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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夏天，我辗转颠簸于华盛顿、北京、长沙和纽约之间，切肤承受着，由时差、气候、语言和族群的巨大差异，给生存状态带来的责问和不安。这种责问与不安，从大学时期开始，就一直伴随着前行的脚步。如同被时间催促着，慌忙之中便认定了，答案必定在前方的某处。而现在没能找到，一定是因为自己走得还不够远。“地平线的尽头，是否就是足够远的地方呢？”写下这个故事之前，我是这样问自己的。
而现在我认为，这个问题无解。因为题干本身，就已经过于任性和理想主义。在生活面前，显得如此的幼稚和无力。
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纽约，恰巧赶上了纽约多年不遇的高温天气。临时住所的狭小房间里没有空调，小说的很多情节，都是在身体快要融化的状态中，闪现出来的。我实习的地方，在曼哈顿下城区，而住所，在皇后区。因此，每天都会在来回的地铁上花费大量时间。唯一能够做的事情，便是阅读。网购回的很多日文小说，由于只能依据简单的介绍做出选择，并不是每一个故事都那么讨人欢心。但是，却也足够通过阅读它们，暂时将自己与周围的嘈杂拥挤隔离开来。常常惊觉之后抬头，发现门外已是目的地月台。
白天的工作，是纠结于一切对法律定义的技术性曲解和社会性辩解当中。一个案子进行到最后，早已脱离了深陷其中的当事人，忘掉了寄托在里面的利益。留下的，只是如何把一个理论，一个理由，狡辩得让对方无话可说。生存之艰辛，境遇之坎坷，在旁人眼里，都是隔岸风景。即使演绎得再惊心动魄，得到的回应也不过是无奈和同情。唯独留下矛盾与不解，供自己消化。而不论是大隐于市，还是曲高和寡，都有无法摆脱的平凡和无法回避的失败。生活极少给于辩解和挣扎的可能。所能做的，也只是在坦然接受和固执抗争中，做两难选择。
这个夏天，在大都会博物馆里耗掉了太多的时间。流连在公元前雅典的陶器壁画，亚历山大时期的青铜盔甲，罗马帝国的雕塑建筑之中。然后从拜占庭和塞浦路斯，沿着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文化，往上进入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和十八世纪开始的极尽奢华。欧洲历史是一条有迹可循的大路，一路往回就能体会到俯瞻世界的兴奋。而埃及文化是从未照面也不知身份的陌生人，只能站在它面前目瞪口呆，任凭话凉在嘴边，就是说不出来。但是，他们都很壮丽迷人。因为，他们是平行世界里的天堂。
博物馆里最大的展示厅，面朝中央公园的一整面墙都是玻璃。外面的绿生机勃勃。展厅内有一座完整的古埃及寺庙，是当年埃及政府馈赠给美国的礼物。为了感谢美国在修建阿斯旺水坝时，为搬迁拉姆西斯二世神殿做出的贡献。寺庙只占了大厅不到一半的面积，但是整个大厅都给了他。
常常在那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看着苍老的褐黄色外壁上，整齐诡异的雕刻图案。那是千年前的某一天，某群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的人，一毫一厘打磨出来的作品。是真实的故事，是被尼罗河水抚摸，被炎热风沙磨砺过的历史。说的人早已不在，而故事残存。
对于我来说，小说有着同样的功能。是另一个平行世界。内心对于这个世界的疑问，却能够在那个世界里坦白。而自己写的故事，是照着镜子自省。用一种隐晦孤独却固执倔强的方式，将自己的残缺和窝囊照得一清二楚。可每一段自省，都是一个虚假的结束和另一个虚假的开始。因为前路的高低起伏无法抗拒地循环反复着，没有起点更没有终点。任凭你娇贵，不容你娇贵。
五月初在杜勒斯国际机场的候机室里，敲下小说的第一字。这期间，由于初衷只是“自娱”，对于写作也着实手生，一度没有了坚持下去的理由（这么看来，我对于问题的答案，也并非如自己所想的那么执着）。但是，董晓每日如催稿一般的“下一章呢”，在后期，成为了我最直接的动力。经过北京和长沙的短暂辗转，纽约夏日的漫长白昼，最后在华盛顿的夏末干燥空气里，终于是结束了。问题的答案依旧是没有的，自己反倒不再疑惑。
那些缠绕如藤蔓一般的形而上，就让它们留在平行世界里好了。在现世，我们也只能脚踏实地的，去磨生活中的每一寸平淡与繁琐。矜矜业业地折磨自己，也许就是自己在某一个瞬间，得以逃到那个世界里去的借口。
我想，面对生命中诸多无法跨越的障碍，和无法释怀的失败，我们还是要知难而进的。因为，没有什么比坐以待毙，更加让人绝望不安的了。我一直在逃，却也一直在战斗。而在那个世界里，水名来岛从来没有逃跑过。哪怕他的结局，在一开始就没有了悬念。
这么说来，“小说”还是很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