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兄弟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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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进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轨迹。向前进的舅舅是一个泥瓦匠,后来因缘际会,成了一个小包工头,又慢慢做大,成了四里八乡有名的“王老板”。他手下有一帮助手,在上海、南京、苏州等城市接活,挣了大钱,竟然直接跳过周禹镇,在市里买了房子,成了“市里人”。就是向前进自己家,在有了足够的钱之后,也在王金宝厂房对面的公路旁边盖了三层六间的楼房,预备给向前进和向上进兄弟一人一半,以供他们日后成家,开枝散叶。这样一来,向前进和向上进终于成了街上人,而且是新街上的人,再也没有人拿下角坝头村取笑和看不起他们了。
因此,向前进此后逛街,不仅再也不用走那么远的路,甚至在下雨天不用上街,站在三楼的阳台上,也能将旧街风物掠收眼底。他再上街,有人就会开玩笑,“哎呀,新街上的人到老街上来白相了。”
老街的颓败,就好像一条船,在时间的河流里,先是搁浅,然后慢慢沉没,直到没顶,一切化为乌有。有的店面虽然还存在,但就像一个老去的人越来越明显的秃顶一样突兀,恰是一种颓败的佐证。
在原先老街还算气派的时候,例如茧子公司这样的公家单位难免高楼大匾,显得富丽堂皇。夹杂在他们中间的,也有一些寒碜不起眼的小店铺,例如修鞋铺,就只有巴掌大的地方,有两个顾客就会显得拥挤;还有理发店,由于地上总是有一些碎屑头发,加上总有一些咳嗽的老人和哭闹的孩子,显得很是嘈杂。
老街上有两个修鞋铺,修鞋的师傅都是瘫巴。他们可能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都是一条腿细如婴孩,另外一条腿也不过儿童般,都要借助一张方凳,才能把自己的身体在地面甩来甩去。和他们畸形的腿脚相比,他们的手粗壮有力,似乎能摧毁地面上所有阻挡他们身体移动的东西。
虽然同是修鞋的师傅,但两个人的境遇大不同。因为其中一个是乡下人,另一个却是街上人。一般来说,街上人都喜欢到街上的修鞋铺去修鞋,街上人穿的鞋好,也容易磨损,因而修的频率高,有的是皮鞋,打个钉换个底什么的,收费也高,显得生意兴隆;乡下人难得上街,穿的也大多是胶鞋,最多是裂了口才会缝一下,或者是雨鞋漏水了,拿过来补一下,收费低不说,生意也显得清淡,不过勉强糊口而已。
事实上,街上的修鞋师傅还有一个台湾佬爷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那个爷爷突然返乡探亲,引起了轰动。这次访亲最大的结果是,街上的修鞋师傅摇身一变,成了有钱人,而且大家出于一种尊敬,将其从“台湾佬的孙子”,直接简化为“台湾佬”。“台湾佬”很快在新街上盖起了小洋楼,二楼三楼起居,一楼做门面,除了用来修鞋,还另外增加了一个音像铺,出租录音带(卡带)、录像带等。
本来两家修鞋铺是隔着老街东西相望,现在老街上就只剩下了乡下修鞋师傅孤零零的一家。乡下的这位修鞋师傅名叫“八跟头”,其貌不扬,身有残疾,谋生自是用心刻苦。他眼见“台湾佬”拓展了行业领域,也积极谋动。不过他没有本钱做录像生意,只能做租书生意,出租些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后来夹杂些色情小说,不过只给学生,不给修鞋的客户看)。一来可以换些租金,二来有人来修鞋,也可以翻看图书打发时间,可谓一举两得。
