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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那一天，第一个学年的第三个学期大概刚好过半，我那时正在攻读荷兰语言与文学的学士学位。我想，我是我那一年级中学习最刻苦的学生，这倒不是因为我本身有什么远大的抱负或者学习的动力，而是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我没有资格享受助学金，因为他拥有太多的资产。教育与科学部属下的助学金裁定委员会寄来了一封信，信中陈述拒绝为我提供助学金的理由时，起码就是这么说的。我和父亲都清楚他们所谓的资产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土地、房屋、奶牛和农机。“难道为了送你上大学，我还要把奶牛给卖掉吗？”我把信拿给父亲看的时候，他就这么说的。不等别人搭腔，也不再说一句话，他当即就把信揉成一团。由于手边没有垃圾桶，他把信随手扔进了厨房的水槽。要是当时身上有打火机或者火柴，他一定会把信烧了。那一刻，亨克也站在厨房里，他的眼睛躲在浓黑的眉毛下面，不敢抬眼看我。母亲把信从水槽里捡回来，试图把它抚平整，不过最终还是将信放进了垃圾桶。
于是，我就住在家里，每天骑自行车去阿姆斯特丹(1)听课。为了挣学费，我还得去打零工，什么活都干。如果放学后得去一家大型百货商店打工，负责把卡车上的货物卸下来，那一天我就会很晚才到家，于是，第二天早上，坐在餐桌旁，我就会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有时候，母亲会问我，我在阿姆斯特丹那里忙些什么——阿姆斯特丹，那座城市还是不提为好。事实上，母亲并不知道想要问我什么，但起码，她在试图跟我沟通。到四月十九日那一天，父亲也许曾问过我三次，问我学会了多少高深的词语，但每次他都不等我回答便又跟亨克聊了起来。他们聊的是：哪几只奶牛不再产奶，哪几只幼崽需要挪窝，或者是附近其他农场主的一些琐事。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对于父亲和亨克来说。
亨克天生就是当农场主的料，亨克才是父亲的儿子。至于我，究竟他希望我将来干什么或者我希望自己将来干什么，这不是他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后，亨克有了丽特。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他在蒙尼肯丹的一家酒吧遇见了她。在这之前，亨克一直属于我，我也属于亨克。当时，我也在同一家酒吧里，这给丽特带来了某些困惑。那是圣诞节的前夜，那天夜里，不参加午夜弥撒的人都会去外边消磨时光。亨克跟她聊了起来，一开始大伙儿还都凑在一块儿，可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不知不觉间，他们俩逐渐与大家疏离，丢下了我依然和大家、和那群农场的男孩子们在一起。亨克把脑袋背转过去，不想让我看到他的脸，然而，从他的后脑勺，我判断得出他在不停地说话。在他说话的当儿，丽特的目光时不时越过他的肩膀落在我的身上，她的眼神中带着一丝困惑。她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亨克说个不停，而我一声不吭；只要是亨克与赫尔默在一起，哪个夜晚都是这样的格局，绝对不会颠倒过来。当时，我俩十八岁，看上去依然像两只小公羊一般分不出彼此，当然那是在不同的母羊眼里。可是，自那个圣诞前夜之后，我就被抛在了一边，从此成了孤单单的一个。
四月初，丽特拿到了驾驶执照。四月十九日，她决心用行动向亨克证明自己：不管亨克心里是怎么想的，不管那么多的男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她可不是凭着漂亮的脸蛋、甜美的微笑才得以通过驾照考试的。那天下午，我上完了一节语言学的课，然后骑车回家。当时刮的是西南风，我是顺风，上衣的拉链没有拉上。
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厨房里。“亨克走了，”她对我说。
丽特把车开到伊顿村和沃德之间的“吃人之潭”的时候，车子从公路上翻了下去，那是因为恰巧迎面开过来一辆汽车，而对方又没有把车开到路边给她让道。车子从堤坝上滑落下去，翻了个跟斗，车头朝上，重重地跌入了艾瑟尔湖。亨克被当场摔昏过去，副驾驶一边的车门撞得变了形，那一侧的车顶也撞出了一个凹坑。刚巧，那个地方的湖水又比其他许多地方都更深，也许是因为以前的一场大水曾经将那一段堤坝冲毁，靠内陆一边的湖水由此被人们称作“吃人之潭”。那个没有给丽特让路的驾驶员也过来帮忙，即便如此，丽特还是没能把亨克从车子里弄出来。一直到第二天，调用了绞车才终于把车子从湖水里吊了上来；而车子，则是父亲的那辆深蓝色西姆卡轿车(2)。
