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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来的历史看，乾隆的直觉是对的，西洋人确实是中国的梦魇，不过乾隆对待梦魇的方式错了。他以为把大门关上，就能挡住一切妖魔，这实在是大错特错。制服妖魔的唯一办法就是去了解妖魔，所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打开国门，去看看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h2>对于传教士往死里整</h2>
乾隆养了一批西洋画家，这些西洋画家原本是传教士，苦于中国政策不允许传播天主教，他们不得不寄身于宫廷，混一口饭吃。
乾隆刚上台的时候曾打算缓和宗教政策，提出“禁止旗人信教，其他一概不问”的政策，郎世宁等人如获重生。听闻宗教政策解冻的消息，在华的外国传教士们热血沸腾，感叹终于赢得了一个自由传播宗教的机会。
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在乾隆十一年六月，这朵刚刚开放的宗教之花就夭折了，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福建省一个偏远的小县城里，破获了一起西洋传教士秘密传教的事件。神父费若望、德方济各和施方济各被拿获，这些神父犯了一个错误，乾隆说只管旗人信教，不管其他人信教，并不表示同意传教士们传教，他只说信教不犯法，没说传教也不犯法。
这三个神父禁不起严刑拷打，很快就供出了福建教区的主教白多禄。白多禄是西班牙人，属于天主教的分支多明我会，奉罗马教皇之命代理福建教区。
很不幸的是这些传教士落到了福建巡抚周学健的手中，周学健是个极端仇视洋教的人。他把这些传教士关起来，严刑拷打，希望罗织出更多更大的罪名，然后奏请乾隆对洋教实行严酷的政策。周学健对这些人严刑拷打，传教士们细皮嫩肉怎么禁得起这么野蛮的酷刑，纷纷就范。
周学健引经据典，细数洋教的危害，请求乾隆将这些人正法，以此彰示国法，弘扬圣人之道。乾隆犹豫了，当时福建有两千多教徒，把他们全杀了难免会引起国际舆论对自己的不满，虽然乾隆没有国际意识，但这个道理还是懂的。杀人不可以杀太多，杀一两个典型就够了，起到震慑作用。乾隆最后决定，先将白多禄斩立决，以观后效。
费若望等四个传教头目被判“死缓”，到了第二年秋还是“死缓”，根据我们的经验，他们应该是可以逃过一劫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确实可以逃过一劫。
可意外偏偏发生了。乾隆十三年初，在菲律宾吕宋的天主教会要求归还白多禄的遗体。乾隆听说此事，立即警觉起来，这事怎么传到菲律宾去了？看来天主教确实很恐怖，消息传得这么快，组织必然很严密。
这一事件也让四名羁押在狱中的传教士命悬一线，乾隆指示福建海关要严禁内地民众跟吕宋一带的天主教徒往来。这年秋天，乾隆下了命令，将费若望等四名传教士秘密处决。乾隆下这个命令甚至都没有通知军机处，四人被处决后，报告是：四人在狱中正常死亡。
乾隆的阴毒由此可见一斑，对外国人是这样，对中国人更是这样。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情还是传了出去，当时教徒们并没有想到幕后杀手就是乾隆，或者想到了也不敢直接指出来。
福建教难发生后，很快就蔓延到江苏。在江苏传教的意大利人谈方济和葡萄牙人黄安多均被捕入狱，乾隆指示江苏巡抚安宁根据福建教案来处理，也就是说秘密处决，然后再上一个“狱中正常死亡”的报告。
此后不久，教难就蔓延到全国，传教士们要么被杀，要么被驱逐。总之，传教士们感到，乾隆的政策比康熙和雍正更严酷。当时，教徒们都认为这场教难的罪魁祸首就是周学健，巧的是周学健不久也因为违反禁令和贪污受贿落马，被乾隆赐死。教徒们纷纷称之为“天主的惩罚”。
乾隆并没有把天主教看成是白莲教那样的邪教，但是对洋教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乾隆看来，尽管洋教现在不是邪教，但很有可能蜕变成邪教。所以，乾隆对于洋教是很不宽容的。
<h2>来自大洋彼岸的梦魇</h2>
乾隆没有去过欧洲，不了解西洋人，但传教士们说的什么上帝魔鬼、天堂地狱这些东西，他还是很清楚的。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在他心底唤起了什么样的感觉，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觉得这些洋人有些疯狂，再联想到从欧洲引进过来的红衣大炮，凭直觉，他觉得这些人是潜伏的危险分子，应该抵御。
从后来的历史看，乾隆的直觉是对的，西洋人确实是中国的梦魇，不过乾隆对待梦魇的方式错了。他以为把大门关上，就能挡住一切妖魔，这实在是大错特错。制服妖魔的唯一办法就是去了解妖魔，所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打开国门，去看看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就在福建教案爆发之时，一个躲在安徽和湖北交界处的山林里烧炭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产生了反清的念头。这个年轻人叫马朝柱，生活非常辛苦艰难，看不到理想，青春对他来说似乎是一场悲剧。没有出路，他于是想到了反清，他经常跟白云庵里的和尚聊天，讨论如何推翻清王朝。
马朝柱夸口说自己在十六岁时做过一个梦，根据梦的指示，自己似乎有九五之命，而且这个帝王师就在护国寺里。白云庵的和尚告诉他，白云庵以前的名字就叫护国寺，莫非……