如果家里有鞋坏了,向上进会把鞋拿到“台湾佬”那去修,顺便翻看“台湾佬”的录像带,企图找到更黄更暴力的;向前进则会拎到“八跟头”那里,坐在那里跟他吹一会牛。虽然那时候还不流行拼爹,但向前进有点不喜欢“台湾佬”的拽相,特别是在上初中后,有传言说“台湾佬”一度想迎娶向前进的同学,年龄不大发育却良好的谈花香。谈花香是当时周禹镇初中的校花,至于这校花是怎么评出来的,标准早已经遗忘。传言说得有鼻子有眼,据说“台湾佬”给谈花香家送去了聘礼,是金手镯、金戒指、金耳环和金项链,这样一套下来抵得上当时的“万元户”了。甚至还有人揣测这是“台湾佬”给自己的爷爷“纳妾”,毕竟“台湾佬”腿脚不利索,要一个美女花瓶干嘛呢,这显然是给他爷爷准备的。
后来“台湾佬”果然娶了一个美丽的女人做老婆,但不是谈花香。那个女人进门后,将录像铺改为了小型超市,生意火爆。其时,恰逢向上进初中被劝退,就把这些录像带都打包买回去,在自家的二楼开了一家录像厅。“台湾佬”也不再修鞋了,他爷爷留给他的钱让他娶了老婆,他老婆挣的钱让他花不完,所以他什么也不干了,经常去茶馆打打升级,赌点小彩头,生活得不要太惬意哦。
在“八跟头”看来,这就是命,是注定了的。虽然难免羡慕,但作为身残志坚的人,他有自知之明。有生之年他也许能用积蓄买来一个江北婆,那也只能暖暖炕头,一起度过凄凉的晚景。“八跟头”一直没有结婚,他努力挣养老钱,因为父母已故去,又没有孩子,他只能靠自己了。他也不是一直修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改行送起了煤气,因为他有残疾人开的那种马自达,后面可以放六个煤气罐。开始还好,他可以把煤气罐放到地上,等买煤气的人自己把煤气罐拎回家,他再给换上(很多乡人对换煤气罐心存畏惧,觉得他们是拧不上煤气罐阀门的),对方还会帮他把空煤气罐放到车上。后来竞争激烈、服务提升,那些妇女终于懒惰起来,不再讲什么同情心,特别是别人用起了卡车,快捷又方便。这个乡村的骑士(有一次在路上,向前进碰到送煤气途中的“八跟头”,他开得飞快,甚至向前进都判断不出来刚才“八跟头”是脸上做了一个跟自己打招呼的表情呢,还是仅仅是因为车快风把脸皮往两边扯的效果,因此在心里给了“八跟头”一个“乡村骑士”的称号)终于被淘汰下来,又坐进小屋子,开始在膝盖上围上围裙,围着他那台补鞋机开始忙碌起来。
“八跟头”除了修鞋,还修补雨伞,此外,他还出租书。来租书的基本都是学生,来修鞋修伞的几乎都是妇人。“八跟头”的修鞋铺面积不大,最多也就十几平米,空间利用得很好,靠里面搭了一个阁楼,是他睡觉的地方,有一个梯子供他攀援。那个阁楼也就齐胸高,一般人手上有劲的话,都能用手撑着床沿把身体提上去。但是“八跟头”一条腿有残疾,所以上下需要梯子,而且即使有梯子,也能想象他爬上去会是怎样的吃力。当向前进读到朱自清描写父亲的《背影》时,父亲爬上站台的背影里,里面总是夹杂着“八跟头”的背影。
铺子的地面全被鞋子啊雨伞啊还有零件机器什么的占据了,有两口大木箱,是用来装书的,上面铺着垫子,是给客人坐的,“八跟头”自己坐一张膝盖高的方凳,这也是他的交通工具,他需要借助这张方凳走路。吃饭什么的,“八跟头”就去对面的医院打饭打菜,他不是医生护士,因此打的就只能是“病号饭”了。
向前进有几次中午去“八跟头”那边修鞋,正碰上午饭时间。向前进想要帮“八跟头”去医院打饭,被“八跟头”拒绝了,“八跟头”说,“今天你能帮我打饭,明天谁能帮我打饭?你不能助长了我的偷懒习惯。”在“八跟头”看来,偷懒行为好比投机行为,于人无利于己有害,索性不动这样的念头。但是向前进也给“八跟头”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甚至有一次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他让向前进从他床铺的枕头底下摸出了一叠色情海报。向前进无须爬上去,伸长手臂就摸到了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海报。由于海报打开折起的次数多了,印痕已经大多数开裂,只是藕断丝连而已。“八跟头”让向前进打开海报,那是一个金发碧眼的裸体美女,身上折痕切割,好像被绳索紧紧网住,臀部、胸部、大腿的肉呼之欲出。
向前进第一次面对巨幅海报,不禁有些心颤。“八跟头”似乎对此非常满意,他用他补鞋修雨伞的粗壮的食指蘸了点口水,在女人丰腴的肉体上游移,最后定格在裸体美人的私处。“这是屄。”“八跟头”用确定无疑的口吻说道。
