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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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说到这里,我就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深入浅出的问题。提到深入,我们总以为要用深奥的、不好懂的语言才能说出很深的道理。其实,文艺工作者的本事就是用浅显的话,说出很深的道理来。这就得想办法。必定把一个问题想得透彻了,然后才能用普通的、浅显的话说出很深的道理。我们开国时,毛主席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经过了多少年艰苦的革命过程,现在人民才真正当家作主。这一句说出了真理,而且说得那么简单、明了、深入浅出。
第八,我们要说明一下,口语不是照抄的,而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举一个例子:唐诗有这么两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都没有一个生字。可是仔细一想,真了不起,它把大沙漠上的景致真实地概括地写出来了。沙漠上的空气干燥,气压高,所以烟一直往上升。住的人家少,所以是孤烟。大河上,落日显得特别大,特别圆。作者用极简单的现成的语言,把沙漠全景都表现出来了。没有看过大沙漠,没有观察力的人,是写不出来的。语言就是这样提炼的。有的人到工厂,每天拿个小本记工人的语言,这是很笨的办法。照抄别人的语言是笨事,我们不要拼凑语言,而是从生活中提炼语言。
语言须配合内容:我们要描写一个个性强的人,就用强烈的文字写,不是写什么都是那一套,没有一点变化,也就不能感动人。《红楼梦》中写到什么情景就用什么文字。文字是工具,要它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老是那一套。《水浒》中武松大闹鸳鸯楼那一场,都用很强烈的短句,使人感到那种英雄气概与敏捷的动作。要像画家那样,用暗淡的颜色表现阴暗的气氛,用鲜明的色彩表现明朗的景色。
其次,谈谈对话。对话很重要,是文学创作中最有艺术性的部分。对话不只是交代情节用的,而要看是什么人说的,为什么说的,在什么环境中说的,怎么说的。这样,对话才能表现人物的性格、思想、感情。想对话时要全面的、“立体”的去想,看见一个人在那儿斗争,就想这人该怎么说话。有时只说一个字就够了,有时要说一大段话。你要深入人物心中去,找到生活中必定如此说的那些话。沉默也有效果,有时比说话更有力量。譬如一个人在办公室接到电话,知道自己的小孩死了,当时是说不出话来的。又譬如一个人老远地回家,看到父亲死了,他只能喊出一声“爹”,就哭起来。他决不会说:“伟大的爸爸,你怎么今天死了!”没有人会这样说,通常是喊一声就哭,说多了就不对。无论写什么,没有彻底了解,就写不出。不同那人共同生活,共同哭笑,共同呼吸,就描写不好那个人。
我们常常谈到民族风格。我认为民族风格主要表现在语言上。除了语言,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表现它呢?你说短文章是我们的民族风格吗?外国也有。你说长文章是我们民族风格吗?外国也有。主要是表现在语言上,外国人不说中国话。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表现的东西有民族风格,一本中国书译成外文就变了样,只能把内容翻译出来,语言的神情很难全盘译出。民族风格主要表现在语言文字上,希望大家多用工夫学习语言文字。
第二部分:回答问题。
我不想用专家的身份回答问题,我不是语言学家。对我们语言发展上的很多问题,不是我能回答的。我只能以一个写过一点东西的人的资格来回答。
第一个问题:怎样从群众语言中提炼出文学语言?这我刚才已大致说过,学习群众的语言不是照抄,我们要根据创作中写什么人,写什么事,去运用从群众中学来的语言。一件事情也许普通人嘴里要说十句,我们要设法精简到三四句。这是作家应尽的责任,把语言精华拿出来。连造句也是一样,按一般人的习惯要二十个字,我们应设法用十个字就说明白。这是可能的。有时一个字两个字都能表达不少的意思。你得设法调动语言。你描述一个情节的发展,若是能够选用文字,比一般的话更简练、更生动,就是本事。有时候你用一个“看”字或“来”字就能省下一句话,那就比一般人嘴里的话精简多了。要调动你的语言,把一个字放在前边或放在后边,就可以省很多字。两句改成一长一短,又可以省很多字。要按照人物的性格,用很少的话把他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而不要照抄群众语言。先要学习群众语言,掌握群众语言,然后创作性地运用它。
第二个问题:南方朋友提出,不会说北方话怎么办呢?这的确是个问题!有的南方人学了一点北方话就用上,什么都用“压根儿”,以为这就是北方话。这不行!还是要集中思考你所写的人物要干什么,说什么。从这一点出发,尽管语言不纯粹,仍可以写出相当清顺的文字。不要卖弄刚学会的几句北方话!有意卖弄,你的话会成为四不像了。如果顺着人物的思想感情写,即使语言不漂亮,也能把人物的心情写出来。
