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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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作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商报》连载。回想十多年前《香港商报》副刊编辑李沙威兄对这篇小说的爱护和鼓励的殷殷情意,而他今日已不在人世,不能让我将这修订本的第一册书亲手送给他,再想到他那亲切的笑容和微带口吃的谈吐,心头甚感辛酸。
《射雕》中的人物个性单纯,郭靖诚朴厚重、黄蓉机智狡黠,读者容易印象深刻。这是中国传统小说和戏剧的特征,但不免缺乏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大概由于人物性格单纯而情节热闹,所以《射雕》比较得到欢迎,曾拍过粤语电影,在泰国上演过潮州剧的连台本戏,目前香港在拍电视片集;曾译成了暹罗文、越南文、马来文(印尼);他人冒名演绎的小说如《江南七侠》、《九指神丐》等等种类也颇不少。但我自己,却觉得我后期的某几部小说似乎写得比《射雕》有了些进步。
写《射雕》时,我正在长城电影公司做编剧和导演,这段时期中所读的书主要是西洋的戏剧和戏剧理论,所以小说中有些情节的处理,不知不觉间是戏剧体的,尤其是牛家村密室疗伤那一大段,完全是舞台剧的场面和人物调度。这个事实经刘绍铭兄提出,我自己才觉察到,写作之时却完全不是有意的。当时只想,这种方法小说里似乎没有人用过,却没有想到戏剧中不知已有多少人用过了。
修订时曾作了不少改动。删去了一些与故事或人物并无必要联系的情节,如小红鸟、蛙蛤大战、铁掌帮行凶等等,除去了秦南琴这个人物,将她与穆念慈合而为一。也加上一些新的情节,如开场时张十五说书、曲灵风盗画、黄蓉迫人抬轿与长岭遇雨、黄裳撰作《九阴真经》的经过等等。我国传统小说源于说书,以说书作为引子,以示不忘本源之意。成吉思汗的事迹,主要取材于一部非常奇怪的书。这部书本来面目的怪异,远胜《九阴真经》,书名《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一共九个汉字。全书共十二卷,正集十卷,续集二卷。十二卷中,从头至尾完全是这些叽哩咕噜的汉字,你与我每个字都识得,但一句也读不懂,当真是“有字天书”。这部书全世界有许许多多学者穷毕生之力钻研攻读,表了无数论文、专书、音释,出版了专为这部书而编的字典,每个汉字怪文的词语,都可在字典中查到原义。任何一个研究过去八百年中世界史的学者,非读此书不可。
原来此书是以汉字写蒙古话,写成于一二四o年七月。
“忙豁仑”就是“蒙古”,“纽察”在蒙古话中是“秘密”,“脱必赤颜”是“总籍”,九个汉字联在一起,就是《蒙古秘史》。此书最初极可能就是用汉文注音直接写的,因为那时蒙古人还没有文字。这部书是蒙古皇室的秘密典籍,绝不外传,保存在元朝皇宫之中。元朝亡后,给明朝的皇帝得了去,于明洪武十五年译成汉文,将叽哩咕噜的汉字注音怪文译为有意义的汉文,书名《元朝秘史》,译者不明,极可能是当时在明朝任翰林的两个外国人,翰林院侍讲火原洁、修撰马懿亦黑。怪文本(汉字蒙语)与可读本(汉文译本)都收在明成祖时所编的《永乐大典》中,由此而流传下来。明清两代中版本繁多,多数删去了怪文原文不刊。
《元朝秘史》的第一行,仍是写着原书书名的怪文“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起初治元史的学者如李文田等不知这九字怪文是甚么意思,都以为是原作者的姓名。欧阳锋不懂《九阴真经》中的怪文“哈虎文钵英,呼吐克尔”等等,那也难怪了。
后来叶德辉所刊印的“怪文本”流传到了外国,各国汉学家热心研究,其中以法国人伯希和、德国人海涅士、苏联人郭增、日本人那河通世等致力最勤。
