在电话里说要编一套丛书，约我自选一种。对于丛书，我有一种近乎恐惧的心理，因为不知道自己将被编入怎样的组织之中。当然这是可笑的。思想和文字，说到底具有私人性质，无法混同于他人。犹豫之际，闪电似的掠过种种自私的打算；其中之一是，从前发表的文稿多蒙了斧锯之灾，希望趁此机会，可以尽量地恢复原先的面貌。
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事情了。记得“清污”期间，我有一个诗集在工厂里排印，因遭本人挨批之累，被临时撤下来重新加以审查。待到宣布可以出版，已经砍去多篇；在侥幸存留的篇什里，也有个别全然不见了尾巴的。最荒诞者，就是这类操刀的事情，有些竟由我亲自去做。一如白居易所叙的折臂翁的故事。对个人——既是损害者，又是被损害者——来说实在意义非小，可堪回首。及后编书作文，也还常常遇到这种情形，只是程度不等罢了。去年为沪地出版的一套译著做的序文，便几乎被砍掉了所有关于知识分子批判的内容，改动之处也弄得不明不白，毫不顾及“上下文”，有的竟至于词句不通或者意义相反。不忍卒读之余，曾经在电话里抗议过一回，没法子想，只好尝试着将原文寄至豫地的一家杂志社去。回想起来，当时好像颇有点诉讼的味道，状纸呈到衙门去以后，便一心等待着冤情大白于天下的一天。不出两个月，文章居然一字不易地全给登出来了。
真个是“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标准在哪里呢？如果说文字果真存在什么危险的性质的话，那么，为什么更换了一批眼睛，审视的结果竟会是如此可靠安全？可见我们写在宪法上的“出版自由”，其界限，确乎比拥有审查资格的诸公的尺码要宽泛得多。
再过两个年头，据说将是二十一世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算起，一部出版史，也不算十分久远。以世纪论，尚不过简单的两位数，然而世事毕竟经过了许多回旋，积累得一定的进步了。别的不说，至少像“反胡风”和“反右”那样驱浩浩荡荡百十万之众的一幕，想当不会重演的吧？“思想”这东西，曾经使多少人万劫不复，今天却可以制作成商品，摆到书架子上稳稳当当地卖钱。而这，对于所谓的“思想者”，倒也不失为一种幸福。
编书的事就这样应承下来了。
1998年末梢，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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