多年以后,向前进想到此幕仍然耳根发热,“八跟头”的声音仿佛画面上深镌的阴刻,就像女性私处一样留下一道醒目的凹槽。那时候“八跟头”像一个父亲,虽然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父亲,他将手指指向金发美女的下体,力透纸背,仿佛要点进去,道,“这是屄。”到初三的时候,学校的生理卫生老师(由植物学老师兼课)在这方面也没有“八跟头”这般童言无忌,在说到人体构造的时候,他让学生自己看书,而没有进行任何讲解。
“八跟头”则不然,他还进行了一番畅想,他告诉向前进,外国女人的毛都是金色的,屄毛也不例外。外国女人是不是真如此,向前进不敢深想,此后他再也没有和“八跟头”一起共览过类似的海报,尽管这激发了他很多幻想。例如,晚上打烊后,“八跟头”关上店门,爬上自己的床铺,蜷身躺下,津津有味地看着画报;或者是对着来修鞋的女人,滔滔不绝地说着话,内心里却难免攀爬上龌龊念头的藤蔓。
像“八跟头”这样给向前进留下深刻印象的人,镇上还有一个,他是一个年轻人,他的心情总是不太好。这是向前进心中根深蒂固的印象。这个年轻人是一个理发师。在周禹镇,我们习惯上称呼年老的“剃头匠”为“剃头匠”,称呼年轻的“剃头匠”为“理发师”,好像年轻人就应该享有新名词一样。他在商店对面开了一家理发店,里面有两个理发师,一个是他,另一个是姑娘。那个姑娘符合那个时代的审美,长发齐肩,鹅蛋脸,长相有点像港台明星赵雅芝。他们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一时众说纷纭,有说是男女朋友,有说是已经结婚了,还有说是私奔的。因为他们是隔壁镇的人,但在资讯相对闭塞,人们还不热衷八卦的当时,就好像是从邻国来的一样,充满了神秘。
向前进喜欢去那边理发,喜欢对着巨大的镜子,看着自己头发变短,总有焕然一新的感觉。他总是找那个年轻人理发,因为这样一来他可以通过镜子看到女理发师的一举一动,感觉就好像是她在为自己打理一样。年轻人瘦削苍白,他的手指修长冰凉,有点像外科医生,搬动着一颗颗“大好头颅”。确实,外科医生是剃头匠演变而来的,在古老的欧洲,剃头匠除了给顾客理发刮胡子之外,还给人拔牙、放血,逐渐约定俗成,衍生出了外科学。经常跟人体打交道的人,就有可能积累足够丰富的经验,使之成为一门显学,例如古希腊的剃头匠、古印度的制木乃伊师、中国西藏的天葬师,莫不如此。
向前进在理发的时候喜欢在镜子里打量身边的一切,有的人理发的时候喜欢闭目养神,宛如入定,向前进觉得殊为可惜。他在理发的时候眼睛张得甚至比平常还要大些,即使会有头发碎屑落入眼睛,很不舒服。
在镜子里,除了那位女理发师,还能看到年轻人那张苍白的脸,显得过分白净了,有点勉强振作精神的意思。年轻人的嘴角却有一颗黑痣,像一只苍蝇,让人有一股想要把它轰走的冲动。“哎哎,你的嘴角爬了一只苍蝇啊。”向前进在内心里总是升起一股提醒他的冲动。随后的不久(在记忆里时间要不放得很长,要不就缩短到紧挨在一起),店里面就只剩下年轻人自己,那个姑娘不见了,而且在向前进的印象里,那个姑娘再没有出现过,虽然那边的镜子、座位一直是“悬席”状态。
向前进从人们的窃窃私语中知道了事件真相,姑娘跟一个人跑了。这对于年轻人打击巨大,他似乎从来没有缓过来。他后来一直单身,也没有挪窝,就好像那只苍蝇,自从停在他嘴边之后,就再也没有飞离过。
这是向前进第一次尝试着联想,从中找到了巨大的乐趣,当然这种乐趣是伴随着悲伤的。因为每次去理发,与其说是为了安慰年轻人,不如说是凭吊自己的“青葱岁月”。镜子里再也没有那个赵雅芝似的姑娘,晃来晃去的就只有那颗突兀的黑痣。
当向前进在街上闲逛的时候,向上进以不可阻挡的气势迈入了青春期。处于青春期躁动的向上进在街上横冲直撞,勒索低年级学生,向外来摆地摊的小贩收取保护费,强吃白乞,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恶童的行为,却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