我所参考的《蒙古秘史》,是外蒙古学者策-达木丁苏隆先将汉字怪文本还原为蒙古古语(原书是十三世纪时的蒙古语,与现代蒙语不相同),再译成现代蒙语,中国的蒙文学者谢再善据以译成现代汉语。
《秘史》是原始材料,有若干修正本流传到西方,再由此而展成许多着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波斯人拉施特所着的《黄金史》。西方学者在见到中国的《元朝秘史》之前,关于蒙古史的着作都根据《黄金史》。修正本中删去事迹甚多,如也该抢人之妻而生成吉思汗、也该被人毒死、成吉思汗曾被敌人囚虏、成吉思汗的妻子蒲儿帖被敌人抢去而生长子术赤、成吉思汗曾射死其异母弟别克帖儿等,都是说起来对成吉思汗不大光彩的事。
《九阴真经》中那段怪文的设想从甚么地方得到启,读者们自然知道了。
蒙古人统治全中国八十九年,统治中国北部则过一百年,但因文化低落,对中国人的生活没有遗留重大影响。蒙古人极少与汉人通婚,所以也没有被汉人同化。据李思纯在《元史学》中说,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可考者只有一个“歹”字,歹是不好的意思,歹人、歹事、好歹的“歹”,是从蒙古语学来的。撰写以历史作背景的小说,不可能这样一字一语都考证清楚,郭啸天、杨铁心等从未与蒙古人接触,对话中本来不该出现“歹”字,但我也不去故意避免。我所设法避免的,只是一般太现代化的词语,如“思考”、“动机”、“问题”、“影响”、“目的”、“广泛”等等。“所以”用“因此”或“是以”代替,“普通”用“寻常”代替,“度”用“快慢”代替,“现在”用“现今”、“现下”、“目下”、“眼前”、“此刻”、“方今”代替等等。
第四集的插图(大6版未收一编注)有一幅是大理国画师张胜温所绘的佛像,此图有明朝翰林学士宋濂的一段题跋,其中说
“右梵像一卷,大理国画师张胜温之所貌,其左题云‘为利贞皇帝白票信画’,后有释妙光记,文称盛德五年庚子正月十一日,凡其施色涂金皆极精致,而所书之字亦不恶云。大理本汉~g榆、唐南诏之地,诸蛮据而有之,初号大蒙,次更大礼,而后改以今名者,则石晋时段思平也。至宋季微弱,委政高祥、高和兄弟。元宪宗帅师灭其国而郡县之。其所谓庚子,该宋理宗嘉熙四年,而利贞者,即段氏之诸孙也。”其中所考证的年代弄错了。宋濂认为画中的“庚子”是宋理宗嘉熙四年(一二四o年),其实他算迟了六十年,应当是宋孝宗淳熙七年庚子(一一八o年)。原因在于宋濂没有详细查过大理国的历史,不知道大理国盛德五年庚子是一一八o年,而不是六十年之后的庚子。另有一个证据,画上题明为利贞皇帝画,利贞皇帝就是一灯大师段智兴(一灯大师的法名和故事是我杜撰的),他在位时共有利贞、盛德、嘉会、元亨、安定、亨时(据罗振王《重校订纪元编》。《南诏野史》中无“亨时”年号)六个年号。宋濂所说的庚子年(宋理宗嘉熙四年),在大理国是孝义帝段祥兴(段智兴的孙子)在位,那是道隆二年。
此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该馆出版物中的说明根据宋濂的考证而写,将来似可改正。
宋濂是明初有大名的学者,朱元璋的皇太子的老师,号称明朝开国文臣之。但明人治学粗疏,宋濂奉皇帝之命主持修《元史》,六个月就编好了,第二年皇帝得到新的资料,命他续修,又只六个月就马马虎虎的完成,所以《元史》是中国正史中质素最差者之一。比之《明史》从康熙十七年修到乾隆四年,历六十年而始成书,草率与严谨相去极远,无怪后人要另作《新元史》代替。单是从宋濂题画、随手一挥便相差六十年一事,他可想得到《元史》中的错误百出。但宋濂为人忠直有气节,决不拍朱元璋的马屁,做人的品格是很高的。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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