亨克的遗体停放在起居室，那一段日子，丽特天天都待在我们家。每天一大早，她就过来，直到深夜才回自己的家。亨克是溺水身亡的，因此，棺材的盖板不能长时间地打开。十九日的夜里，气温骤然下降，我们把那两扇框格窗打开了。母亲和丽特什么都不干，就那么整天整天地坐在厨房里。偶尔会有人到家里来，但多数情况下，来的是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一九六七年，他们中有三个还依然健在。父亲和我尽量避免照面，尽可能多地待在屋外。家里的气氛让人难以忍受。两个女人悄无声息地坐在厨房里，亨克的尸体摆放在空无一人的起居室里。到了夜里，我无法入睡，我担心会闻到亨克身上的味道。事故发生两天之后，我骑自行车去阿姆斯特丹上了几节课。在去阿姆斯特丹的路上，我停下来，长时间地站在谢林沃德大桥(3)的最高处，望着奥兰治水闸(4)。我非常确定，十九日那天，我上的是语言学课，因为一到家，母亲就对我说：亨克走了。十九日之前及之后上的什么课，已经彻底地从我的记忆中淡出。回家的路上，我会再一次停下来，再一次长时间地站在谢林沃德大桥的上面，而这一回，我看的是外艾瑟尔湖的湖面，我不想马上踩动自行车的踏板。那一年正好是大桥建成十周年。我觉得不会有人关注我的存在：父母亲是长辈，丽特是未婚妻，而我只不过是兄弟。
从那一天开始，每次出门，我几乎都是往北走，我再也没有去过村庄的南边。
葬礼过后，丽特还会时常浑身颤抖，因为她深感内疚，也因为艾瑟尔湖的湖水寒冷彻骨。其他的人都离开了，只剩下我们四个人默默坐在厨房里。丽特坐在亨克的位置上，光线从她背后的那扇边窗照射进来。父亲拿起空了的咖啡杯，轻轻地来回晃动杯子里的勺子，眼睛则始终盯着他面前的桌面。母亲站起来，默默地给他续上一杯咖啡。亨克也会那样做，也会让咖啡杯里的勺子跳动起来，但他那样做的时候会冲着我微笑，而且，母亲给他的杯子续上咖啡后他还会对母亲说一声“谢谢”。我注意到，丽特看着父亲，父亲正搅拌着奶皮让它与咖啡融合。接着，她又看看我。在她的眼睛里，我又看到了她与亨克初次见面的那天晚上她看着我时的那种困惑。我不记得是否跟她说过话。她跟母亲说话。那一个星期，大家都不怎么说话。
当时，她应该是有一份工作，我记不得了。三天过后，她还在我们家里，她似乎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去做什么。她的情绪感染了母亲。她们常常在一起散步，常常到博士曼风车那里去，她们似乎也知道那个地方对亨克很重要。她跟我们同桌吃饭，那显得极其自然；至少母亲和我觉得非常自然，对于父亲来说可不见得。那天傍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四月二十六日的傍晚，父亲一言不发，缓慢而费力地吃着晚饭。他叉起一大块土豆塞进了嘴巴，随即开口对着丽特说了一句话。事实上，那是整整一个星期的沉默之后父亲对丽特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我请你离开这里，永远不要回来。”
她放下手里的刀叉——用刀叉吃饭的，家里就她一个——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放在她吃了一半的盘子边，推开椅子站了起来。“好吧，”她说，她语气平静，似乎她一直在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她向门厅走去，穿上外套，推开前门走了出去。母亲开始哭泣。我站起身，走到正面的那扇窗户旁边。我看到她正骑着自行车拐弯上公路。那就是丽特留给我的最后的形象：弓着背（她是逆风），金色的长发随风飘动，沿着窄窄的、空荡荡的公路渐渐远去。愈是靠近堤坝的方向，公路变得愈加的空无一人。她消失了，就像十一月份那个红色的自行车尾灯，消失在窗框的背后。
父亲的话还没有说完：“至于你，阿姆斯特丹的一切到此结束。”
我成了父亲的儿子。母亲一直在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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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荷兰首都、最大城市和第二大港口，位于荷兰西北部北荷兰省艾瑟尔湖的西南岸，地势低于海平面一至五米，有“北方威尼斯”之称。
(2) 西姆卡汽车（Simca），意大利人H．T．皮戈泽在法国建立菲亚特分部即西姆卡汽车公司，六十年代初，美国克莱斯勒欧洲分部接管西姆卡公司。一九八六年，西姆卡汽车停产并退出汽车市场。
(3) 谢林沃德大桥（Schellingwoude），阿姆斯特丹最长的桥，长五百公尺，位于泽布格雷兰德与谢林沃德之间，横跨外艾瑟尔湖。
(4) 奥兰治水闸（Orange Locks），荷兰重要水利航运工程，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二年间设计建成，位于阿姆斯特丹东部。工程使北海运河和艾瑟尔湾与须得海隔开，水位得到控制，并确保阿姆斯特丹与须得海之间的航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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