我看是这样,没有掌握北方话,可以一面揣摩人情事理,一面学话,这么学比死记词汇强。要从活人活事里学话,不要死背“压根儿”、“真棒”……。南方人写北方话当然有困难,但这问题并非不能解决,否则沈雁冰先生、叶圣陶先生就写不出东西了。他们是南方人,但他们的语言不仅顺畅,而且有风格。
第三个问题:词汇贫乏怎么办?我希望大家多写短文,用最普通的文字写。是不是这样就会词汇贫乏,写不生动呢?这样写当然词汇用的少,但是还能写出好文章来。我在写作时,拚命想这个人物是怎么思想的,他有什么感情,他该说什么话,这样,我就可以少用词汇。我主要是表达思想感情,不孤立地贪图多用词汇。我们平时嘴里的词汇并不多,在三反五反时,斗争多么激烈,谁也没顾得去找词汇,可是斗争仍是那么激烈,可见人人都会说话,都想一句话把对方说低了头。这些话未见得会有丰富的词汇,但是能深刻地表达思想感情。
我写东西总是尽量少用字,不乱形容,不乱用修辞,从现成话里掏东西。一般人的社会接触面小,词汇当然贫乏。我觉得很奇怪,许多写作者连普通花名都不知道,都不注意,这就损失了很多词汇。我们的生活若是局限于小圈子里,对生活的各方面不感趣味,当然词汇少。作家若以为音乐、图画、雕塑、养花等等与自己无关,是不对的。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哪里来的词汇?你接触了画家,他就会告诉你很多东西,那就丰富了词汇。我不懂音乐,我就只好不说;对养花、鸟、鱼,我感觉兴趣,就多得了一些词汇。丰富生活,就能丰富词汇。这需要慢慢积蓄。你接触到一些京戏演员,就多听到一些行话,如“马前”“马后”等。这不一定马上有用,可是当你写一篇文章,形容到一个演员的时候,就用上了。每一行业的行话都有很好的东西,我们接触多了就会知道。不管什么时候用,总得预备下,像百货公司一样,什么东西都预备下,从留声机到钢笔头。我们的毛病就是整天在图书馆中抱着书本。要对生活各方面都有兴趣;买一盆花,和卖花的人聊聊,就会得到许多好处。
第四个问题:地方土语如何运用?
语言发展的趋势总是日渐统一的。现在的广播,教科书都以官话为主。但这里有一个矛盾,即“一般化的语言”不那么生动,比较死板。所以,有生动的方言,也可以用。如果怕读者不懂,可以加一个注解。我同情广东、福建朋友,他们说官话是有困难,但大势所趋,没有办法,只好学习。方言中名词不同,还不要紧,北京叫白薯,山东叫地瓜,四川叫红苕,没什么关系;现在可以互注一下,以后总会有个标准名词。动词就难了,地方话和北方话相差很多,动词又很重要,只好用“一般语”,不用地方话了。形容词也好办,北方形容浅绿色说“绿阴阴”的,也许广东人另有说法,不过反正有一个“绿”字,读者大致会猜到。主要在动词,动词不明白,行动就都乱了。我在一本小说中写一个人“从凳子上‘出溜’下去了”,意思是这人突然病了,从凳上滑了下去,一位广东读者来信问:“这人溜出去了,怎么还在屋子里?”我现在逐渐少用北京土语,偶尔用一个也加上注解。这问题牵涉到文字的改革,我就不多谈了。
第五个问题:写对话用口语还容易,描写时用口语就困难了。
我想情况是这样,对话用口语,因为没有办法不用。但描写时也可以试一试用口语,下笔以前先出声地念一念再写。比如描写一个人“身量很高,脸红扑扑的”,还是可以用口语的。别认为描写必须另用一套文字,可以试试嘴里怎么说就怎么写。
第六个问题:“五四”运动以后的作品——包括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在内——一般工农看不懂、不习惯,这问题怎么看?
我觉得“五四”运动对语言问题上是有偏差的。那时有些人以为中国语言不够细致。他们都会一种或几种外国语;念惯了西洋书,爱慕外国语言,有些瞧不起中国话,认为中国话简陋。其实中国话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很明显,有些外国话中的“桌子椅子”还有阴性、阳性之别,这没什么道理。中国话就没有这些罗里罗嗦的东西。
但“五四”传统有它好的一面,它吸收了外国的语法,丰富了我们语法,使语言结构上复杂一些,使说理的文字更精密一些。如今天的报纸的社论和一般的政治报告,就多少采用了这种语法。
我们写作,不能不用人民的语言。“五四”传统好的一面,在写理论文字时,可以采用。创作还是应该以老百姓的话为主。我们应该重视自己的语言,从人民口头中,学习简练、干净的语言,不应当多用欧化的语法。
有人说农民不懂“五四”以来的文学,这说法不一定正确。以前农民不认识字,怎么能懂呢?可是也有虽然识字而仍不懂,连今天的作品也还看不懂。从前中国作家协会开会请工人提意见,他们就提出某些作品的语言不好,看不懂,这是值得警惕的,这是由于我们还没有更好地学习人民的语言。
第七个问题:应当如何用文学语言影响和丰富人民语言?
我在三十年前也这样想过:要用我的语言来影响人民的语言,用白话文言夹七夹八的合在一起,可是问题并未解决。现在,我看还是老老实实让人民语言丰富我们的语言,先别贪图用自己的语言影响人民的语言吧。
第八个问题:如何用歇后语。
我看用得好就可以用。歇后语、俗语,都可以用,但用得太多就没意思。《春风吹到诺敏河》中,每人都说歇后语,好像一个村子都是歇后语专家,那就过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