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卡珊德拉 (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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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素描挂在卧室墙上，我可以从床上看到的地方。
在第三次约会（那天看的是《谁陷害了兔子罗杰》）之后，我将一个坏消息带到学校里：因为卡珊德拉父亲工作的关系，他们全家人要搬去加拿大（至少从我耳朵里听来，这地方比美国更可信一点），我大概得有很长时间见不到她了。我们不算真的分手，但我们得面对现实问题，那时候越洋电话对青春期的孩子们来说可是很昂贵的。事情结束了。
我很忧伤。每个人都注意到我有多伤心。他们说他们会很乐意与她见面，或许圣诞节她会回来？我很肯定，到了圣诞节，没人会记得她了。
确实如此。圣诞节我和尼基•布莱文斯出去约会，而卡珊德拉曾经在我生活中出现过的唯一证据，就只是她写在我两本练习册上的名字，还有我卧室墙上那张铅笔素描，底下写着“卡珊德拉，1985年2月19日”。
我母亲将骑马场出售后，在搬家的过程中那张画不见了。当时我正在美术学院上学，自觉那张老铅笔画是自己居然曾经虚构过一个女朋友的证据，引以为耻，便没有在意。
我想我有整整二十年没有想起过卡珊德拉了。
我母亲把骑马场、马场附属的屋子和牧场都卖给了一个地产开发商，对方在我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建起一片住宅区，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我母亲得到了一座位于瑟顿街尾的独栋小屋。我每隔两周至少去看她一次，一般周五晚上到，周日早上离开，日程稳定得就像老祖母客厅里的座钟。
母亲担心我生活得不开心。她开始提起她有不少朋友的女儿都很合适。这次我去拜访她，我们之间发生了一段特别叫人尴尬的谈话，一开始她问我，是否能将她所属教会的风琴手介绍给我，那是个和我同龄的年轻男人，人特别好。
“妈妈，我不是同性恋。”
“同性恋没什么不好的，亲爱的。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有些人甚至都结婚了。好吧，也不算真的结婚，但反正是一回事。”
“就算你这么说，我仍然不是同性恋啊。”
“我只是想，你始终没结婚，还在画画、给人做模特。”
“我以前有过不少女朋友，妈妈。你都和其中好几个人见过面。”
“这不能说明什么，亲爱的。我只是想，你可能有什么想告诉我的。”
“我不是同性恋，妈妈。如果我是的话，我会告诉你的。”接着我说：“在美术学院的时候，我跟蒂姆•卡特在一个舞会上接过吻，但那时我们都喝高了，而且也没再多做什么。”
她抿起嘴巴。“这就够了，年轻人。”接着，就像是要清除嘴里什么难吃的味道似的，她突然转移了话题，说道：“你绝对猜不到我上周在乐购超市里撞见了谁。”
“嗯，我猜不到。是谁？”
“你以前的女朋友。我该说，是你第一个女朋友。”
“尼基•布莱文斯？等等，她已经结婚了，是吧？尼基•伍德布里奇？”
“比她更早的那个，亲爱的。是卡珊德拉。我在排队结账时跟在她后面。本来我应该是在她前面的，但我忘了该给今天吃的浆果配点奶油，所以就回去拿，等再回头排队，她就在我前面了，我认得她的脸，我很熟悉。一开始，我觉得她像琼•西蒙家的小女儿，就是那个有语言障碍的——以前我们可以直接说她口吃，但现在可不能这么说了——后来我想，我知道我是怎么认得这张脸的，它可是在你的床头挂了五年呢，当然我就说了，‘该不会是卡珊德拉吧？’她说，‘我是呀。’我说，‘你听了可能会笑，但我是斯图尔特•英尼斯的妈妈。’她说，‘斯图尔特•英尼斯？’说着，她看上去眼前一亮。嗯，我把我的杂货放进购物袋时，她就在我边上闲逛，她说她已经和你的朋友杰里米•波特在‘书脸’上联系过了，他们还谈到过你——”
“你是说‘脸书’？她和斯卡利在‘脸书’上聊天？”
“是的，亲爱的。”
我边喝茶边思索，我母亲究竟是和谁聊的天。我说：“你真的确定那是挂在我床头上的卡珊德拉？”
“哦，当然啦，亲爱的。她告诉我你是怎么带她去莱斯特广场的，还有他们家不得不搬去加拿大时，她心里有多难过。他们去了温哥华。我问她有没有在那儿碰到我的侄子莱斯利，他战后就去了温哥华，但她说应该没有，显然那是个挺大的地方。我告诉她，你画过一张她的铅笔素描，她看起来对你现在的动向非常了解。我告诉她，这个礼拜你的画展要开幕，她还挺激动的。”
“你告诉她了？”
“是呀，亲爱的。我想她会很乐于知道的。”接着我母亲带着几近渴望的口气说道，“她真的很可爱，亲爱的。我想她是在社区剧团里干活。”接着对话转移到了邓宁医生退休的事上，他在我出生前就是我们家的家庭医生了，我母亲提到他的诊所里，他已是唯一一个非印度籍的医生，还就此发表了自己的感想。
