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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历二十年小西行长进攻釜山开始，这场战争已经足足持续了七年。
别说日本与朝鲜被拖得民生凋敝，就连大明也感觉到一丝疲惫与不耐烦。朝中已经有很多人议论，认为朝廷应该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把日本鬼子赶回老家去，不能再拖了。万历皇帝本人也希望尽快结束朝鲜战争，让国家财政喘一口气。
本着这一诉求，大明朝廷在丁酉之乱一开战，就确定了一个明晰的原则：增兵，增兵，再增兵。
李如松和杨镐的两次出兵，总兵力都只有四万左右，部队成分也以辽东、南兵与宣大为主，相对比较单纯。但如果要扩大增兵规模，势必不能继续从辽东与宣大抽调——这两处肩负着守卫大明北方的重任，不可能为了朝鲜削弱京师的防御力量——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全国全国海选合适的参战部队与指挥官，而且还要设计更庞大、更复杂的后勤补给计划，这些工作都无法一蹴而就。
所以在开战之初，明军一直处于兵力不足的窘境。这种窘境，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六年蔚山之战结束以后，才得以缓解。
从万历二十六年二月开始，以游击将军蓝方威的四千浙兵、前营参将王国栋的三千骑兵延绥为开端，开始了明军的增兵大浪潮。来自辽东、宣大、保定、江浙、四川、广东乃至广西、云贵的土兵相继汇聚到朝鲜来，道路上的车马络绎不绝。
在这些援军中，有三个人特别值得提一提。
一个是刘綎。刘綎也算是抗日援朝的老面孔了，他在第一次援朝战争中赶上了尾巴，没打什么大仗，打了两年酱油就回国了。
刘綎这个人有一个特别奇怪的毛病，贪财——其实贪财不算怪，怪的是刘綎总认为别人跟他一样贪财。本来他从朝鲜回国，一桩稳稳的大功已经到手，刘綎还想再多捞点，就去贿赂御史宋兴祖，结果被一状告到部里，朝廷念在他在朝鲜呆了两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深究。后来朝鲜战争打完以后，他被派去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在总督李化龙的强烈支持下，刘綎打了一个大胜仗。这时候他老毛病又犯了，去贿赂李化龙的父亲，结果又被捅上朝廷，功过相抵……你说这人到底图什么。
这些都是后话。且说这次援朝大增兵，朝廷想起刘綎的资历，觉得是个好人选，就命令他带领他麾下那支“多国部队”再次出征。刘綎出发的很早，在二月份就抵达了前线，驻扎在全州负责西线防御。
第二个人是董一元。
董一元和麻贵同属宣大系，也是将门出身，远祖是汉代大儒董仲舒，父亲董旸和哥哥董一奎都是一代名将。董一元本人长期驻守在蓟州、宣府、宁夏、延绥等地，战功累累，是个精熟于边事的老将。
在万历二十二年，就在朝鲜战场上谈判谈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董一元被调到了辽东担任总兵，接替李成梁之位。他跟杨镐、李如梅等人合作，干净利落地干掉了蒙古部的把兔儿，消除了一大威胁，大受万历皇帝褒奖。二十五年被弹劾去职，接替他的恰好是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
现在杨镐被弹劾丢官，李如梅又因为李如松之死而留在辽东。董一元战功卓著、资历老，又同时拥有宣大、辽东背景的将领，能镇得住场子，于是他被选中担任御倭总兵官，三月份抵达朝鲜，独带一路。
第三个人叫陈璘
这个人特殊在何处，只要看他的头衔就知道了：钦差统领水兵御倭总兵官。
他的到来，只意味着一件事：大明水师出动了。
在漫长的抗倭战争战事中，大明水师一直保持着沉默，原因有两点：
第一：在战争初期，朝廷无法判明日军的主攻方向，生怕他们佯攻朝鲜，实袭沿海，因此各地水师都以保卫地方为第一要务，不敢轻易北上集结。第二：等到日军的战略意图清晰了以后，又横空出世了一个李舜臣，打得日本水师七荤八素，朝鲜水师足可以应付，不需要大明水师千里迢迢赶过去。
所以在长达数年的战争和对峙中，一直缺少大明水师的身影，不是没想到，而是不需要。
在这期间，大明水军只有两次登场的机会。一次是在李如松攻克平壤以后，为从山东、天津等地向朝鲜运送补给物资的船队提供护航；一次是日军从汉城撤退以后，一支舰队在宋应昌的要求下南下全罗道，试图配合他偷袭釜山的计划。后来和议声起，这个计划无疾而终，于是这支舰队也就撤退了。
一直到丁酉再乱的漆川梁海战爆发，朝鲜水师全军覆没，经略邢玠才惊觉水师对于战局的重要性。尤其是蔚山之战后，日军在水面来去自如，让邢玠更痛感需要一支强大的水军来配合陆上攻势。李舜臣确实很能干，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手里就那么几条船，袭扰可以，正经打仗就不够力了。
朝廷对邢玠的要求回应非常迅速，很快就派遣了以陈璘为首的广东水师前往助战。
