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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克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了,”罗纳尔喊,可我觉得他更像是“被拍打下来的”。我赶到的时候他仍然趴在地上,正试图站起来,鲜血从他的前额上流下来。我叫他待在原地不要动,罗纳尔把自行车扶起来,但由于父亲那辆经久耐用的老爷车非常笨重,把手一下没抓紧滑掉了,车座砸在亨克的后背上。
“别管它了,罗纳尔,”我说。
“发生了什么事?”亨克问。
“我去拿急救包。”
我从挤奶间的门出来,看到罗纳尔站在亨克身边,两只手撑在屁股上,四处张望。“他什么都没说,”他说,“但他也没必要哭。”
我跪下来,用干净的湿茶巾轻轻将他前额上的血擦掉。
罗纳尔在我身后探头来看。“多大的口子呀!”他大喊一声。我立刻意识到我自己根本不可能将它搞定,于是决定省去一般程序,直接送他到皮尔默伦德的医院。急诊室外有很多人在等着,大概因为压在亨克头上的那块茶巾被鲜血浸透了,我们得到了优先接诊。医生清洗伤口,缝合最大的那个伤口——被乌鸦啄的伤口——但对爪子的抓痕只是进行了清洗。医生需要知道我的儿子近几年是否注射过破伤风疫苗。我问了亨克,可他根本不记得打过任何针,于是他们给他打了一针。他的头发很短,医生非常满意,用一块厚厚的纱布将缝合的伤口包好,然后用一个有弹性的带网眼的浴帽状东西罩在他头上。医生没见过这类飞鸟,甚至不知道这世上还有冠鸦存在。“真的太不寻常了,”他笑着对亨克说。“就这样把你的头皮撕开了。”亨克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
回家的路上,亨克默默地坐在我旁边,眼神中有一丝茫然。“我的儿子,”我说。他没有笑,反倒是深深叹了口气。他的头发全部被那怪怪的浴帽遮住了,如果头上没有那只帽子,如果他没有那么深深地叹气,我可能会摸摸他的头。我把车开进院子,打算绕过父亲的破自行车,却发现它已经被推到房子边上了,是罗纳尔想在回家前做点有益的事情。到了厅里,我抓住亨克的胳膊肘让他面对着镜子,他避开自己的眼睛,有那么一会儿,他看起来似乎想往镜中的自己吐口水。
他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坐了至少半个小时,一声不吭,电视也没开,不时地用左胳膊揉揉右胳膊。也不想喝咖啡,什么都不想吃,冠鸦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到白蜡树上的栖息处。
当然,我并不需要别人帮助我把那两头驴赶进驴棚。我打开门,走到幼崽棚打开那里的门,然后慢悠悠地回到驴棚。它们在我身后又跳又叫,但不跑到我前面去,就在敞开的大门前。我给它们让路,只有在那个时候它们才跃过去然后开始转着圈急走,等它们稍稍平静下来,才发现栅栏是新的。我关上门,沿着塑料网来到路上。那排树的树干周围,水仙花正含苞待放。我拐了个弯,沿着新栅栏一直来到帮工小屋的残垣处。最后的二、三十码,那些驴在栅栏的另一侧和我一起走着,毛毛细雨让它们闪闪发光,它们把下巴靠在木栅栏上来回磨蹭,非常满足。
我一抬腿跳到了沟的另一边。森林委员会计划在帮工小屋的位置建一个游客中心。很快,瓦特兰就不再有农民了,或者就只留一个农民,让他看管盖勒韦马和高地牛、锄草、清理空软饮料罐、割芦苇,或者让他划着漂亮的平底船往来于未来的游客中心。其他的土地已经归属于森林委员会,我只是租用而已。一到春天,我就让博士曼风车偏离风向,为那些田凫、黑尾鹬和红脚鹬们灌溉部分土地,我也因此得到省里的补助。每年我赶回羊群的时候都这么做,我觉得这其实也不错,但我还是不愿意卖掉这一小块土地。