后面大家可以想象到了，造反之前首先要造势。马朝柱忽悠了一大批人，联想到当时清廷正在镇压西洋传教士，马朝柱告诉大家，明朝后裔朱洪锦现在正在西洋，还有大学士张廷锡和大将吴承云等人支援自己。张廷锡是张廷玉的弟弟，马朝柱说张廷玉跟乾隆闹翻了，待在家里想造反。还说吴承云是吴三桂的孙子，准备继承遗志，起兵反清。
乾隆十五年，马朝柱宣扬说朱洪锦很快就在西洋起事，准备光复明朝。马朝柱打着西洋的旗号造反，多少还是有些创造力的，从乾隆镇压传教士的行为中，马朝柱看出乾隆对西洋人的恐惧心理，所以便将明朝后裔和西洋人捏在一起。
起义最后被血腥镇压，但马朝柱却神龙见首不见尾，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人猜测他可能渡海去了西洋，这件事对乾隆刺激很大，重要的不是叛乱，而是叛乱与西洋人的关系。如果西洋人在幕后支持这些叛乱的话，大清的统治将岌岌可危。
乾隆下令在全国对马朝柱进行搜捕，乾隆认定这个人肯定跟洋人勾结，如果没有海外背景，断不至于这么猖狂。乾隆对马朝柱下了通缉令，然而连马朝柱的影子都没看到，搜捕了二十年，始终找不到这个神秘人物的行踪。
越是找不到，越容易产生不着边际的幻想，乾隆觉得西洋人实在是太危险了，这些藏在暗处的妖魔随时会跳出来，扑向大清国，将大清国撕得稀巴烂。乾隆也知道，在自己登基的第五年，荷兰人在印尼屠杀华侨，一万多华侨被杀，时人称之为“红溪之役”。从郎世宁这些宫廷画家的背后，乾隆看到了不一样的西洋人，如果说郎世宁是天使的话，那么，还有魔鬼躲在暗处。
<h2>洪仁辉事件</h2>
乾隆二十年四月，一艘外国商船靠近宁波港口。浙江水师前去拦截，发现船上有五个西洋人，其中一个人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我……系洪仁辉……英吉利人……”
洪仁辉说他们是想到宁波做生意的，进一些茶叶和蚕丝到欧洲去卖。水师提督武升进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一个捞油水的机会到了。武升进立即向乾隆奏报，说这些洋鬼子感服圣恩，千里迢迢来这里经商，带来了许多银元和洋酒，还有四十多名汉人水手，这些水手都没有发辫。
乾隆毕竟是作为帝王的最高统治者，他对洋酒银元都无兴趣，也没兴趣跟这些洋人交流，倒是对四十多名没有发辫的水手非常警惕。这些汉人模样的人怎么会没有发辫？他们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海外华侨，这事一定得查清楚。如果这些汉人是中国人，那可是抄家灭门的大罪。后来查明说这些人是外国人，乾隆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乾隆一看没大事，便让武升进好好招待那些洋人。结果，这些洋人满载而归，把中国的商品带回国内，大发洋财。第二年，他们又来了，不过这次船只要大得多，带来的货物也多得多，水手有一百三十多个。这次，洪仁辉担任起了翻译，中文水平似乎也有所提高。
这一次，乾隆警惕起来了，他感觉到这些西洋人的野心。虽然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些人的野心是什么，其实现在我们知道是发财，但乾隆更多的是从“维稳”的逻辑来看问题的。
乾隆于是找这些洋人麻烦：本来外国商船只能在广州、澳门等港口通商，从来没有到宁波来的，这些洋人想把宁波开辟成一个港口，这事本来没有什么不好，但长期下去，滞留在内地的洋人会越来越多。
乾隆并没有直接把洋人轰走，而是指示两广总督杨应琚提高关税，最后关税比广州、澳门等地提高了一倍。
提高关税以后，并没有把这些洋人撵走，他们反而继续在这里经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些洋人为什么不在广州通商呢？其实，洋人真正怕的不是提高关税，而是各种各样的陋规，广州那边陋规太多，各级官员敲诈勒索，搞得洋人的生意做不下去了。在宁波的话，陋规少，采购也更方便，成本价大大降低，虽然关税提高了，但实际利益更大。
浙江巡抚杨廷璋把这些情况如实地禀报乾隆，没想到乾隆居然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策，他决定开放浙江为通商港口，允许外国人到这里贸易。本来这是一项符合发展潮流的政策，也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但很快就终止了。
皇帝的一个特征是喜怒无常，乾纲独断，所有事情都凭自己主观意识办事。几个月之后，乾隆就宣布所有外国商船只准到广州港口通商。英国方面认为这是广州地方政府蛊惑皇帝的结果，广州地方政府想独占对外贸易的利益。
确实是这样的，两广总督杨应琚上书乾隆，为自己辩解，说广州官员并没有勒索洋商的行为，只不过是进行一些必要的限制；如果不对洋商加以限制的话，恐怕会埋下祸端。杨应琚的话说到乾隆的心坎里，乾隆最怕的就是这点，一旦开放过头，洋人涌进来，不知道会鼓捣出什么事情。
在这一刻，中国历史发生了改变。乾隆的一念之差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如果中国在乾隆时代就走向对外开放，以后历史的发展简直是无法预料的。这虽然是看似偶然的一件事，其实一点都不偶然，乾隆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他必然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就算他对外开放了，难保他的子孙们不关闭国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