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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了很久要怎么开始，因为既然小说写完了，该说的早已在作品里全部说完。是的，是的我知道，距离上一本长篇小说出版，已经过去了四年。太久了，久到身边所有人都开始用一种怒其不争的眼神看着我——我倒不是给自己的拖延症找借口（这句话可能不大可信），只不过，逐渐觉得，其实我写或不写，好像并没有那么重要。
人或多或少都会被自己的职业改变，乃至塑造——而我觉得，“写作”带给人最致命的东西，就是一个写作者会日益过分看重，甚至过分看重自己的存在感，通俗地说，就是越来越拿自己当回事，进而错觉自己是宇宙中心。既然“表达”已经成为核心的谋生手段，那么生活中时时刻刻会形成写作时那种“我想”“我觉得”的思维习惯——一篇文章以自身的感受为核心运转是没错的，可是，当自身的感受被当成了维持整个世界运转的原动力，那真是件令旁人尴尬的事——所谓“心外无物”，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虽然我对写作这件事的热爱从未改变，可是对于“作家”这个职业身份，却是越来越厌倦了。
这种时候，我会想起童年时代的一部动画片。普通女孩在紧要关头会变身成为超级女英雄希瑞，她拔出宝剑，向着苍穹深处呐喊一声：赐予我力量吧——剩下的事情就不用观众操心了。她自然所向披靡。我知道这是一个暴露年龄的回忆，但是——“赐予我力量吧”，我常常像是开玩笑那样在心里对自己这么说，在我不清楚方向的时候，在我不确定还有没有更糟糕的事等我的时候。四年来，人生经历过很大的变化，可是，剧变之后，世界运转如常，往日内心深处的台风海啸，不过是种不高明的修辞。我像是恍了神，置身事外地站在阳台上，像凝视日出一样凝视自己的人生，没有感情也毫无感慨，只是当最绚烂的霞光消失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刚刚消散的，是我的青春。太阳自然会照常升起，可是明天此时，站在这里看日出的那个生命体，已经不会是我。天道如此，无须多言。
然后，我就写了这本小说。我想此刻的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可能跟过去有点不同。至少我已理解，面对自己的作品，有时候“无情”是必须的。二〇一五年的某个深夜或者凌晨，机场高速上只有寥寥几辆车，电台突然播放了一首新歌，那是一个我曾经很喜欢的歌手，我已有好几年不知道他有什么新的作品。车灯照亮了眼前的一小段路面，我听见他唱到一句：“敬这无言以对的时刻。打烊了，该走了。”于是我突然有了个念头：我要写一个爱情故事。一个关于当下的，北京的，成年人之间的爱情故事。篇幅不用太长，就当是休息一下也好——所谓的“休息一下”自然是无稽之谈，写“当下”要比写“明朝”还困难，我有时候犹豫不决，有时候放下它去做别的事情，有时候又想着干脆放弃另起炉灶算了——就在这种无效率的反复中，这部小说总算是写完了。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一个关于成功的故事，“成功”同样是一种幻象，因为“成功”与“功成名就的人”这二者之间的差别，非常大。这也是一个关于“爱情”与“成功”一同幻灭的故事——到此为止，我不想变成那种我鄙视的作者。
当我终于意识到我内心里的那个世界与坚硬的外部世界截然不同，写作就真正成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打个比方说，你也许不会天天焚香沐浴地祭拜自己的心脏或者肝脏，但你当然知道你不能没有它们。有句话我想告诉我的读者们：我没能成为当初以为自己必将成为的那种作家，真的很抱歉。但是，这一本书，诚实地讲，我写给你们，因为我用了十七万字，只是想写出来那一点点的无以言表，我希望能让你们高兴。
感谢我的朋友王肇辉先生，在我动笔之前耐心地为我科普了很多相关的背景知识；感谢我的朋友魏玲小姐，我因为一篇时尚杂志上的精彩特稿记住了她的名字，然后非常厚脸皮地拜托另一位朋友介绍我们认识，初次见面我就问她可否不定期地帮我试读这部作品，随时提出硬伤或者逻辑缺陷，她没有任何犹豫地同意了——直到今天，我们聊天都很少分享彼此的生活，可是这部小说的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我们二人深刻的讨论，传说中可遇不可求的君子之交，指的就是这个了。
在我敲下这篇后记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好奇地凑过来，用软软的小手指戳戳屏幕，被我制止以后，认为妈妈是个坏人。这个柔软晶莹的小家伙，就是过去四年里导致我人生巨变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她的存在，就算对“作家”这个身份已经充满了怀疑，作为一个“人”，我却前所未有地确定，我是谁，我该做什么。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在她头发之间，与睫毛边缘，我在心里静静地对那缕微妙的阳光说：
赐予我力量吧。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