每隔六个月森林委员会就会来一封信,父亲总是热心回复。但我不,最后一封信我都没拿给他看,它就扔在桌子的一个小抽屉里。
看到地基,小屋的构造依旧可见。我用脚踢开树叶、枯枝和泥块,这里就是起居室,厨房在这里,卫生间和厅也在这里,地下室已不复存在,只有一个满是砖块和泥土的大洞,混凝土之间宽宽的裂缝中长出了杂草。头顶上方几英尺应该是那间带两扇屋顶窗的大阁楼。我不喜欢孩子尖叫着在这里乱跑,也不喜欢某个农夫装模作样站在这里夸夸其谈。我希望能不时地走到这里,按我自己的意愿重建小屋,亲眼看着天花板轻轻合上,亲眼看着屋顶盖上红色的瓦片。我想象着起居室窗户敞开、有几瓶啤酒并飘着不淡不重的卷烟味。
我用手指梳理着湿发,用手掌搓脸。水是好东西,它很干净,可以洗掉各种各样的东西(灰尘、死皮和年龄)。在水里,人没有重量,水让人变得不顾危险,永不衰老。亨克将永远停留在十九岁。我看到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一只手拿着一瓶温温的啤酒,衬衫上面的几个纽扣没有扣上,另外一只胳膊靠在椅背上。亨克吻了吻我,就好像有人刚刚去世一样,孤寂的乐声轻轻飘荡着。我摇了摇头,用靴子尖踢开一团草。亚普,是亚普,他是个替代品吗?难道他是亨克的替代品,告诉我各种各样的事情该来的时候都会来的?
亨克怎么样了?
亚普怎么样了?
我动身返回农场,那里还有头上挂了彩的亨克,还有想要看到最后一个春天的老父亲。两头驴待在旁边的一个角落里,没有理我。我扶起父亲的破自行车,一条腿跨过大梁,沿着今天早些时候亨克骑车的路线往回骑,因为安装栅栏浑身的肌肉还很酸疼。库房里黑乎乎的。我打开工作台上的日光灯,将钳子挂到木板上,木板上钉有钉子并用铅笔勾画出了轮廓。我把拔钉锤挂上去,一边在想:我又怎么样了?
“你要去哪里?”
“离开。”
“你什么都没带。”
“那又怎么样?”
“你连罩衫都还没脱掉。”
“那又怎么样?”
“你的头感觉怎么样了?”
“痒。”
“很好,痒就好。”
他给自己倒了第二杯酒,我用手捂住我的杯子。我们吃牛排,还有土豆和四季豆。外面,天还没有完全黑,可我已经把边窗的窗帘拉上了。
“一只鸟怎么会作出那样的事?”
我耸耸肩。
“为什么就冲我来?”
我又耸了耸肩。
“我的胳膊没有知觉。”
“想象一下,如果它攻击的是罗纳尔,他的头还真是很脆弱。”
“这么说,它攻击我还是件好事喽?”
“从某种意义上说。”
“谢谢。”
我拿起第三块牛排,放到一个干净的盘子上,切成小块。
“你知道,你的手真蛮大的,”亨克说。
我舀了几勺土豆和一些四季豆到盘子上,将盘子推到他面前。“你把它端到楼上去,好吗?”
“好的。”
他去了好长时间。我洗完碗后从水槽下面的柜子里拿出指甲刷,母亲要我和父亲好好保护我们的手时曾买过一盒机械工用的肥皂,那盒肥皂肯定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她去世后,肥皂盒在柜子里就越挪越深了。我最终在一个潮湿的角落里、一块破布下面找到了它,然后用这块粗糙的肥皂不停地搓手,直搓到手上的皮肤都快破了。
我在炊具室里脱下衣服,扔进洗衣篮,钻进浴室,打开水龙头,然后站到热水下面,一直到锅炉里的热水快用完、水开始冷了才用颤抖着的手指关上水龙头,擦干身子,将毛巾裹在腰间走进卧室。路上,我看了看壁炉台上镜中的自己,也看了看母亲,她也专注地看着我。我本想穿上干净的衣服,可看到了床,就不费那个神了。
我将毛巾扔到一个角落,然后走过去站在丹麦地图前。“瓦尔路斯,”我低声说着。“法鲁姆、霍尔特、比克勒、腓特烈斯韦克。”我的阴茎开始肿胀,赶紧钻到床上。我听到亨克下楼的声音,他穿过房子,似乎在我的卧室门前停了停,接着他把灯关了——这是根据他走的线路判断的。一会儿,他又上楼了,房子里一片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