当时街上人(包括老街和新街)都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向家兄弟俩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向前进就像生活在水下的一块石头,和很多人的生活建立了隐秘的联系,当然这是就他的观察角度而言,并没有深入,更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向前进的一种假想。向上进则像是刮过水面的一阵怪风,大家都觉得受到了影响,产生了说不出的反感,其实这种影响并没有发生,也是出于大家看不惯向上进的行为的抵触心理。
不出大家所料,向上进成了流氓、混混、阿飞。在上初一的时候,他身上混世魔王的习性已经初露端倪。他带着一个同学(他的跟班)理了个阴阳头,受到了校方的广播批评,勒令他们将头发恢复正常。向上进依然我行我素,置之不理,最终得到了一个“记大过”处分。随后,向上进因为在学校拉帮结派、寻衅滋事、骚扰女生、报复老师、勒索同学、横行学校、与邻校坏学生火并等一系列“恶行”,被学校开除。
向母那段时间倍觉颜面无光,觉得自己家里出了个“活畜生”,还好当向上进因为万有坏力而加速堕落的时候,向前进在学校的表现堪称优秀,让她感受到了一种“手心手背都是肉”的心酸和平衡。
在那个时候,学校里的孩子无外乎两种类型,一种是智力觉醒的人,他们努力学习,心里有理想,脑中有方向;一种是欲望觉醒的人,他们未必分得清什么是好的坏的,但他们习惯于年轻人的惯性,像苍蝇乱撞玻璃,像魔鬼一样冲动,就好像电视剧《征服》里孙红雷的台词“不冲动能叫年轻人吗”所描述的那样。在此剧热播的时候,中国南方小城里的很多小混混都统一了着装,他们穿西装,理光头,穿布鞋,堪为一景。
向前进属于前者,但不够突出,可以说是中规中矩;向上进在后者中间却是耀眼的明星人物。当时很多学生一般也就是履行一下“九年义务制教育”,读书到初中毕业。成绩好的学生继续往上读,或者读技师(当时是首选,因为毕业后有工作,是所谓的铁饭碗,为很多乡镇父母首选),或者念高中(囿于师资力量,除非考取省重点高中,或者在普通高中名列前茅,才有可能考取大学。这是在几轮扩招之前的大致状况)。这一点和城市的情况稍有不同。
向上进如愿以偿,在初二的时候终于不用“上他妈的日麻匹”的学校。他从学校和社会的交集中,终于投身到社会中,相比于很多坏学生熬到初中毕业之后再混社会,他被学校开除的事实,让他很快被街上的地头蛇小混混们接纳,并正式成为他们的一员,受到他们的提携和尊重。向上进被学校开除后,他的母亲每天见到他都会一阵数落,例如“以后怎么生活”“以后怎么结婚”之类广而纵深的问题,向上进一概以“不用你们烦心”来回答。
事实上,相比于单纯混社会的人,向上进优势和劣势很快体现出来。他的劣势是,身体单薄、没有学过“功夫”、没有钱,他的优势是,遇事肯动脑筋、有一颗挣钱的心。结果,他扬长避短,让自己的劣势为自己的优势服务。他在圈子里成了一个“军师”,挖空心思赚混混们和不良青少年的钱。
向上进在二楼很快张罗起了一个录像厅,作为“诲淫诲盗”的场所,常常有一些形迹可疑的年轻人进去,向上进除了收取门票,还卖烟酒和饮料给他们。与此同时,向上进撺掇母亲从学校辞职,开办了向家饭店,除了给来看录像的人提供盖浇饭和面条外,主要是给街对面的汽配厂工人包伙食。
王金宝的汽车配件厂成立后,随着规模的扩大,出于成本的控制,王金宝开始大量从苏北、安徽一带征召员工,因为他们的工资更低。这跟八九十年代大量跨国公司选择中国(尤其是中国的沿海城市)作为他们的产品生产基地,2005年以后又开始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市场,转而移往泰国等东南亚城市,是一样的道理。这些人隔三差五总要出来打打牙祭,离厂房最近的向家饭店自然成为首选。
这样一来,向家一楼成了饭店,瓷砖地面几乎都是油腻腻的,二楼成了录像厅,窗户后是暗色的窗帘,几乎从来未曾拉开过,三楼是起居层。每次家庭成员用餐的时候,向母就站在楼下喊,“吃饭了”,二楼的向上进说“我跟我朋友吃过了”,三楼的向前进说“我马上下来”。吃饭的时候,向上进往往不在,因为他“吃过了”。向母说,“这个贼胚,倒是精明落拓犯。”向前进不以为然,觉得母亲也是被利益蒙蔽了眼睛,她以为是向上进在揩朋友的油,不晓得有可能是向上进在帮朋友揩家里的油,因为都是记在账上的。没有放进口袋的钱,永远都不是自己的钱。但这些向前进都懒得跟自己的母亲说。