当天晚上，我躺在母亲屋子里我那间小卧室中的床上，脑中回想了一遍我们的对话。我已经很久没上“脸书”了，我想是不是要登录一下，去看看斯卡利加过的好友，说不定里面有这个假冒卡珊德拉的人，不过他好友里实在有太多人我根本不想见到，于是便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我很确信它必然有个合理的解释，事情或许很简单，接着我就睡着了。
我在切尔西的“小”画廊办画展已有十多年了。过去，我的作品只能占他们四分之一的墙面，没有一张画的价格超过三百镑。而现在，每年十月我都会举办个展，时间持续一个月，老实说，我只要卖掉大概十来张画，就能获得下一年所需的经费，包括生活费和房租之类。个展卖不掉的画会一直挂在墙上直到售出，通常到了圣诞节也就卖掉了。
画廊的两位主人保罗和巴里依然像十二年前我第一次在他们那儿展出时那样，叫我“美少年”，那时候这名字大概还挺正确的。那时候，他们身上穿戴花哨，穿开领衬衫，还戴金链子，而现在，他们已到中年，身上穿的是贵的套装，口中提到证券交易信息的次数之多，让人觉得无趣。但我还是喜欢有他们陪伴。我一年去见他们三次，每年九月，他们会来我的工作室，看我最近在画什么，然后为展览挑选作品；十月，我们在画廊将画陈列出来，共同参与开幕活动；到二月时，我们会碰面结账。
维持画廊运营的人是巴里。保罗是画廊的合伙人，他会来参加酒会，但他同时还在皇家歌剧院的戏装部门工作。今年的开幕酒会在周五晚上。我用了好几天的时间，紧张地准备布展，现在这部分工作已经完成，余下所能做的无非也就只有等待，希望观众能喜欢我的作品，让我不至于大出洋相。我像过去的十二年那样，按照巴里的指示完成了工作：“留意香槟。往酒杯里掺点白水。对于收藏家来说，再没有比邂逅一位醉醺醺的艺术家更糟的经历了，除非那人是以醉酒出名的，但你显然不是，亲爱的。你得和蔼可亲，但又要显得神秘莫测，如果有人问起你画作背后的故事，你要说，‘我已经被封口了。’但是看在老天的分上，你得暗示他们背后有故事。他们买的正是这个故事。”
近几年来我已不太邀请别人参加预展，有些艺术家会这么做，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社交场合，但我不这么想。我认真地将自己的艺术当做艺术来看待，而且以自己的作品为傲（上一次展览叫做“风景中的人们”，而这个名字实际上适合我的所有作品）。我很理解酒会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社交，它提示买家和会将画展信息告知买家的人，画展已经开始了。我这么一说，你就不会惊讶预展的邀请名单为何是由巴里和保罗制定，而不是我了。
预展总是在晚上六点半开始。整个下午我都还在布展，保证所有一切看起来都还过得去，过去那些年我也都是这么做的。这场固定活动中唯一与以往不同的是，保罗看起来特别兴奋，就好像一个小男孩，内心正天人交战，急于想让你知道他给你的生日买了什么礼物。此外还有巴里，他在我布展的时候说：“我想今晚的酒会能让你闻名于世。”
我说：“湖泊区那张画的展览说明上有个印刷错误。”那是张尺寸超大的文德米尔湖落日风景，上面还画着两个小孩正在岸边着迷地看着景色。“它的价格应该是三千英镑，但是说明上写三十万英镑。”
“是吗？”巴里温和地说道，“哎呀，哎呀。”但他没有更动说明。
这很令人费解，不过第一批访客已经到了，到得有点早，谜团也可以待会儿再解开。一名年轻人请我吃银托盘上的蘑菇泡芙。我从角落的桌子上拿起我那杯该当心点儿喝的香槟，准备往里面掺水。
所有作品的标价都很高，我很怀疑“小”画廊是否能以这么高昂的价格将这些作品全部售出。我有些担心来年的生计。
巴里和保罗总是负责将我带着在室内转悠，还要说：“这是画家本人，画了所有这些美丽作品的美斯图尔特•英尼斯。”然后我就不停握手，微笑。到晚会结束时我应该与所有人都打过招呼，而保罗和巴里会非常善于说：“斯图尔特，你记得戴维吧，他给《电讯报》写艺评……”于是我这边则会完美地回答：“当然记得啦，你最近好吗？真高兴你今天能来。”
室内的人群拥挤到了顶点，此时一位惹人注目的红发女子出现了，她还未被介绍给我认识，就大喊道：“具象派的臭狗屎！”
当时我正与《每日电讯报》的艺评人聊天，我们转过身，他问：“你的朋友？”
我说：“我想不是。”
她还在大喊大叫，尽管整个酒会已变得鸦雀无声。她喊道：“没有人会对这种狗屎感兴趣的！没有人！”接着她将手伸进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一瓶墨水，喊道：“看你还卖不卖得出去！”接着她便将墨水扔在了《文德米尔湖落日》上。那是瓶蓝黑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