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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尽头是山东东临渤海的最尖端，当年秦始皇曾至此观海，盼望见到神仙。当地有两块胡耀邦题字的碑，一块写“天尽头”三字，另一块写“心潮澎湃”四字。风景管理处的职工循例要我题字留念。我回忆当年会见胡耀邦时他豪爽而毫无保留的谈话，想起他对国家所作的贡献，以及他正直的性格，写了几句：
“天尽头，地尽头，东望沧海水悠悠。追忆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
关于秦始皇，我写了三句：“秦皇观海，东至尽头。混壹邦国，厥功伟焉。获罪于民，不可怜也！”
山东各方面的建设飞跃发展，各地领导人大都热情而豪迈，好些人颇有武侠小说中人物的气慨。
张浚生先生赶着要回香港处理公务，烟台与威海之行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长孙南先生陪同。我向他请问：我们去年在大连、沈阳观光，这次到胶东，见到的各级领导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过去中共任用干部，首先要看他的阶级成份，现在怎么改了？孙先生详细解释：在83年、84年间，干部政策有了根本性的改革，只看工作表现、学历、才能，阶级成份完全不理会了。我想中国近年来改革开放所以能得到这样巨大的成绩，不根据阶级成份来任用干部是决定性的关键之一。再者，上大学、分配工作、婚姻、考核等许多方面，阶级成份的因素也已不再计入。一个人出生于什么阶级，父亲是地主、富农，还是资本家，完全不是自己所能选择的，由于所谓“出身不好”而受到歧视，使他终生不以与别人平等，那是最大的违反人权。中共取消阶级成份制度，是十年来在人权问题上所作的最大改进，欧美国家对此全然缺乏了解。
十二 中国的开放与香港的不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大地上每一处、每一地都分成派系，激烈斗争；香港人则埋头于做生意，开工厂、造房子。现在情况却倒了转来，中国大地上从大城市到乡镇、农村，人人热衷做生意、开工厂、造房子；香港社会上却为政治问题吵得激烈异常，虽然，大家并没有忘了做生意赚钱。
我一向主张香港尽可能现状不变，因为这最安全，对大多数人有利。但我也从来不责怪基于向西方民主制度而要求本地急速推进民主发展的人士，甚至也不反对为了出人头地、争取名利地位而要求政制大变之人。名利地位是极大多数人都想争取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此，我持一种道德判断的观点。如果所做所为对大多数有利而自己同时得到名利，那是上策；如果对大多数人无损而于自己有利，那是可以接受；但如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而去做损害大多数人的事，那是不道德的。
至于所做的事、所提的主张到底对多数人有利还是有害，其中含有主张的判断。
民主最终对大多数人有利。这个判断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但到底急进发展好，还是循序渐进的发展好，那就有不同意见。欧美政要将“民主”与“急进发展民主”之间划上了等号，我并不同意。
不论是主张急进还是主张稳健，只要出发点真是为中国、为香港、为香港人谋幸福，意见不同没有什么大不了，尽可心平气和的讨论、商谈，不必互相仇视敌对。如果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不顾香港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那么不论口号和言论多么动听，都是不值得尊重的。虽然个人动机如何，旁人难以妄加猜测，但假之以时日，一个人的真面目终究会显露。
值得欣喜的是，中国自上至下，大家已不谈马列教条，真正在改革开放。中国过去教条太多，毫不开放，需要大大开放。香港社会本来充分开放，多数居民满意于现状，害怕九七后有太大改变，那么就不应要求变，而应努力要求不变。
不适合于实际情况的刻板思想是教条。苏联式的马列主义是教条，对中国造成了极大祸害。欧美式的民主本来可以是好的制度，但如不顾香港的实际情况，硬加套用，那也是教条，未必就不会造成祸害。
保守有其稳健和保持传统的一面，急进有其进取与加速进步的一面。这两股力量，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经常存在的，所以英有保守党、工党，美有共和、民主两党，法有右派与左派政党。香港人在讨论政治之时，似乎应当持一种容纳异己的心态，不妨坚持己见，但对别人的不同主张，也应考虑一下其中的优点。
（我在1981年夏蒙邓小平主任接见，84年会见胡耀邦总书记，这次会见江泽民总书记，和中共三位最高领导人都作了相当长时间的交谈。以前两次会谈的内容都曾在《明报月刊》发表，这次也不例外。就像过去两次那样，会谈内容当时并未用笔记录，全凭记忆而事后补记，语句和数字或轻微出入。如有错漏，应由本人负责。）
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
我在小学时就爱读课外书。低年级时看《儿童画报》、《小朋友》、《小学生》后来看内容丰富的“小朋友文库”，再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章回小说。到五六年级时，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到现在，我还是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近代或当代的新文学。那是个性使然。有很多朋友，就只喜欢新文学，不爱古典文学。
现代知识当然必须从当代的书报中去寻求。小学时代我得益最多、记忆最深的，是我爸爸和哥哥所购置的邹韬奋先生所撰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以及他所主编的《生活周报》（新的和旧的）。在童年时代，我已深受邹先生和生活书店之惠。
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主要组成部分，十多年前，香港三联书店就和我签了合同，准备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我的小说，后因事未果。这次重行筹划，由三联书店独家出版中国大陆地区的简体字本，我不但感到欣慰，回忆昔日，心中充满了温馨之意。
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作品集》，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七二年，前后约十三、四年，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两篇中篇小说，一篇短篇小说，一篇历史人物评传，以及若干篇历史考据文字。出版的过程很奇怪，不论在香港、台湾、海外地区，还是中国大陆，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授权的正版本。在中国大陆，在这次“三联版”
出版之前，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书剑恩仇录》。他们校印认真，依足合同支付版税。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余数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支助围棋活动。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除此之外，完全是未经授权的。
不付版税，还在其次。许多版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还有人借用“金庸”之名，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我不敢掠美；至于充满无聊打斗、色情描写之作，可不免令人不快了。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我笔名出版发行。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大表愤慨。相信“三联版”普遍发行之后，可以制止这种种不讲道义的行为。侠义小说的主旨是要讲是非、讲道义，可不能太过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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