在向上进和朋友们关在黑咕隆咚的录像厅里鬼混的时候,向前进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市师范学校(中师)。在那一届周禹中学有五名毕业学生成绩优良,其中两个录取了省重点高中,两个录取了市重点高中,考取中师的就向前进一人。周禹中学对向前进自然是期盼有加,按照常规的理解,中师的分配遵循从哪里出来回哪里去的原则(更何况周禹中学和向前进还签订了协议),也就是说,向前进在三年之后,就会和曾经教过自己的老师成为同事,而他曾经的同学极有可能成为他的学生家长,更有可能父子母女都成为他的学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李满天下自不待言。
向前进考取中师,向家喜不自胜,摆设谢师宴,反正自家就是开餐馆的,场地菜肴都是现成的。这边师生家长觥筹交替,那边也有小混混耳朵上塞根烟,打着赤膊的,进进出出。看到曾经的老师,有的也会进来散烟。这些人向家进出多了,向前进也都熟悉,他们照例也会对向前进说几句奉承话。
酒席言谈中难免说到向前进和向上进两兄弟,在众位高师看来,兄弟俩一个是龙,一个是虫,好坏高下力判。向前进不以为然,向母却有被揭了伤疤的疼痛感。她也觉得大儿子是不用她操心了,她省下一半的心,却是都用在小儿子身上也不够,难免长吁短叹一番。
这时的时间是1994年,离邓小平在南海边画圈已经十五年,沿海城市受益于改革开放,正在进入日新月异的发展阶段。例如,以前人们抽的大多是大前门、雪峰,几乎都是不带过滤嘴的,现在人们抽的都是带过滤嘴的,最次的也是红梅,好一点的是红河,抽红塔山的也多了起来。以前黑白电视还未普及,现在却开始进入彩电时代,要求高一点的还要带投影功放。就拿向上进来说,他发现录像带好片有限,开始琢磨给录像厅升级换代,准备换成大碟,因为那样可以放很多好莱坞大片,以招徕观众。
在国际上,除了功夫小子李小龙演绎的神话之外,成龙已经进军好莱坞,《白金龙》《红番区》等即将相继推出。邓丽君已经被摘去靡靡之音的标签,歌坛人气偶像小虎队解体,小帅哥林志颖留学读书,四大天王方兴未艾,他们最终成为常青树,即使时至今日,也仍然活跃在影坛乐坛,成为当之无愧的双栖明星。
在日常生活中,万元户的光环已经褪去,此前几年辛苦才能攒下万元巨款,现在一年赚个万儿八千的稀松平常。农民工开始大批量涌现,他们大多成为建筑工人,背井离乡,帮助一个个异乡完成城市化的进程。中国的城市化可能受益于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随后各个城市都明显加快了市政建设,一批批场馆和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当我们渐渐适应了不接地气的生活,身边出现越来越多的宅人的时候,我们当会想念平房和小院子,院子里的花圃和树木,可能是五月槐花香,或者金秋桂花香,可能是香椿树下,或者是两棵枣树。福冈正信在《一根稻草的革命》中试图唤醒的一代人或者整个人类千秋万代的回忆,也包括中国被卷入城市化进程的所有七零后八零后的集体记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向前进“背起书包上学堂”,去了中师,继续深造,他的人生看来已经上道,此后自然一帆风顺。而向上进继续在小镇上打拼,似乎在加速地消耗自己的青春。两个兄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在学校的向前进迷茫在青春里,自然很少想到自己的弟弟,沉浸在残酷青春里的向上进也很少想到自己的哥哥。即使在寒假暑假,除了吃饭的时候两个兄弟共坐一桌,一对沉默寡言人,他们很少有共处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