陈璘是广东人，能征善战，尤其是擅长水战，在广东声名赫赫，声望连在北京的万历皇帝都有所耳闻。可惜他性格不是特別好，为人贪渎，曾因虐待士卒而引发哗变，屡遭弹劾，在官场一直上上下下，经历颇为坎坷。
陈璘与抗日援朝的结缘，比任何将领都早。早在万历二十年，朝廷还没决定出兵的时候，万历已经在全国提前开始挑选将领。两广总督萧彦力荐陈璘，把他夸得无比英勇。于是在当年的八月份，北京下文，把陈璘从南方召到京城，担任神机七营参将，以备咨询。
陈璘一看居然赶上这么好的机会，欣喜若狂，他从家乡招募了五百多兵子弟，配备了精良火器，奔赴京城而去。战争开始以后，陈璘很快被任命为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副总兵，防备日军登陆。
就在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的时候，陈璘却倒霉了……
陈璘是个彻底的主战派，他一直强烈要求带着水军上战场，不停地给上峰上书。你说他是真心要为国效力也行，说他是为了故意表现自己的勇气也行，总之闹得是全军皆知，谁都知道有个陈姓大将跃跃欲试，要求带着水军入朝参战。
这个请求在战争初期一直被人忽视，因为李如松打得一直很顺利，用不着水军。到了碧蹄馆之战后，宋应昌深切地感觉没有水军，不能成事，他一下想起来陈璘，一纸调令让他过来助战——但这一举动，却惹恼了兵部尚书石星。
大家都知道，在万历二十一年之后，石星逐渐变成了主和派，与宋应昌龃龉频生，两个人就战和问题分歧很大。现在宋应昌要调陈璘入朝，摆明了是要扩大战争规模啊，这与石星的方针完全相左，必须要阻止！
当时封贡之议刚起，对日方略朝廷还没取得一致意见，和谈的气氛尚不浓烈。石星不敢明目张胆地阻挠，于是他玩了一手阴的：举报陈璘向自己行贿。
其实驻京武将向文官敬献礼物，在大明已成了官场潜规则，人人皆是如此。陈璘到北京以后，也未能免俗，送了石星几件绒毯和几个琉璃杯子。他万万没想到，石星为了打击宋应昌，居然拿此事发难。
行贿证据确凿，陈璘也没什么好辩解的。他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撤了职，带着陈家军灰溜溜地被调回广东、福建一线去了。他可真是躺着也中枪。
现在邢玠提请水师助战，万历皇帝一下子就想到了陈璘，跟内阁议了议，着兵部发下一纸调令，让他带着广东水营北上抗日。
陈璘带着自己的几个心腹和儿子陈九经，总兵力八千六百人，浩浩荡荡开赴朝鲜而来。这八千多人里，只有陈九经率领的两千人是两广水兵，还有两千广东步兵以及四千六百名狼土兵。
狼土兵是明代抗倭的一段传奇。早在嘉靖年间，抗倭名臣张经就曾在俞大猷的建议下，调派广西田州等地的壮族土兵，谓之“狼兵”，又叫“俍兵”。 与湘西土家族士兵合称为“狼土兵”狼兵作战极为悍勇，曾经在王江泾一战剿灭倭寇近两千人，是戚家军之前的明军抗倭主力。陈璘带的这支狼土兵，其成分已经不同于嘉靖年间，混杂了壮、土家、苗、瑶等西南少数民族，不过战斗力丝毫不减。
邢玠大概觉得只有两千水军太过单薄，又向朝廷发问，调来了邓子龙的三千水军，归陈璘统一管理。邓子龙是一员老将，这一年都七十了，他在福建抗过倭，在江西平过乱，还在边境跟缅甸对峙了十二年，打得缅甸人不敢北望。他的出席，让陈璘的水师如虎添翼。
同时开赴朝鲜的，还有一支一千六百人的广东水军，由陈璘的老战友副总兵吴广率领，编制上归刘綎管辖，是独立于陈璘的一支水师部队。
等到陈璘进入朝鲜后，又有一支来自南直隶水师与之会师。这支水师是由游击将军梁天胤和把总李天常统领，总兵力五千人。
仅仅只是陈璘这一支部队，就超过了朝、日两军水师的总和。
陈璘的先头部队早在二月底就抵达了朝鲜，驻守在鸭绿江口，他本人在四月份入朝，而广东水师的主力抵达的时间，是在五月十六日。陈璘没有急于进攻，而是就地熟悉朝鲜附近水文情况。恰好这时候丁应泰弹杨镐案爆发，明军陷入停顿状态，一直拖到万世德接任经略一职以后，陈璘的水军才在七月二十六日向全罗道开进，一共五百多条船——注意，大明的“船”，和日本的“船”无论是吨位还是威力可都是截然不同。
陈璘到了朝鲜以后，很得朝鲜君臣欢心。朝鲜国王李昖接见他的时候，陈璘什么礼品都不要，只要求提供诸如解硝、瓦罐、石灰之类的作战物资，慷慨表示不干掉日本人我就不回去了。这种态度，让李昖十分欣慰。
他们的高兴劲还没过呢，问题就出现了。
李昖在汉城设宴款待陈璘，吃饱喝足以后，一群人出走消化食儿，走到一处叫青坡野的地方，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惨叫声。朝鲜君臣和陈璘凑过去一看，傻眼了。
一个叫李尚规的朝鲜官员被一根绳子系住脖子，在地上像狗一样拖来拖去，绳子那头，是陈璘的一名部下，一边拖曳一边还骂骂咧咧。
虽说大明将领虐待朝鲜官员不是第一次，但当着国王的面这么干，可实在是太打脸了。陈璘也觉得不太合适，喝叱部下赶紧住手，跟李昖告罪，然后匆忙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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