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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在伊拉克尤其如此。这里没有奥马哈海滩[17]或维克斯堡战役[18]那种一锤定音的胜利，甚至也没有阿拉莫战役[19]那样标志性的惨败。那些被推倒的萨达姆塑像或许还值得一提，但也是好几年前的旧事了。我记得康多莉扎·赖斯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2005年至2009年在布什内阁中任美国国务卿。曾宣称军事行动无需动用民政部门与警察部队。“我们不需要第82空降师，”她说，“来护送孩子们上幼儿园。”然而，二〇〇八年我到伊拉克时，第82空降师正在提克里特附近搭建温室。这是一个考验勇气的陌生世界，而作为一名外事官员，我的任务是深入其腹地，领导一支军队下属的区域重建工作组。
在塔吉营[20]下飞机时，我有些忐忑，不仅忧虑前途凶险，还担心自己能否胜任。从战争一开始我就不相信这场战争，但我信任政府公职。我也清楚：驻伊经历有益于职业生涯。我将领导的这支队伍在伊拉克已有时日。我是他们中间唯一的外事官员，但我的全部经验仅限于大学几个暑假在亚拉巴马州“国际仁人家园”[21]的实习。我不觉得那会有所帮助。
理论上，我的同事都是专业人士出身。走下直升机时，我看见一个魁梧的男人举着一张纸，上面潦草地写了我的名字。我迎上前去，他的目光令我不安。我担心在他眼中自己不过是个骗子，是个战地游客。
没想到举牌子那人——鲍勃，工作组中唯一当过兵的——满不在乎地告诉我，自己加入重建工作组完全是一时兴起。他领着我走向工作组的尼桑皮卡，一路上都在自嘲，似乎他那种无所谓的态度是件可笑的事。“我从没干过类似的工作，”他说，“我有心脏杂音，所以对通过体检没抱任何希望。谁知根本就没有体检，连面试也免了。他们只是看了我的简历就打来电话，通知我被雇用了。”
很快我就听出来，鲍勃对于伊拉克战争持一种存在主义的观点。我们之所以在伊拉克打仗，是因为我们在伊拉克打仗。他不追问原因，也不奢望能有所作为。他唯一在乎的是二十五万美金的年薪和三次带薪假。
“辛迪是这场战争的信徒，”鲍勃在驱车前往工作组办公室的路上说，“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战争。全是主日学校[22]那一套。你可得小心她。”
“她负责什么？”
“她是妇女扶助计划的顾问，”鲍勃说，“也曾是国内一所地方学校的董事。谁知道在哪儿？堪萨斯还是爱达荷什么的。她负责我们的妇女商业协会，此外她正在启动一个援助寡妇的农业项目。”
“她懂种地？”我感兴趣地问。
“一窍不通，但我教会她使用谷歌搜索。”
他把车停在一处简陋的胶合板棚屋外，告诉我这就是办公室。进了屋，里面有两个房间、四张桌子、一大串插线板，一个五十多岁的瘦小女人正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
“一加仑牛奶要挤二百五十下！”她惊呼道。
鲍勃朝我作出“谷歌”的口形。然后他大声说：“辛迪，我们大无畏的领导到了。”
“哎哟，”她从椅子上跳起来，走过来和我握手，“很高兴见到你。”
“我听说你在做一个农业项目。”我说。
“还有一个诊所，”她说，“做起来很艰难。但这是这里的女人真正需要的。”
我四下打量着房间。
“空桌子都可以用，”鲍勃说，“史蒂夫用不着他的了。”
“谁是史蒂夫？”我说。
“我们召来的另一个合同工。”辛迪说，她摆出一副难过的表情，“他来的第一天就重伤了。”
“第一天？”我说。我看了看里屋那张空荡荡的桌子。我想，这里毕竟是战区。每个人都有死亡和残疾的危险。
“在塔吉营落地的时候，”鲍勃坏笑着说，“他以动作电影里的姿势从黑鹰直升机里跳下来，好像在躲避机枪子弹，结果一落地脚踝就骨折了。”
等我安顿下来，鲍勃向我介绍了工作区的概况，然后把我带到办公室的大幅地图前，分区域进行讲解。
“我们在这里，”他指着塔吉营说，“东边是底格里斯河。河西岸有些古代宫殿，另一边是农田。种的是果树。橙子、柠檬，还有那种怪异的水果，叫什么来着？”
“石榴？”我说。
“不是。我喜欢石榴。那个东西……”他摆摆手，做了个鬼脸，然后指向地图上底格里斯河的西岸，“这个地区全是逊尼派，所以萨达姆当政的时候他们日子很好过。这个地区相对没那么穷。”
“相对没那么穷？”我说。
“一直到高速公路。多佛路，”鲍勃指着一条南北走向的路说，“那是分界线。路西侧是逊尼派，东侧是贫民窟、荒地，和一小块运河灌溉的农田。”他指向从底格里斯河分出的一条蓝色细线，它构成了地图的南部边界。“除此之外基本再没有农田。这里有家水处理厂，”他指着图上孤悬在道路以外的一个黑点，“再往东有个炼油厂，然后这里是伊斯塔尔加尔联合安保站。”
“联合安保站？”我说，“你是说有伊拉克部队驻守。”
“国家警察，”他说，“加上我们战斗旅的两个连。逊尼派警察待在逊尼派这边，什叶派的待在什叶派那边，但国家警察两边都管。”
“国家警察什么样？”我说。
“他们是什叶派的敢死队。”他坏笑道。
“哦。”
“运河南面是萨德尔城。没人去那儿，除非是美军特种部队要追杀谁。伊斯塔尔加尔是我们的工作区内离萨德尔最近的安保站。”
我抬头看着地图。“国际开发署说百分之三十的人口应该从事农业。”我说。
“是的，”鲍勃答道，“但自从我们废弃伊拉克原有的国营工业后，整个系统就崩溃了。”
“妙极了。”我说。
“那可不是我的想法，”鲍勃说，“我们用市场经济原理改造了农业部，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开始四处埋炸弹。”
“好吧。”我说。“但这个地区，”我指着什叶派聚居区说，“需要灌溉用水。”
“多佛路以西也需要，”他说，“灌溉系统需要维护，现在基本没人管。”
我敲了敲那个代表水处理厂的黑点：“这家厂在运转吗？”
鲍勃笑了：“几年前我们在上面投了一百五十万美元的第二期伊拉克救助重建基金。”
“结果呢？”
“不知道，”鲍勃说，“不过总工程师一直想和我们开个会。”
“太好了，”我说，“那我们去见他。”
鲍勃摇摇头，翻了个白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